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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打住话头，喝了口水，看了看众人的反应。远道而来的李宗仁、薛岳、张发奎等将，闻言长吁一口气，绷紧的脸上终于现出一丝笑容。
这笑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笑。到会的大部分将领都在上海吃过地域狭窄、优势兵力变密集轰击目标的苦头。会前，人人都怕“高明”而固执的委员长再来个死守武汉城的计划。
会场一下轻松了不少，有人窃窃私语起来。蒋介石像是受到了鼓舞，更加神采飞扬，滔滔不绝，“诸位可以设想，如果我军据三镇而战，则战火势必殃及城区，武汉之政治、经济重要必失。被围城中，我军也犹如瓮中之鳖。南京教训前尤未远，切不可忘！所以武汉要战，就必须战于远方。概括之，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乃上策。”
蒋介石用眼光扫了扫众人，又神秘地说：“诸位也许不知道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一仗，形势与今日武汉极其相似。”说着，他转向“小诸葛”白崇禧：“健生，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参谋副长白崇禧似乎早有准备，他缓步走向挂图。值班参谋忙拉开布帘，一副早已标绘完好的德国东部地区图展现在瞪大了眼睛的众将军面前。
“诸位，这是发生在1914年秋欧洲东战场上的一个著名战例，各位想必早有耳闻。当时德军兵力有限，为确保首都柏林，起初有退守外克塞尔河之计划。可兴登堡将军接手指挥后，不但没采取这种消极战法，反而决心利用俄军第一、第二两方面军被湖沼分离的弱点，转守为攻。当时虽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德军坦能堡空前的歼灭战证明兴登堡是对的。这以后，俄、德两军大、小百余战，德军东战场始终居于有利地位。两战场后顾之忧既除，柏林自然无恙。”
放下教鞭，白崇禧走回桌边，说出了下文：“今日武汉，的确与当年柏林太像了。长江、大别山把日本人隔成两路、甚至三路，这就给我军提供了分而攻之的良机。情况就是如此，只要我军能充分发挥战斗效力，昔日之坦能堡就会出现在今天的武汉。”
台下静静的，众人似乎还未从白崇禧鼓舞人心的话语里醒悟过来。蒋介石也没再开口，但脸上却漾出笑容。
蒋介石虽未完全摆脱消极防御的旧胎，但一年来国民党几十万官兵的鲜血多少触动了他。能利用武汉外围广大的地区和无数天然地障，应该说他在军事上迈出了更高明的一步。
7月，国民党百万大军已在长江两岸、大别山麓部署完毕，蒋介石这才重重地透出一口气来。这一天午后，他邀陈布雷同车来到汉阳的伯牙琴台赏景散心。
俞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神奇传说，令蒋介石浮想联翩，却心神暗淡。今天，他苦苦追寻的权势、地位都有了，可他有知音吗？手下的文臣武将，个个对他唯唯诺诺，不可谓不恭，不可谓不顺，但这能算知音嘛？
他扫了身边的陈布雷一眼，解嘲似的说道：“布雷，很多方面你就像钟子期，啊，哈，哈，哈……”
老实、厚道的陈布雷闻言一愣。少顷，脸上浮起一缕不自然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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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记者为伤兵落泪（1）
武汉，就像个即将分娩的孕妇，怀着一种对痛苦的恐惧和对胜利的希冀，在不安地躁动着。各种各样的人，从难民、商人、士兵、官吏，到学者、流亡学生，都在为国事、家事，为公事、私事而四处奔波、忙碌着。街面上，长江里，无数的人潮南来北往，东西涌动。各种车辆，从进口的小轿车到卡车、炮车甚至畜力车，夹杂在拥挤的人流中左避右闪，缓慢地挪动着。一车车食物、药品和枪炮弹药，从四面八方运到这里，再从这里运到前线。而从前方溃败下来的部队，又必须经过这里转向后方整训。
武汉像是要爆裂开来，承受着一种远远超过其能力的重荷。
一天傍晚，国民党###副部长董显光，领着英国记者弗雷特·厄特利女士来到蒋公馆。蒋介石一身青砖色呢长袍，在夫人美龄的挽扶下，笑着迎接了这个来自英伦岛的中年女记者。
蒋介石记忆不错，一见面，他几乎马上就忆及这位看上去心慈面善却极固执的英国女性。几个月前，她曾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如何使用外援经费一事，追问个不休，令他十分厌烦。
