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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阿Q这个形象在反映国人魂灵方面的成功。这些人一看了小说就能够对号入座，感到写的是自己，不就是因为他或多或少具有阿Q的性格和行状么。在《〈阿Q正传〉的成因》这篇里，作者说，“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又说，“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很值得注意。就社会地位来说，他本是地主豪绅阶级的一员。当旧社会面1925年5月28日为王希礼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摄。鲁迅还为这个译本写了序言和自叙传略。临崩溃，革命风暴起来的时候，从这个阶级中确实也能够分化出真正的革命者的。但是假洋鬼子并不是这样的人，他所需要的，根本不是革命，而是把他那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和可以剥削和统治他人的地位继续保持下去。当然，假如有一种什么“革命”，不但不触犯他的既得利益，反而可以增加他的利益，不但不会动摇他的优越地位，反而可以巩固和加强他的这种地位，那么，他还是可以接受、欢迎、乃至参加这种“革命”的。武昌起义爆发，未庄的赵太爷之流在革命的风声（十分抱歉，委实不好说是风暴）中间，感到片刻惊惶和危惧的时候，假洋鬼子却长袖善舞，进一趟城，弄来了“柿油党”的银桃子，这也就更加重了他那根哭丧棒的重量。据他自己吹嘘，还居然可以“洪哥洪哥”的同革命新贵拉上关系。总而言之，俨然革命党了。他这革命党也委实做得过，不但决没有“嚓”的砍掉脑袋之虞，而且头一件“革命行动”就是一下子从静修庵的老尼姑那里革来了一只宣德炉：颇值几个钱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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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3）
这就是假洋鬼子的革命。假洋鬼子的革命既然是这样，他当然不准阿Q革命了。倒是赵太爷他们，经过假洋鬼子的撮合，都“咸与维新”，继续统治着未庄。
阿Q和假洋鬼子这两个人物对待革命态度的不同和在革命中遭遇的不同，深刻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阿Q正传》是以幽默的笔调写深刻的反思，显示出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过人的洞察力。这并不是轻松的、叫人“开心”的文章。从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开心话”专栏刊出，移到“新文艺”栏去了。
罗曼·罗兰。他看了《阿Q正传》的法文译稿，就把它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发表。当《阿Q正传》还只在《晨报》上发表到第四章的时候，后来也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沈雁冰就称它为杰作。在1922年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上，他在答覆一个认为《阿Q正传》“讽刺过分”，“稍伤真实”的读者来信中说：
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奥勃洛摩夫）了！
《阿Q正传》问世之后，不久就赢得了国际声誉。敬隐渔（《约翰·克利斯朵夫》最早的中译者）把它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罗曼·罗兰介绍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在1926年5月和6月出版的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上刊出。罗曼·罗兰的遗物中还保存了他写给《欧罗巴》月刊编者巴查尔什特的荐稿信，信中他这样谈这部小说：
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
在这前后的几年间，《阿Q正传》还出了英文、俄文和日文的译本。
1922年末，鲁迅把他写的十五篇小说编了个集子。12月3日，他给这本名叫《呐喊》的小说集写了一篇自序，讲述了他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这些作品的倾向，自序说：
1925年7月4日应《阿Q正传》的英译者梁社乾的要求摄。他的译本1926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说这个译本“似乎译得很恳切”。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后来他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说得更加强调了：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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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4）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呐喊》初版是十五篇。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作者把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为题材的《不周山》抽了下来，以后各次印刷的《呐喊》就只有十四篇了。《不周山》后来改题为《补天》，收入小说集《故事新编》中。
这时，鲁迅不只是自己写文章，他还拿出许多时间精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芬兰亚勒吉阿、明那·亢德、保加利亚跋佐夫、日本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短篇小说。翻译了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翻译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和剧本《桃色的云》。
在当时鲁迅翻译的许多外国作品中，他自己最重视的是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翻译这本书，说来真有一点偶然。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是战败国，中国算是战胜国之一，于是把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作为一种战利品搬到北京来。###派了一些人去清点，《工人绥惠略夫》就是鲁迅被派去清点的时候从那些书里面挑出来的。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里，鲁迅说起这事：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就是鲁迅挑中这书的原因吧。这书引起了鲁迅强烈的共鸣，书中的好些议论，我们都可以在鲁迅后来的杂文甚至小说中看到。例如在小说《头发的故事》和讲演《娜拉走后怎样》中，就都提出了“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这个问题；在《答有恒先生》的通信中说的，“……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小杂感》中说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类似的意思甚至字句，都是来自《工人绥惠略夫》书中。心心相印，鲁迅才着手翻译它的吧。
鲁迅翻译这书，心中不时拿来同中国作比较。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说起这书中的人物，对于主要人物绥惠略夫和亚拉借夫，用了“伟大”这字眼。“便是其馀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而他在中国一搜索，就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人物。可是他并不希望中国出现绥惠略夫这样改革家。他在《记谈话》中说：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他盼望社会改革，赞美改革，却不希望出现这样破坏一切的改革家，只是他的一种最良好的愿望吧。
荷戟独彷徨（1）
1920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组建中国共产党。他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在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合作。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陈独秀、李大钊都成了党的领导人，《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其实还在这之前，《新青年》这刊物要怎样办下去，同人间的意见已经发生了很大分歧。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了一信给高一涵和胡适，其中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期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从胡适的复信中，可以看出同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了：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画，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