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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神宗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2）
由于管教极严，神宗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母子间曾发生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神宗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神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与客用，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神宗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客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神宗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神宗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消神宗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神宗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作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敏感的话题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十八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朱翊钧二十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神宗便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神宗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即使互相倾慕，也决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蓄意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近三十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地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奥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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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主和门生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笠档腃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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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玘弹劾李西涯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玘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玘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玘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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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师徒反目
张居正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于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万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于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奏捷邀功，虽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神宗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澣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