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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迎着亚当的目光，微微牵动了一下嘴角，好像说，没有事，请放心；但没有亚当要的答案：这孩子是谁的。
薇拉也陷入茫然，她看看李梅，又看看亚当，他们不动声色，似乎没有明显的交流。倒是赵克强的笑声感染了车厢里的每一个人。于是，薇拉相信，也许赵克强的兴奋是有道理的。谁都知道他们一路上已经成为了事实夫妻。她可怜的亚当，经常像馋嘴的猫儿，看着邻居家的狗儿在玩弄着自己的战利品。她本来是可以劝慰亚当，为他吹灭他心中那盏脆弱的摇摇欲坠的烛火，但她没有那样做。因为，她心中的嫉妒之火，曾经让她坐卧不安，心如猫咬。让可怜的亚当尝尝这个滋味，有利于这个大男孩的成熟。哦，上帝啊，即便是饥饿也不是什么果子都可以吃的啊。
列车快到上海的时候，亚当时不时地站起来，想和李梅单独约会，但赵克强却万般温柔地拥着李梅不离左右。李梅的呕吐，和即将有孩子当父亲的感觉，让赵克强突然成熟温存起来。李梅站起身试图和亚当单独地谈一谈的时候，赵克强却扶着李梅一直跟到列车的连接处。李梅不耐烦地呵斥赵克强，你跟着我干什么啊，讨厌！
赵克强却一点不生气，嬉皮笑脸地说：“我不是怕你摔着吗？你气，我不气。保护儿子要紧。”
李梅毫无办法，当列车进站的时候，气氛又骤然紧张起来了。站台上的日本宪兵从窗口慢慢滑过，“咣”地一声停住的时候，宪兵的哨子响了起来。虽然说，他们的护照上有日本关东军边防检查站的入境签章，但上海的日本宪兵会更加的严厉审查。因为二战时期的上海，集聚着多方的间谍。有中国的国民政府的，有共产党地下抵抗组织的，有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在这个旧日的东方冒险家的乐园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互相勾心斗角，因而，日本的特务机关也十分的发达。当敌情紧张的时候，李梅和赵克强立刻进入了战争的角色。
车厢里的犹太人开始涌动，人们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和包裹，过道里站满了要下车的人。赵克强叮嘱李梅，下车后，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就像老夫老妻一样自然，一步都不能走散。表情要放松，脸上要有微笑，要给日本宪兵一个从容自然的感觉。对了，你的脸要好好清洗一下，简单地涂点面霜，不要显出我们长途跋涉、经历千难万险的狼狈。只要出了站台，我们就能联系上组织，找到自己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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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钢琴》十一（3）
下车的时候，亚当终于在车厢的连接处，挤到李梅的身边。他们在人群的互相挤靠和涌动中，匆匆地说了话。亚当说：“梅，不要忘记练习《降D大调第八号浪漫曲》，不要忘记、不要……”
李梅在人群中跷起脚，紧紧地靠在他的小腿上，眼含着热泪，喊着：“你保重，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
突然，亚当想起什么似的，只见他的右手使劲地在拉自己的衣服钮扣，但等他拉下、想交给她时，他与李梅之间已挤满了人流。
只有他们的目光穿过人群，又一次热烈地碰撞了，但是，很快就模糊了，因为泪水已经充满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明白，每一次小小的分别也许都将是生死永别，他们只想：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自己最爱的人。
站台上，犹太人的难民队伍和李梅、赵克强他们立刻就分开了，分别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犹太人难民走向难民接待处，李梅和赵克强必须随大批的旅客涌向出站口。如果他们不及时地出去，一旦他们凸显在站台上，就分外地引人注目。被日本宪兵盯上了，盘查起来，谁也说不清后果是什么。因为他们持的是苏联的护照，而不是日本人颁发的良民证。生死有时就在一念之间。
还好，李梅和赵克强没有遇上麻烦，随着拥挤的人群忽忽拉拉地走出了站台。
