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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张元也曾经接到一些国外的制片机构和大学的邀请,希望他前往生活和工作。但张元自己却从未动心过,因为他发自肺腑的热爱这片土地,尽管他那时还不被承认和接受。
“我希望人是平等的,而且是宽容的,会接受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一直觉得人生充满了喜剧和巧合,也同样充满了悲剧。”他意味深长的说,“所以,人是最值得怜悯的。在我的头脑里,没有好人和坏人,所以,我的电影并没有斗争的方向,也没有竞争的方向。
他从不把自己视为斗士或者勇夫,也从未有过要和谁战斗的意识,他说他自己只是呈现,而没有任何的指向性。“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电影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太宽容了。”他如此评价自己,尽管在别人眼里他已经足够先锋。
意识到这点他终于开始对自己改变。1996年拍摄完《东宫西宫》,张元开始带着作品去世界各大电影节参展,同时担任评委。在异域繁华热闹的电影节上,他照例又斩奖无数。然而镁光灯下,人头窜动中,他突然发现找不到属于自己同胞的影子。那一刹那,他变得失落,这种失落并非源自无人分享他的荣耀,而是无人分享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但是我的创作国内观众却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了解。”他开始意识到了一种强烈的荒诞和悲哀。
于是,从颇具双关意味的《过年回家》开始,张元的电影迈向国内市场。有人怀疑这是他对自己的背弃与背叛,但他摇头,不以为然:“我还是我自己,我一直在坚持我的东西。电影的价值在与被观看和讨论,只有让国内的观众看到我的影片,对话才会形成,我必须其做能和环境相对话的东西,否则,我永远是在打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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