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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作者：天明
曾子墨，祖籍地湖北武汉，1973年10月22日出生于北京，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1992年赴美留学，1996年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长春藤盟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先后在纽约总部及香港分公司参与完成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收购及公司上市项目，其中包括新浪上市。2000年，毫无新闻采访经验的她，加入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财经节目主播，发挥其事业判断透析全球经济形势及第一手金融行情。她专业的财经知识及高度良知责任惑，令她赢得「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她是一个对新闻工作有热情、有干劲，对财经世界有触角、有判断的女孩子。
我叫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她就是这样跟人介绍自己的，单从介绍中，我们就能亲切地感觉到这个与文化十分有缘的中国女孩。
十八岁的选择
在人大附中度过的六年，对我说，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纯净、最开心的日子。
不管怎么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用在学习上，当时在学校里，流行着一句话：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在学校里，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统考联考，班里和年级都会排名次，名次，就是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学生都要循规蹈矩的学习。
高二时分文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班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些，不用再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习题，只要多看几遍书本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文科班，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人才济济。很奇怪的是，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们开始习惯于默认我就是第一，我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种必须考第一的使命感。如果哪一次考的不够理想，便会趴在床上哭个没完，担心自己的第一名让别人给抢去，爸妈就会劝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我爸说的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哭哭啼啼，结果大都是虚惊一场。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每次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我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还是不错的。就因为这种感觉，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中学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转眼间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了。我有幸被“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搭救出来，并且还有可以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特权。老师的意思，让我去北大，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在北大，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接受一年的严格军训，我曾亲眼看到过北大的一位师哥，原本是阳光男孩，最后训的死气沉沉。为了当时不让别人说我什么，我选择了人大国际金融专业，而当初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则完全出于好强。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成绩不比别人差，别人能学，我就能学。
被父母“赶”到美国
因为“保送”不用再参加考试，待在家里，又无所事事。正好当时，报纸上说“舒尔美”公司设立高考奖学金，凡是成绩在北京进入前10名的女生，就可以获得1500元的现金奖励，当时对我来说，诱惑确实很大。所以我就跑到学校，找到班主任，想参加高考，被拒绝了，理由是保送就不能参加高考了。
回到家里，开始发牢骚，爸妈就说：“你要真是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想想这话也很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加入到考托福的行列。报名以后，像所有的“托派”成员一样，我从书店里抱回一堆有关托福的书，还给自己制定了周密的“60天计划”。
考试成绩出来了，673分的试卷，我考了660分，这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660分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原来，在他们的心里，660分就像一张船票，可以把我送到美国去。爸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竭尽所能，强忍着思念，送走了我姐和我哥，现在，又轮到我了。于是，领取托福分数后，他们就开始了地毯式的疯狂轰炸，极力说服我出国要趁早，留学要趁小。我开始也是不情愿，渐渐的也就接受了爸妈的决定，我答应他们，尝试着去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这样，几个月后，我不可思议的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签证受阻，泰然面对
沿着“秀水街”走进去，远远的就会看到星条旗在风中时隐时现，这就是美国领事馆的驻地。去签证那天，和托福报名那天一样，领馆对面排着九曲十八弯的长龙。等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扩音器里开始叫我的英文名字。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证明，走到窗口前。结果呢，签证官却说我不会拿到奖学金，除非能拿出充足的资料证明奖学金的真实性，否则是不会办理签证的。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就在这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冲动，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对他说：“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从美国领事馆回来，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大学寄来的所有材料，我把它们统统地塞进纸袋里，要让签证官看看，这些都是真的。然后，等到美国时间上午9点时，我专程跑到邮局给学校录取办公室打电话，说明原委。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亲切地安慰我，最后对我说：“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它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嘟嘟”的响着，我也睡眼惺松的拿起电话，对方传来的是JOE的声音，他说，他们已经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了传真，证明了我确确实实得到了学校的资助，希望我能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学校等着我去学习。