亚当和犹太人难民们却没有立刻走出站台。他们到了站台的一侧，在一面白色的标语旗帜下面排起了队。站台上有两面旗帜，一面上写着“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简称“CFA”（mittee for the Assistance of European Jewish Refugees Shanghai， 1938年10月创建于上海）；一面旗帜上写着“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简称“EJC”（mittee for Assistance of Refugees from Eastern Europe， 1941年为援助波兰难民创建）。
亚当和他们的难民团队站在“EJC”的标语旗帜下面。
CFA的标语旗帜下面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他们大都穿戴整齐，提着皮箱；实际上，1941年的上海，已经很少能够接待来自欧洲的，特别是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犹太人。他们的高峰期是在1939年的上半年和1940年的6月。那个时期，上海的港口，每月都有差不多1500—2000名来自于欧洲的犹太难民登陆。到了1940年的6月，由于意大利参战的原因，封闭了地中海的海洋贸易通道，没有逃出来的欧洲犹太人几乎绝望了。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或者能够逃到东欧国家的犹太人，要想继续地逃亡，只能够辗转经西伯利亚到达上海。然后，如果你能够获得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签证，你可以作短暂的停留，继续走。直接乘船或者坐火车到达上海的欧洲犹太人，因为富裕和没有经过长途跋涉的原因，通常是比较体面和有钱的。
站在EJC的标语旗帜下面的东欧犹太人，特别是波兰的犹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背着俄罗斯式的大口袋和脏兮兮的行李。但是，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年轻。年轻的波兰犹太人，脸形瘦削，脸色铁青。目光中一种令人不安的深沉和倔强，大胡子拉比说，上帝已经远离了他们；从列宁格勒出来的、大胡子拉比带出来的团队相对好一些。他们拉家带口，尽管衣衫褴褛，脸色疲惫，但是，他们的行李还很整齐，有皮箱和书籍。他们当中，又数亚当和薇拉的模样干净一点，他们穿的大衣虽然已经皱巴巴，肮脏不堪。但那还是大衣，上等的衣料和带狐皮的围领。这使得薇拉突然又找回了某些高傲的感觉和自尊。她努力挺直腰板，让皱巴巴的大衣尽可能地顺着自己的身形，显得平整一些。
难民们一一登记，尽管他们饥饿和疲惫，但依然很有秩序地排队。有抱孩子的妇女小声地问一位负责登记的男人：“有奶粉吗？我的孩子已经很多天没有吃的了。”
登记的男人礼貌地安慰着：“哦，请你再忍耐一会，很快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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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咒钢琴》十一（4）
行李车厢上，一群劳工在“哼哟哼哟”地往下抬亚当的黑钢琴。目前，这好像是犹太难民最奢侈的物品设备了。亚当安装好了他的钢琴，就一头大汗地跑到登记的队伍当中。
亚当边登记边问：“先生，我的钱都托运钢琴了，我们全家一个子都没有了，能给我找一份工作吗？”
其实，亚当还剩有最后一粒金钮扣，但他自得知李梅怀孕后，就决定把它留给李梅，无论她怀上的孩子是谁的；刚才他已经把金钮扣从衣服上取下来了，但人潮涌动，无法将它交到李梅手中，要是硬走过去塞到她手里，准保还像上次牛肉块那样，一惊一缩地掉在地上……此刻，这粒金钮扣就在亚当的口袋里，但是，他不会兑换掉的。
登记的人说：“那得看你的运气，先生。如果你实在窘迫，我看还是把钢琴卖了。我认识一个买主，会给一个好价钱。不过，我得收15％的佣金。”
亚当愤懑地说一句：“谢谢。我宁肯挨饿，也不能没有音乐。”
登记的人用嘲弄口吻道：“那就恭喜你还没有饿到天晕地转，连见上帝的力气都没有的地步。”
薇拉不满地说：“先生，您知道在和谁说话吗？”
登记的男人翻了一下眼睛，冷冷地答道：“还是将您的高傲留在波兰吧，夫人。这里是上海，也###天您就知道什么是值得尊敬的东西了。”
