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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浓烟刚刚散去，大清上下正弹冠相庆时，战争的恶魔早已虎视眈眈，悄然潜至了！
1839年10月1日，在虎门销烟发生刚刚四个月后，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醉心强权主义并历来主张在对外事务中采取炮舰政策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接连发号施令，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国海军踏上征程。甚至当英国下院的议员们还在唇枪舌剑地为是否出兵磨嘴皮子时，英军的舰船和部队正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
然而，对这一切，林则徐不但丝毫没有觉察，反而一如既往地以天朝自信对“英夷”充满了轻蔑不屑。
难怪林则徐能有这份信心。在当时的大清，他无疑算是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整理成册，加以参考。从这些翻译的资料中，他对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实力耳熟能详。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面对一个庞大的天朝，英国人怎么敢拿鸡蛋跟石头碰呢？林则徐一直认为鸦片走私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私自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他们的行动肯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
在真正和英国人翻脸以前，林则徐对形势的发展也不是没有自己评估判断。1839年5月1日，正在虎门收缴鸦片的林则徐是这样向道光皇帝汇报形势的：自从我到广东以后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洋人外表看似嚣张，内心其实怯懦。正因我大清总是担心轻启边衅，才导致养痈遗患，日积月深。接着他为皇帝分析道，英国人从六万里外远涉重洋而来，主客众寡之势不言而喻，岂敢劳师袭远，轻举妄动？其二，即使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得逞于我内河。第三，除却鸦片一项，英国人即使老老实实做正经买卖，也可以获利三倍，何苦非要和我们过不去呢？据此，林则徐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
至此，林则徐再也没有对英国人可能发动战争作进一步关注分析。他虽然还不时向皇帝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坚信“谅亦无所施其伎俩”。直到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经达到四艘，全副装备，气势汹汹，林则徐仍在奏折上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然把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当作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走私。他平静地安慰道光皇帝，正如圣上英明的预见，谅英国人也不敢轻举妄动。林则徐哪里意识到，今非昔比，这是一个西方人跑步飞奔的时代，他那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沉沉的大黑暗如潮涌来，神州危亡已在旦夕。
就在他这份向道光报告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不到十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 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十二天了！
战争来到了，而前线的主帅不但未能及时发出战争的警报，反而在一片风平浪静中提供了麻痹大意的相反信息，这是林则徐一生中所犯的最大一个错误。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谁才是睁眼看世界的人：林则徐渡边华山（7）
对敌人的战略上先输一筹了，那么在战术上又如何呢？
面对从未交手的西方列强，林则徐显然又对英军的陆战能力作出了错误判断。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洋人士兵因为脚上有绑腿而无法弯曲膝盖。1839年9月，他给皇上的奏折中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这实际也是当时通行的一种荒谬见解，认为洋人腿不能弯曲，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无可作为。1840年8月，林则徐听到定海沦陷后，曾献策悬赏激励军民杀敌，林则徐鼓动说，英国人膝盖不能弯，“一仆不能复起”，可任人宰割。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也有着奇怪的幻想：“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
基于这些偏见，林则徐相当小看英军的陆战能力，他在官涌主持修建的两座炮台，根本没有防御敌方从侧后发起地面攻击的措施。结果，战事一起，英军很快就在港口战舰和登陆部队的夹击下，攻陷炮台。事后，英军一位官员还很纳闷地在一封信里告诉友人：“真奇怪，这些炮台完全没有防御地面攻击的设施，就像是欢迎我们回家的摆设。”
更奇特的是，林则徐认为洋人嗜吃牛羊肉，若无从我国进口的大黄、茶叶以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在给道光的一份奏稿中他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而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意思是你们英国人如果不乖乖听话，遵纪守法，我们断了你的茶叶供应，让你小命也活不成！
凡此种种荒谬模棱的见解，如果放在其他蒙昧的大清官员身上尚可理解，可林则徐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啊——他在当时的政界声望甚高，士大夫阶层尤其对他寄予重望。他自信心也十足，先前虽然没有办过夷务，但由于从小在福州生长，又在厦门做过事，所以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而赴任广州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压力，他更是夜以继日地研究探求西方世界，“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甚至已经位居钦差大臣、已经五十五岁的林则徐在极其紧张的禁烟斗争中，还亲自学习英语。当时不可能用音标的方式牢记单词的发音，林则徐就用汉字在英文单词旁写上近似的发音，如把China记为“柴诺”……可难道一代孜孜不倦、独具慧眼的时代先行者，竟然只是上述这般见识水准？蒋廷黻早年断言：“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此论如巨石击水，掀起涟漪千圈。是非褒贬，一时众说纷纭。
