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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上午10时，身着便装的王伟携妻带女在汉口南京路由东向西漫步。
行至鄱阳街与南京路十字路口时，由北边驶来一辆白色桑塔纳。说时迟，那时快，夫妻俩犀利的目光同时盯准车牌：“K43－1008”！“快叫的士！”王伟边给妻子下达任务，边飞步追向“K43－1008”驶去的方向。
“跟上那辆车，我是公安局的！”小王坐上“的士”，出示工作证，命令司机加速前进。
宽阔的马路上，“的士”紧紧咬住“K43－1008”。拐过几个弯儿，目标在武汉海关大门外北侧戛然停下，从车里走出的两个人步入海关大院。这时，王伟指挥“的士”也悄然停在了海关大门外的南侧。王伟举起事先准备好的照相机一面拍照，一面命令妻子“给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拍完照后王伟又走进海关院里查看，“的士”中只留五岁的小女儿坐守。
接到李静萍的电话，张天增支队长率领侦查员火速奔向海关。
然而，在张天增一行尚未到达时，“K43－1008”已驶离海关，飞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王伟乘坐的“的士”紧追不舍。追逐中，突然一辆公共汽车斜插过来，“的士”司机只得猛踩刹车，当“的士”超过公共汽车时，目标已无影无踪……
经辨认，王伟所照的司机就是化名叫唐国强的人。得知这个消息，武汉市公安局潘贤仁副局长立即表示：“既然目标在武汉，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揪出来！”当晚，武汉市公安局3000多名干警分扼三镇主要街道、路口，张网以待。
擒魔武汉（2）
2日，通过对海关的调查，查明了乘白色桑塔纳轿车到武汉海关办事的人叫刘昱，男，30岁，住江岸区花桥二村67号4楼2号。刘昱于1日上午8时15分左右到海关办理到珠海拱北海关摩托车转关手续，并已于当天上午11时50分乘飞机去广东拱北海关提货去了。
下午3时许，“K43－1008”终于出现了。武昌交通大队民警王先进在武昌区小东门发现并扣留了一辆挂K43－1008军照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及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同一乘车的女人却狡猾地溜掉了。根据被扣驾驶执照，了解司机名叫刘进，男，1959年12月17日生，身份证号码是420102591217001，家住武昌民主路458－6－3－5号，女的是刘的爱人艾某。查对白色桑塔纳轿车发动机号，知其确系郑州金桥宾馆内被盗车辆。
而此时刘进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实在太爱玩车了，对这辆崭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更是爱不释手，而且他自认为“9·18”案件作的天衣无缝，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他头上。因此尽管他一向佩服的“大哥”警告他“千万不要再开车出来，不然会惹祸”的忠告，他也不屑一顾。三天前，他就开始四处兜风。
当被交警拦住时，刘进这才感到大难临头了，于是他四处托人打探消息。
“K43－1008”被扣，成了公安机关顺线追踪、侦破“9·18”的突破口。警方决定按兵不动，守株待兔，让罪犯自投罗网。
12月3日下午6时，武昌交通大队、汉阳分局民警得知，有一称杨长明的人在打听扣车的事，并要求将被扣留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取走。潘贤仁副局长和胡安太副局长果断决定：“抓获杨长明，顺藤摸瓜！”
12月3日，汉阳公安分局将杨长明等人在汉阳区和平新村4门4楼抓获。12月6日晚，公安机关依法对杨长明家进行了搜查，在梅岩村44号，刑警搜出了五件文物，其中有万历哥窑青花蝶纹瓶、青花绘纹瓶、黄釉瓷炉等。经查对这五件文物，都是“9·18”开封博物馆被盗的珍品。
在铁的事实面前，杨长明交代了内弟刘农军（化名陈纳德）伙同刘进（化名林沙）、文西山（化名唐国强）、李军四人9月18日盗窃开封博物馆的事实：
1992年9月20日，刘进、刘农军等人，从郑州开白色桑塔纳车回武汉，打BP机给杨长明，让他准备一些纸箱和碎纸条等包装物，说是有一批东西需要打包。杨长明就找了几个纸箱和一些碎纸条。后来刘农军又问杨长明“有没有空房子”，杨长明说“有”。
当晚，杨长明去找刘农军时，他神色诡秘地让杨长明在门外等一会儿。约过半个小时，杨长明进屋发现刘农军的朋友彭坚（武汉监狱民警）和汪义强（彭坚之姨夫、亮晶晶精品店经理）也在屋里。当杨长明看到屋里那些包装整齐的纸箱问“是什么玩艺”时，刘农军神色阴鸷地说：“文物。说出去就会交炮（枪毙）！”那12箱文物，当晚转移到彭坚家9箱，刘农军和李军带走1箱，剩下两箱放到了杨长明父亲家。
12月6日，武汉市公安局将彭坚抓获。彭坚交代：10月12日，彭坚和汪义强用一个18吋凯歌电视机箱子和两个音柱箱将9箱文物伪装，于13日由彭国礼开车，汪义强、彭坚护送，将其运到王家墩机场，送上4031号飞机，运往广东佛山机场。尔后，刘龙军、汪义强俩人乘当日飞机至佛山，到佛山机场接货。
12月10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对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刘龙军、刘进进行通缉。
迫于政策和法律的强大攻势，南逃广州的汪义强返回武汉投案自首，并提供了刘农军、刘进在广州的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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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告捷，并没有使侦破“9·18”案件的指挥员们心头的大石落下：案件虽已明朗，但犯罪分子很可能闻讯藏匿起来，为下一步的抓捕和追赃增加困难。
为防止被盗文物和主要案犯出境，指挥部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广州一举围歼案犯。
十多天后，一个神秘的电话打到广州市公安局，表示愿意将文物交出，但惧怕抓人，不敢前往。
经广州市公安局11处的同志精心运筹，55件被盗文物辗转至穗，于12月23日0点55分交到广州市公安局11处。
喜讯传来，“9·18行动”指挥部一片欢腾，一颗颗忧虑已久的心瞬时间得到平静。祝贺之余，公安部领导要求参战干警一鼓作气抓获另外四名主犯，其余的九件文物终于“完璧归赵”。
1993年1月9日12时40分，赴广州工作组获取了一条重要情报：刘农军派人于当日到广州活动，筹集出逃所需的资金。
情况紧急，关系重大，如何引蛇出洞呢？参战干警与犯罪分子开始了斗智斗勇。工作组留守人员在童年根的主持下，制定出一套战斗方案。