“但愿今天别再找什么麻烦”，蒋介石心里念叨着。他最怕西方的女记者，对付男人他自认还有办法，但却不愿在女性面前失了风度，尤其这女性还是来自对中国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英帝国。
起初，会谈气氛还是十分融洽的，这得归功于能言善辩却又不乏魅力的夫人。厄特利女士兴奋时，索性扔掉记录本，即兴与总司令夫妇闲聊起来。从欧洲风云到远东战火，从蒋介石夫妇到普通中国百姓，从武汉到中国的未来，女士的兴趣似乎十分广泛。而蒋总司令夫妇有问必答，十分谦和，又十分默契，一时颇得女记者的好感。
这时，女记者似乎想起了什么，转口问道，“总司令，有件事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来汉口这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解的问题。伤员们三三两两地被抛弃在大街、车站和码头上，无人照管。他们的伤口在化脓，有的已经长了蛆虫，他们的生命时刻都有危险。汉口市内情况还好些，郊外情况更糟，这类事几乎根本没人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西方的道德观念中，士兵作为人，是战争中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女记者对这件事的关注，甚至远远超过了依靠士兵支撑的总司令。
其实蒋介石并没把这件事完全放在心上，也许在他眼里，这种事本来就微不足道。他想了想，还是说起了官话：“各部队有医疗救护队，我想他们会管这些事的。当然，眼下前线战况紧急，有照顾不过来的地方也是完全可能的。”
宋美龄流利的翻译，并没能消除厄特利女士心中的疑惑：“那么政府有没有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帮助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是为国家流血啊！”
蒋介石听罢，咧嘴一笑，道：“女士，中国不似大英帝国。这个，这个，我们缺的是钱，是药品，而不是士兵。中国的青年壮丁人数比日本人总数还要多。有些小事我是不可能都过问到的。当然，如果贵国政府能给我国一些实际的援助，这方面情况是会好些的。”
女记者闻言震惊不已。可宋美龄翻译完后，又补充道：“其实，我们招年轻的壮丁，只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就能送上前线。而这些伤兵，不知要花去多少钱，多少时间，才能重新回到部队，有的也许根本没法再去打仗了。所以从国家角度来考虑，后者更合算些，但我们也不会抛弃他们的。”
凭直觉，女记者相信夫人说的是实话，可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笔经济账。望着眼前优雅、高贵的中国第一夫人，她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一双双呆滞、绝望的黑眼珠。
半月前，女记者和另一位美国同行结伴去前线部队采访。在武汉近郊的一个废弃的农舍小屋里，他们发现了五个受了伤的中国士兵。五人挤挨在一起，身上的灰军装一条条的，加上烟熏火燎、血渍灰土，简直变了色。更惨的是，发黑的伤口这时脓血混流，蛆虫在上面爬来爬去，一股股腥臭气直冲脑门。尤其令这两位西方记者难忘的，是那苍白的面孔上的一双双呆滞、绝望却还在转动的黑眼珠。“他们怎么被丢弃在这里？负了伤的士兵没人照管，这么下去不是等死吗？”一团团疑虑在两位记者心头升起。这几个伤兵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归宿。
更令厄特利女士震惊的是，门外奔忙穿梭的人们对这幅令人恐怖的地狱惨景熟视无睹，毫不动心。厄特利叫住了门外匆忙而过的一个下级军官，把这5个伤兵交给了他。
几天后，厄特利采访归来，专门绕道这里，想探个究竟。但她所能看到的，是5具僵尸仍保持着她走时的姿势，显然没人碰过他们。那一双双仍然大睁的眼睛，把这两位西方人震撼得呆住了，热泪滚滚而出。
眼下，总司令夫妇的谈话，却比那五个伤兵的死给女记者带来的震动还要大。她想不通究竟是什么使总司令对这种无谓的牺牲无动于衷。面前的这位第一夫人面目恬静、柔情似水，怎么内心里却无半点体恤、怜悯。这难道是东、西方道德观念的不同？难道是价值观念的差异？是，似乎又不是。
这时，一名侍从官走了进来，轻轻报告了一声。蒋介石笑着对女记者道别后，便走了出去。可厄特利女士这时还未完全清醒过来。宋美龄在不远处静静打量着这个年岁不比自己大多少，戴着一副蹩脚眼镜的西方女人。她受过西方的教育，理解女权。但一个本该在国内安享生活的女人能不远万里地跑到硝烟弥漫的中国来，还是令她充满好奇。