入井观天，不过圆盖；登峰眺目，极于烟际。如果我们对比同一时代东邻日本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之路，自然就可能探寻到林则徐成败得失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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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1）
“鬼使”与“神差”的命运——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弱国与强国的外交
郭嵩焘与陆奥宗光出生年代相近，都是开创中日近代外交的鼻祖级人物。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陆奥宗光被称为“日本外交之父”，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然而，郭嵩焘虽然洞察世界大势，苦心力挽狂澜，但他一生举步维艰，坎坷不断，不但未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愿望，反而屡遭诟骂，被指斥为“汉奸”和异端，屡经挫折后万念俱灰，投置闲散，含恨死于家乡长沙。相反，被盛赞为日本“辣腕外相”的陆奥宗光，其仕途一帆风顺，顺利实现当年“一举排云翔九天”的宏愿。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面对内外交困的生死关头，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在新旧嬗变的十字路口，“天朝上国”盲目拒变、进退失据；“扶桑岛夷”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更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被士大夫鄙视为汉奸“鬼使”的中国外交官，与被誉为“神差”英雄的日本外交官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头，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的命运轨迹，即是这一时期中日外交界的缩影，也是两国国运的对决。
一 “汉奸”先知郭嵩焘
§大清官场上的“多余人”
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郭嵩焘，以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了这个世界。临死之前，郭嵩焘咳嗽剧增，心静如水，已复无求生之望，他强撑病体，留下最后一首诗《枕上作》：“命在须臾病已深，医家首难祸侵寻。强持残骨侵晨起，要只坚强笃老心。”他对家人的临终嘱托是，我死之后，只通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前来吊唁，其他亲友概不通报。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的最后时刻，郭嵩焘内心充满对这个黑暗世道的孤愤与悲凉之情，他只想早早地上路，含笑西去，不再与这满世界愚顽聒噪的庸人们周旋费舌。
也许他期待，在另一个世界才能寻找到真正的知音。
郭嵩焘去世后，与他相知甚笃的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李鸿章特别提到他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指出就功绩而言，世人皆知盛赞曾国藩、左宗棠，但如果不是郭嵩焘想方设法筹措军费、不辞劳苦打造战船，哪能成就如此盖世之功？仅此一点，就应该为其立传赐谥。可李鸿章一片热情，最后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
立传赐谥，在古代是朝廷对重臣大员最庄重严肃的盖棺定论，是为后世提供事功言行的楷模典范。郭氏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广泛而恶毒的攻击，他不但在庙堂之上无容身之所，处江湖之远也四面环敌。他是以一人之身而敌全国群情汹汹的非议之声。对这样的人，朝廷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树他为楷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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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郭嵩焘和陆奥宗光（2）
出使英伦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曾想会铩羽而归。更想不到的是，他出使英国时湖南同乡一片骂声，回来迎接他的同样是骂声一片。曾经称赞郭嵩焘“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寻常”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也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口吻大变，对罢使归来的郭嵩焘出言不逊：“筠仙首参岑彦卿（岑毓英字彦卿）宫保，以循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可算是被他言中了，郭嵩焘回归桑梓，长沙、善化两县以“轮船不宜至省河（湘江）”为由，迫使他改行陆路。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省城士绅贴遍全城的大字报，指责痛骂他“勾通洋人”，是卖国贼。普通官员见到他也侧目而视，不理不睬。郭嵩焘尝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决意从此归隐林泉，不问时事。1859年，他曾在诗中喟然感叹道：
人生都是可怜虫，
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
大都如草只随风。
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然而，身在江湖，心系家国，对于日益恶化的大局，他不能不愤然欲言，又不忍不谈洋务。他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面对着世人的攻击与毁谤，郭嵩焘曾豁达地表示：“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他坚信自己的主张，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终究会被后人所认识与理解的。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
郭嵩焘终其一生，始终是个官场上的“多余人”。即使身处同一时代的顶尖人物，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曾国藩知人论世的功夫颇深，一向以慧眼识人自诩，但他认为郭嵩焘只是“著述之才”，不是“繁剧之才”，即指他干不好实际事务。因此当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上有意起用郭嵩焘时，曾国藩屡次三番写信给他，要他多听郭嵩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