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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她快要死了。”
“她住在哪儿，汉娜？”
“一直要到惠特克劳斯坡呢，差不多有四英里路，一路都是沼泽和青苔。”
“告诉他我就去。”
“先生，我想你还是别去好。天黑以后走这样的路是最糟糕的，整个沼泽地都没有路，而且又碰上了天气这么恶劣的晚上——风从来没有刮得那么大，你还是传个话，先生，明天上那儿去。”
但他已经在过道上了，披上了斗篷，没有反对，没有怨言，便出发了，那时候已经九点。他到了半夜才回来，尽管四肢冻僵，身子疲乏，却显得比出发时还愉快。他完成了一项职责，作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克己献身的魄力，自我感觉好了不少。
我担心接下来的一整周使他很不耐烦。那是圣诞周，我们不干正经事儿，却沉浸在家庭的欢闹之中。荒原的空气，家里的自由自在的气氛，生活富裕的曙光，对黛安娜和玛丽的心灵，犹如起死回生的长生不老药。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她们都寻欢作乐。她们总能谈个不休，她们的交谈机智、精辟、富有独创，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我喜欢倾听，喜欢参与，甚过干一切别的事情。圣·约翰对我们的说笑并无非议，但避之不迭。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区大，人口分散，访问不同地区的贫苦人家，便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黛安娜闷闷不乐了一阵子后问道，“你的计划没有改变吗？”“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便是对方的回答。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离开英国的时间确定在明年。
“那么罗莎蒙德·奥利弗呢？”玛丽问。这句话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她说完不久便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它收回去。圣·约翰手里捧着一本书——吃饭时看书是他不合群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利弗，”他说“要跟格兰比先生结婚了。他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从他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他的妹妹们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像一块玻璃那样安详。
“这门婚事准是定得很匆忙，”黛安娜说，“他们彼此不可能认识很久的。”
“但有两个月了。他们十月份在S城的一个乡间舞会上见的面。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从各方面看来这门亲事都是称心合意的，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没的必要拖延了。一等弗雷德里克爵士出让给他们的S城那个地方整修好，可以接待他们了，他们就结婚。”
这次谈话后我第一回见圣·约翰独自呆着的时候，很想问问他，这件事是不是很使他伤心。但他似乎不需要什么同情，因此，我不但没有冒昧地再有所表示，反而想起自己以前的冒失而感到羞愧。此外，我已疏于同他交谈，他的冷漠态度再次结冻，我的坦率便在底下凝固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对我以妹妹相待，而是不断地显出那种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区别，丝毫没有要慢慢亲热起来的意思。总之，自从我被认作他的亲人，并同住一屋后，我觉得我们间的距离，远比当初我不过是乡村女教师时大得多。当我记起我曾深得他的信任时，我很难理解他现在的冷淡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从趴着的书桌上抬起头来说话时，我不免有些惊讶了。
“你瞧，简，仗己经打过了，而且获得了胜利。”
我被这样的说话方式吓了一跳，没有立即回答。但犹豫了一阵子后，说道：
“可是你确信自己不是那种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征服者吗？如果再来一仗岂不会把你毁掉？”
“我想不会。要是会，也并没有多大关系。我永远也不会应召去参加另一次这样的争斗了。争斗的结局是决定性的，现在我的道路已经扫清，我为此而感谢上帝！”说完，他回到了自己的文件和沉默中去了。
我们彼此间的欢乐（即黛安娜的、玛丽的和我的）渐渐地趋于安静了。我们恢复了平时的习惯和正常的学习，圣·约翰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了，与我们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有时一坐几小时。这时候玛丽绘画；黛安娜继续她的《百科全书》阅读课程（使我不胜惊讶和敬畏）；我苦读德文；他则思索着自己神秘的学问，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很需要把它掌握。
他似乎就这么忙着，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安静而投入。不过他的蓝眼睛惯于离开看上去稀奇古怪的语法，转来转去，有时会出奇地紧盯着我们这些同学，一与别人的目光相通就会立即收敛，但不时又回过来搜索我们的桌子。我感到纳闷，不明白内中的含义。我也觉得奇怪，虽然在我看来每周一次上莫尔顿学校是件小事，但他每次必定要不失时机地表示满意。更使我不解的是，要是某一天天气不好，落雪下雨，或者风很大，她的妹妹们会劝我不要去，而他必定会无视她们的关心，鼓动我不顾恶劣天气去完成使命。
“简可不是那种你们要把她说成的弱者，”他会说，“她会顶着山风，暴雨，或是几片飞雪，比我们准都不差。她体格健康富有适应性——比很多身强力壮的人更能忍受天气的变化。”
我回到家里，虽然有时风吹雨淋，疲惫不堪，但从不敢抱怨，因为我明白一嘀咕就会惹他生气。无论何时，你坚忍不拔，他会为之高兴，反之，则特别恼火。
一天下午，我却告假呆在家里，因为我确实感冒了。他妹妹们代我去了莫尔顿，我坐着读起席勒的作品来。他在破译鸡爪一样的东方涡卷形字体。我换成练习翻译时，碰巧朝他的方向看了下下，发觉自己正处于那双蓝眼睛的监视之下。它彻彻底底，一遍遍地扫视了多久，我无从知道。他的目光锐利而冷漠，刹那之间我有些迷信了——仿佛同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坐在一个屋子里。
“简，你在干嘛？”
“学习德语。”
“我要你放弃德语，改学印度斯坦语。”
“你不是当真的吧？”
“完全当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随后他继续解释说，印度斯坦语是他眼下正在学习的语言，学了后面容易忘记前面。要是有个学生，对他会有很大帮助，他可以向他一遍遍重复那些基本知识，以便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选我还是他的妹妹们，他犹豫了好久。但选中了我，因为他看到我比任何一位都能坐得住。我愿意帮他忙吗？也许我不必作太久的牺牲，因为离他远行的日子只有三个月了。
