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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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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候,他们家里也是祸不单行。祖父出了事,关在杭州府狱。偏偏这时候父亲又病倒了。起病大约是1894年的初冬。那病状,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
  最早的病象是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医者意也”的学说,中国相传陈墨可以止血,取其墨色可以盖过红色,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添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蒙胧的存在眼前。这以后却也不再吐了,接着是医方与单方并进,最初作为肺痈医治,于新奇的药引之外,寻找多年埋在地下化为清水的腌菜卤,屋瓦上经过三年霜雪的萝卜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结果自然是毫无效验。现在想起来,他的病并无肺结核的现象,那吐血不知是从哪里来的。随后脚背浮肿,渐至小腿,乃又作水肿医治,反正也只是吃“败鼓皮丸”。终于肿到胸腹之间,他常诉说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紧着,其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了。
  当年请来给他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
  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他这样诊治了两年,无效,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于是就荐当地另一位名医何廉臣(鲁迅的文章里写为陈莲河)来代替自己。关于这一位名医,《父亲的病》里是这样记述的: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6)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
  要捉到“原配”蟋蟀,就不是一个人能办妥帖的了,鲁迅得和二弟作人一同出动。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说起这事:
  我们忙的是帮助找寻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绵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
  这样诊治了四五个月之后,这一位大夫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1896年10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九月初六)深夜,父亲去世了,才三十六岁。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又死了。不用说,一家人有多么悲哀了。
  在一家忙于给父亲治病的时候,祖父的事情倒是有了一点转机。光绪二十一年秋审,这本来是一个生死关头,万幸的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的上谕说明了免勾的理由:“一起斩犯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从此,监禁在杭州府狱中的他,不再为每年的秋审提心吊胆了。
  祖父的狱中生活,在周作人的《五十年前的杭州府狱》一文中可见一斑。1897年正月到1898年五月中旬,这段日子他在杭州,每隔两三天就去陪侍祖父一天。这篇文章说:
  我在杭州住了两年,到那里总去过一百多次,可是这署门大堂的情形如何却都说不清了,只记得监狱部分,入门是一重铁栅门,我推门进去,门内坐着几个禁卒,因为是认识我的,所以什么也不问,我也一直没有打过招呼。拐过一个弯,又是一张普通的门,通常开着,里边是一个小院子,上首朝南大概即是狱神祠,我却未曾去看过,只顾往东边的小门进去,这里面便是祖父所住的小院落了。门内是一条长天井,南边是墙,北边是一排白木圆柱的栅栏,栅栏内有狭长的廊,廊下并排一列开着些木门,这都是一间间的监房。大概一排有四间吧,但那里只有西头一间里祖父住着,隔壁住了一个禁卒,名叫邹玉,是长厚的老头儿,其馀的都空着没有人住。房间四壁都用白木圆柱做成,向南一面,上半长短圆柱相间,留出空隙以通风日,用代窗牖,房屋宽可一丈半,深约二丈半,下铺地板,左边三分之二的地面用厚板铺成榻状,很大的一片,以供坐卧之用。祖父房间里的布置是对着门口放了一张板桌和椅,板台上靠北安置棕棚,上挂蚊帐,旁边放着衣箱。中间板桌对过的地方是几叠书和零用什物,我的坐处便在这台上书堆与南“窗”之间。这几堆书中我记得有广百宋斋的四史,木板《纲鉴易知录》,《五种遗规》,《明季南略》《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徐灵胎四种》,其中只有一卷《道情》可以懂得。我在那里坐上一日,除了偶尔遇见廊下炭炉上炖着的水开了,拿来给祖父冲茶,或是因为加添了我一个人用,便壶早满了,提出去往小天井的尽头倒在地上之外,总是坐着翻翻书看,颠来倒去的就是翻弄那些,只有《四史》不敢下手罢了。祖父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在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常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骂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7)
祖父在狱中吃饭的情形,这篇文章说:“男仆阮元甫在楼下歇宿,他是专门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门去,给祖父预备早点,随即上市买菜,在狱中小厨房里做好了之后,送一份到寓里来(寓中只管煮饭),等祖父吃过了午饭,他便又飘然出去上佑圣观坐茶馆,顺便买些什物,直到傍晚才回去备晚饭。”
  祖父在狱中,想看书,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馆的铅印书,或者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他买来的木板书中有一部《唐宋诗醇》,是乾隆皇帝“御选”的一部有四十七卷的大部头书,唐朝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宋朝选了苏轼和陆游两家。祖父看过之后,将这书搭回绍兴家中去,书中夹了他一张字条: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示樟寿诸孙
  这张字条现在保存下来了。可见他虽然人在狱中,对孙辈教育这事他还是放在心上的。
  从周作人说的这些情况看来,祖父在狱中,人身自由当然是被剥夺了,但在生活方面,包括精神生活,却还不能说受了怎样的虐待。可是家里,要负担他在狱中的开销,负担一个病人的医治,负担一家长幼的嚼用,很快就穷落下来了。几年中间,那四五十亩水田,全被卖掉了。
  家境的骤然败落,对少年鲁迅的影响不小。后来他在《呐喊·自序》里写到了这几年中的感受: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死了。祖父还在狱中。十五岁的鲁迅就成了他这一房的代表了。寡母孤儿,总少不了受人欺压。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1897)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诚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这一位和蔼的老人在涉及利益问题的时候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他在小说《孤独者》中,让魏连殳说的“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显然就是对这一件事的回忆。
  

走异路 逃异地(1)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说:
  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
  这事他在《呐喊·自序》中是这样说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
  就这样,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还带着体温的八块银元,避开了母亲的泪眼,怀着凄怆的离愁别绪,离开他生活了十七年的故乡,离开他亲爱的母亲和兄弟,动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他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活,开始踏上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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