亚当问：“什么意思，先生？”
登记的男人说：“难民收容所的食品可是一人一份，童叟无欺。”
亚当和薇拉哑口无言，面面相觑……
与此同时，李梅和赵克强坐在人力车夫的黄包车上，在上海的街道上走着。离开俄罗斯的时候，共产国际中国联络部的人给了他一个联络地址。路上，两个人看着一堆堆的瓦砾和燃烧过的残垣断壁，紧抿着嘴唇。路面和铺面整齐的地方，不断地又看见日本军人的巡逻队和汽车横冲直撞，商店的门口挂着小小的太阳旗，成群结队的日本浪人拿着酒壶，肆无忌惮地高唱着日本的国歌《君之代》。
赵克强眼睛里几乎冒火，阴沉着脸。
李梅将赵克强的帽子拉下来，遮住赵克强的眼睛和脸，然后紧紧地抓住赵克强的手，生怕他一时冲动，惹出大麻烦。
黄包车到了霞飞路（今淮海路）175号，李梅和赵克强下车。他们没有急于搬下行李，而是轻轻地敲了几下门。许久，175号的角门上打开了一个小洞门，露出了一双眼睛。
眼睛问：“找谁？”
赵克强说：“我姓赵，是你家主人的亲戚，听说外祖母病了，就赶回来看望她老人家来了。”
小洞门里的眼睛问：“带药了吗？”
赵克强连说：“带了带了。”
角门吱呀一声开了，闪出一张惊喜神秘的面孔：“进来、进来，这下老太太有救了。”
李梅扑哧一声笑了，突然又意识到严肃性，噤住声。赵克强瞪了李梅一眼，低声地：“不像话，家里的老太太病了，你还有心情笑？！”
《魔咒钢琴》十二（1）
一辆载着亚当他们的犹太难民的卡车，越过一道道日军在街道中间堆起的沙包工事，在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门前停下。
沙逊家族是1847年到达上海创业的最早的犹太人，1920年维克多？沙逊接管其家族的产业，在黄浦江边的外滩上建起了沙逊大厦（又称华懋饭店，1956年后改名和平饭店，名字沿用至今）。本来，难民救援机构已经在上海的华德路和朔方路等地方建立了6处难民救济所，犹太人也称之为“家园”。每个家园大约能够收留200—600人，提供一日三餐和拥挤的住处。家园的条件尽管很差，但是由于犹太人后来的大量的涌入，也不够用了。维克多？沙逊作为塞法拉迪犹太社团的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就将自己的大厦饭店部分的大堂，作为安置难民的临时住所。反正战争时期，也少有人来旅游和住宿。
临时改成难民营的饭店大堂，排列着一排排的双层的铁架床铺。床铺和床铺之间，仅够一个人侧身走路，床铺的下面是每个人的纸箱和皮箱，不多的几张简易的写字的桌子，摆在一排床铺的顶头。人与人之间，谈不上私人的空间和隐秘。好一点的床铺用布帘隔开，没有布帘的就干脆向整个世界暴露。即便是有布帘的，也只是挡住左右邻居的眼睛，因为从大堂二楼的上面，照样一览无余。而二楼大堂上的床铺密密麻麻，居高临下，如果想偷窥的话，用眼睛的余光，就能够俯瞰一切。
难民们几乎无事可做，一部分人在读犹太人自己办的《上海犹太早报》和《我们的生活》、《斗争》等杂志；一部分从东欧来的犹太人关心着时局，大声地辩论着什么；还有人在乘机修鞋、修收音机、修照相机，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微薄的一点收入；更多的老年人和妇女、儿童围着拉比在静静地祈祷……
CFA的人在饭店的大门口给新来的人分发食品，一个白色的铁盘子、一个金属杯、一个汤匙、一床薄薄的小被子和他们将要就寝的床铺的号码……
薇拉显然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在上海火车站她看到一些体面的欧洲犹太人已经坐着另外的汽车走了，她敢肯定他们有更好的住处，没准是干净的公寓。而这个难民营里，安顿的却是下等的犹太穷人，看上去是工匠、裁缝、机械工人和流浪汉衣食无忧的天堂。这些人即使在和平的欧洲世界里，他们也很难有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她怎么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和隐私众目睽睽地暴露在他们面前，在污浊的空气里一件一件地脱着自己的衣服，在晃晃悠悠的铁床上迎接那些饥饿的目光呢？
她用手紧了紧自己的大衣领，问CFA的人：“我们可以租到单独房间吗？”
CFA的人头也没抬，说：“当然，女士。假如你有足够的钱。我们难民营是救济那些分文没有、又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美国犹太基金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