这时，她想起了自己刚才的翻译，感到有些不得体。她端起茶碟，抿了一口，轻声说道：“女士，你可能还不知道。中日战争已打了快一年了，我们现在很缺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听说它比黄金还贵。中国太大，也太弱了。但我相信一切会慢慢好起来的。”
宋美龄虽然说错了话，但平心而论，她对待伤兵还是富有同情心的。她甚至亲自给伤兵处理过伤口。
东湖，李宗仁会友论天下（1）
珞珈山下的东湖，环境清幽，空气凉爽。尽管武汉城内已是热浪翻滚，暑气逼人，可这儿30多平方公里湖面送出的阵阵清凉，却使东湖成了武汉少有的避暑胜地。
6月的一天，台儿庄功臣李宗仁上将邀了前来探访的广东籍故友黄绍竑来到湖边，散步纳凉。
黄绍竑外表虽憨厚，却好交朋友，处事圆滑。几年前，他感到两广湖小水浅，难施作为，便投靠了蒋介石。他不但在蒋介石面前讨到了好处，又没伤了旧友和气。为人处事他太精通了。与李宗仁，他一直保持着友谊。
“季宽，你不在浙省当你的父母官，跑到武汉来干什么？”作为主人，李宗仁先开了口。
“咳，一言难尽。德公，不瞒你说，我此番来汉，是向老蒋辞职的。”
“噢？有这么严重？究竟为什么？”
黄绍竑摇着头、叹着气，道出了事情原委。
原来，4月间黄绍竑赴汉出席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会间，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找到了他，商谈解决闽浙边区问题。黄绍竑与周恩来是老相识，大革命时期两人就共过事。年前山西抗日前线，又有过几次接触，私交一向不错，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几个月来，浙省局势也确实令黄绍竑头痛。此时，杭州已落入日军之手，他把省府向西迁到了金华。可坐镇浙省的第10集团军司令刘建绪不顾钱塘江岸防兵力空虚，反倒抽兵包围了粟裕、刘英的闽浙边区新四军。他虽对此提出了异议，但刘建绪显然有人撑腰，并不买他的账。
当时周恩来找他，只是想买条路，请国民党军网开一面，让粟、刘部新四军能调敌后战场。黄绍竑对此当然没异议。从大的方面讲，新四军要抗战，没道理阻拦，国共合作他也有义务维护。从小的方面说，中###队离开浙省，他少了一块心病，还能名正言顺地让刘建绪的国军抽出身来，专门对日作战。
他当下拍着胸脯就答应了。回浙后，他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与刘建绪达成了默契，由他做中间人，亲自跑到平阳与中共代表吴毓、黄昂等人商谈，最后达成四项协议：一、所有闽浙边区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到苏皖敌后去担任游击工作；二、刘英、粟裕的部队由浙赴皖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该部留在后方的家属，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政治活动；四、准许该部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
大功告成，黄绍竑高高兴兴地返回了金华。不久，刘、粟率部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边境抵达丽水上游的大港头镇集中，准备深入苏皖敌后。在粟裕的盛情邀请下，黄绍竑还亲自前去作了番热情激昂的讲话。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此举却没能逃过一个重要人物的眼睛。
6月，蒋介石一封电报发到金华省府，指责他的浙政“声名狼藉”，并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他想不通究竟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老头子，自然不服气，更不理解。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职未辞成，但蒋介石的一番话却使他茅塞顿开。
“你自去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纪律好，长于游击战，共产党如何动员民众、团结民众、军民配合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学生、地方士绅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此外，你的战时政治纲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