圣·约翰这个人不是轻易就能拒绝的。让你觉得，他的每个想法，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都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我同意了。黛安娜和玛丽回到家里，前一位发现自己的学生转到了她哥哥那里，便大笑不已。她和玛丽都认为，圣·约翰绝对说服不了她们走这一步。他平静地答道：
“我知道。”
我发现他是位耐心、克制而又很严格的老师。他期望我做得很多，而一旦我满足了他的期望，他又会以自己的方式表示赞许。渐渐地他产生了某种左右我的力量，使我的头脑失去了自由。他的赞扬和注意比他的冷淡更有抑制作用。只要他在，我就再也不能谈笑自如了，因为一种纠缠不休的直觉，提醒我他讨厌轻松活泼（至少表现在我身上时）。我完全意识到只有态度严肃，干着一本正经的事儿才合他的心意，因此凡他在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别的想头了。我觉得自己被置于一种使人结冻的魔力之下。他说“去”，我就去，他说“来”，我就来；他说“干这个”，我就去干。但是我不喜欢受奴役，很多次都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忽视我。
一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他的妹妹和我都围他而立，同他说声晚安。他照例吻了吻两个妹妹，又照例把手伸给我。黛安娜正好在开玩笑的兴头上（她并没有痛苦地被他的意志控制着，因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的意志力也很强），便大叫道。
“圣·约翰！你过去总把简叫作你的第三个妹妹，不过你并没有这么待她，你应当也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想黛安娜也是够惹人恼火的，一时心里乱糟糟的很不舒服。我正这么心有所想并有所感时，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面孔，同我的摆到了一个平面上，他的眼睛穿心透肺般地探究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一类的东西，不然我应当说，我的牧师表哥的致意，属于这种性质。可是也许有实验性的吻，他的就是这样一种吻。他吻了我后，还打量了我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明显，我肯定没有脸红，也许有点儿苍白，因为我觉得这个吻仿佛是贴在镣铐上的封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忽略这一礼节，每次我都严肃庄重，默默无言地忍受着，在他看来似乎又为这吻增加了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更希望讨他喜欢。但是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却一半的个性，窒息一半的官能，强行改变原有的情趣，强迫去从事自己缺乏禀性来完成的事业。他要把我提携到我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每时每刻我都为渴求达到他的标准而受着折磨。这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就像要把我那不规则的面容，塑造成他标准的古典模式，也象要把他的海蓝色泽和庄重的光彩，放进我那不可改变的青色眼睛里。
然而，使我目前动弹不得的不全是他的支配意识。最近我很容易显出伤心来，一个腐朽的恶魔端坐在我的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甘泉—一这就是忧心恶魔。
读者，你也许以为在地点和命运的变迁中，我已经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说真的，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仍旧思念着他，因为这不是阳光就能驱散的雾气，也不是风暴便可吹没的沙造人像。这是刻在碑文上的一个名字，注定要像刻着它的大理石那样长存。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渴望知道他的情况。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踏进那间小屋便惦记起他来；这会儿在沼泽居，每夜一走进自己的卧室，便因为他而心潮起伏。
为了遗嘱的事我不得不写信给布里格斯先生时，问他是不是知道罗切斯先生目前的地址和健康状况。但就像圣·约翰猜想的那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随后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太太，求她谈谈有关情况。我原以为这一步肯定能达到我的目的，确信会早早地得到她的回音。二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万分惊讶。而两个月逝去，日复一日邮件到来，却没有我的信，我便深为忧虑了。
我再次写了信，因为第一封有可能是丢失的。新的希望伴随着新的努力而来，象上次一样闪了一下光，随后也一样摇曳着淡去了。我没有收到一行字，一句话。在徒劳的企盼中半年已经过去，我的希望幻灭了，随后便觉得真的堕入了黑暗。
风和日丽的春天，我无意消受。夏天就要到了，黛安娜竭力要使我振作起来，说是我脸有病容，希望陪我上海边去。圣·约翰表示反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散漫，却缺些事儿干干。我眼下的生活太无所用心，需要有个目标。我想大概是为了补缺，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并更迫切地要我去完成。我象一个傻瓜，从来没有想到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
一天，我开始了我的功课，情绪比往常要低。我的无精打采是一种强烈感受到的失望所引起的。早上汉娜告诉我有我的一封信，我下楼去取的时候，心里几乎十拿九稳，该是久盼的消息终于来了。但我发现不过是一封无关紧要的短简，是布里格斯先生的公务信。我痛苦地克制自己，但眼泪夺眶而出。而我坐着细读印度文字难辨的字母和华丽的比喻时，泪水又涌了上来。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旁边去读书，但我的嗓子不争气，要读的词语被啜泣淹没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休憩室练习弹唱，玛丽在整园子——这是个晴朗的五月天，天清气爽，阳光明丽，微风阵阵。我的同伴对我这种情绪并未表示惊奇，也没有问我是什么缘故，他只是说：
“我们停几分钟吧，简，等你镇静下来再说。”我赶紧忍住不再发作，而他镇定而耐心地坐着，靠在书桌上，看上去像个医生，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着病人的险情，这种险情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再明白不过的。我止住了哽咽，擦去了眼泪，嘟哝着说是早上身体不好，又继续我的功课，并终于完成了，圣·约翰把我的书和他的书放在一边，锁了书桌，说：——
“好吧，简，你得去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