1月9日下午2时40分，当一个穿茄克、戴墨镜的年轻人神情慌张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广州街头时，被守候在此的干警当场擒获。从他身上搜出了刘农军与其妻凌海滨的两本化名为凌达伟、凌海红的委内瑞拉护照、两张香港至伦敦的飞机票以及其他钱物。据其交代，刘农军正潜伏在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后出境。
这一情报的分量不言而喻，赴广州工作组的同志于当日下午5时将信息反馈到指挥部。青岛市公安局闻讯而动，于1月9日晚抓获了“9·18案件”首犯刘农军。
刘农军，29岁，武汉市武昌区人。中学毕业后，在武汉市公安学校就读，曾因盗窃学校教学器材被开除。之后，在湖北江汉大学自修毕业。1983年以来，他长期流窜在外，并与港、澳黑社会组织搭上关系。为了盗取文物走私境外，他闭门谢客，潜心钻研文物书籍。由于他反应灵敏，诡计多端，黑社会称之为“计算机”。
刘农军自以为“9·18”案作得天衣无缝，公安机关根本无法破案。于是，当公安人员讯问时，他像没事人一样，时而答非所问，夸夸其谈；时而态度傲慢，避而不答。面对不可一世的刘农军，干警们不急不火，将计就计，先任其大讲特讲，而后从中找出矛盾与漏洞，集中火力一一批驳，挫其锐气。三天后，刘农军最终交代了策划、指挥、盗窃开封博物馆文物的犯罪事实。之后，侦查员在刘农军的一个落脚点摸清了文西山的潜藏地址。
文西山，33岁，湖南省东安县井头圩镇有江村人。1983年他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1986年5月被减刑提前释放后，长期流窜作案，在黑道上号称“江洋大盗”。
文西山在与其他盗犯分开后，一个人偷偷溜到了东北。当获知同伙一一落网后，文西山准备再次潜逃。正当他于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匆匆结算完住宿账目准备逃离时，干练的吉林市公安局刑警队员们如神兵天降，挡住了他的去路。
文西山与刘农军被捕的消息，让干警们为之振奋。大家信心十足力求尽快抓获其余二犯，追回被盗文物。
1月17日下午4时许，赴广州工作组接到一个可靠情报：刘进将于晚间6时在广东省中医院门口出现。
刘进，30岁，住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58号。他15岁那年因杀人被少管；1982年因盗窃被劳教，解教后长期流窜在外。
17日下午6时10分，广州惠府路。一辆红色桑塔纳轿车由南向北驶来，驶进中医院门口。守候在此的开封市公安局刑警蔡永刚、许大刚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跃身翻过路边护栏，飞步向那辆车奔去。此时，那辆车正缓缓而行，刘进发现车后有两名北方大汉向他冲来，意识到事情不妙，遂关紧车门向司机吼道：“快开车！快开车！”但为时已晚，许大刚已手持手枪以身体抵在车前，将枪口对准司机，大声喝道：“不许动！”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司机熄了火。与此同时，蔡永刚紧紧握住右后门拉手，脚蹬车体，运气用功，只听得“嘣”的一声，锁坏门开，蔡永刚如饿虎扑食般冲向车内。刘进惊恐万状，惊问：“干啥？干啥？”蔡永刚怒目圆睁，伸开铁臂，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将刘进从车内提出，掼出车外，周围干警一拥而上，将其捆绑。
1月19日，刘进、文西山分别被押解至开封，此时，“9·18”案件的主犯只剩下了李军。
李军，年至而立，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人，长期流窜作案，从事流氓、炒车票等违法犯罪活动。
开封市公安局预审组抓住案犯惊魂未定之机，对文西山进行了突审。经审讯，文西山不但交代了作案全过程，而且提供了李军在吉林的隐藏地点。信息再次反馈到吉林，吉林市公安机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正在家里准备过年的李军生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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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大白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纠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
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侦查情况，并合谋制定了作案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2日，刘农军等三进开封博物馆踩点，他们绘制出详细的展厅文物分布图和路线图，伺机作案。
9月16日，天空布满阴霾，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发现无异常变化后，即窜至兰考县县委招待所养精蓄锐。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从兰考潜回开封，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撬窗入室，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室内撬盗完成，刘进即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箱后，立即逃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全部完璧归赵，此案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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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军（1）
“杀！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喊声，回响在山西省洪洞县赵城的一个操场上。这里一排排身着军服的“官兵”正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训练。他们龙腾虎跃的样子也吸引了大批群众。但围观的人谁也不知道，受训的官兵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而是由两伙乌合之众拼凑而成的中国第一支私人“军队”。
1992年，49岁的郭荣喜由于好吃懒做、搬弄是非，被洪洞县一家工厂“炒了鱿鱼”，老婆也随之分道扬镳。
走投无路的郭荣喜决定“不能这样活下去”。他首先想到搞皮包公司，因为这样最无风险，也最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