早晨，我回到了美国领事馆，接过那张“黄条”开始，就意味着，我可以去美国了。
就这样，1992年，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父母，带着两个硕大的皮箱，雄赳赳、气昂昂，远渡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考场
美国的大学一直传承着“自由教育”的传统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被定位在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而不是专业的技能教育，学生在入校时并没有系别专业之分。在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都回拿到一本厚厚的课程介绍，里面则密密麻麻的罗列着这一学年中的所有课程。学生们可以按其所好自由选择课程，但是4年内必须修满35门课程，其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各3门。
在达特茅斯，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周都被称作“期末考试周”，所有科目的期末考试都会集中在这几天进行。在二年级，我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一共需要修8门课，其中有一门是公司财务，授课老师是Bowdoin教授。上课时，他时常点名，把爱逃课的同学修理得老老实实；考试时，他出的题目难度大、数量多，能在他的课上得到A的，绝对是凤毛麟角。那个学期，“公司财务”的考试偏偏安排在“期末周”的最后一天进行。正好当时，我即将在新学期里到日本留学，就想着利用这两周的春假回家里看看，再从北京转至东京。我查询了好几家航空公司，如果等到考试完当天启程，根本就没有机票了，所以，我想提前考试，便去找他。见到他，我吞吞吐吐的兜了半天圈子，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其实，教授听出了我找他的目的，直截了当的问我：“是不是想提前考试？”我连忙点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翻得破烂的日历本，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说：“我可以把你的考试单独安排在期末周的第一天。”
在“期末周”的第一天，我如期来到平时上课的教室。Bowdion教授拿出试卷，吩咐我：你有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结束后，把试卷放到我办公室外面的邮箱里，明天我会去取。是的，不用迟疑，没有人监考，赶快开始吧，祝你考试好运。说完后，他转身匆匆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面对这场特殊的考试。我明白，诚信和荣誉远比成绩重要，如果考试作弊，那是在欺骗。我还明白，这是教授对我的信任，他没有派助手监考，也没有检查我的书包，他甚至没有叮嘱我不要泄题……的确，在美国老师和学生的心目中，自觉地遵守考场规则就像地球自转一样天经地义。
校园打工
在很多人眼里，出国留学是一种十分光荣的事情。殊不知，他们在留学四年里面，吃尽了多少苦。记得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扭伤了脚，一个人坚持走到两公里外的医院去看医生，却恶化了伤势，被警车送回宿舍。之后，无法下床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只能躺在床上，饿了渴了就叫外卖，足不出户地熬过了6天。
其实，最吃苦的要算校园打工（勤工俭学）了。在达特茅斯大学，每个部门都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像餐厅、图书馆、商店的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如果有一技之长，学生还可以担任电脑中心程序员或者校报的记者和编辑等等。我们很清楚，勤工俭学的目的不只是“赚钱”，更多的是学会自立，了解社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剧院里做舞台制景。 因为其他的紧俏工作早就被别人抢光了，只有这个舞台制景，没有名额限制，没有资历要求，甚至不用面试就会通过。
第一次做制景，是给一部音乐剧。我下课后，匆匆赶往剧院，气喘吁吁的到达后台时，主管已经开始分配工作了，因为来得晚些，我无从挑选，能做的只剩下调灯。主管问我，有没有恐高症。因为找工作心切，我的回答很坚决，高度对我没有任何障碍。就这样，我跟着主管开始爬“天梯”。天梯是铁质的，就像工厂烟囱上的梯子，很细，很高，几乎与地面呈90度。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紧紧扶着两侧的扶手，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隔板，慢慢的往上爬，不敢抬头往上看，更不敢低头看下面。要说不害怕，那是在自欺欺人。
来到剧院的最高处，主管打开电灯，在灯火通明中，我看到连接铁梯顶端的是一条向各方延伸的廊桥。廊桥大约两人宽，前后左右，到处挂满了射向不同角度的舞台灯。扣上绳索，缓缓地深深地呼吸，只能自己安慰自己，然后听从下面的指挥要求，调整灯的角度和位置。面对巨大的压力，人总有无限潜能可以被激发。最后，真是惊魂未定，手心里浸满了冰凉的汗水，有惊无险，我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
此后，几乎隔上两三天，我就跑到图书馆里去询问消息，甚至到后来整个图书馆都知道了，一个新来的中国女孩在疯狂的找工作。
让我庆幸的是，一个月后，我心满意足的成为了阅览室里“白领阶层”的一分子。再后来，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优异，受聘到数学系协助老师们批改作业。
走进华尔街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仆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仿佛摇身一变就成了投资银行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财富就会滚滚而来，生活就会充满阳光，连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
记得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漩涡中。已经到了11月份时，还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披着黑色长大衣，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旅馆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要面试的学生。
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让我讲自己的经历，让我说怎么样团队合作。我就跟他讲：我在人民大学是怎么军训的，我们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壕沟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漆黑的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如何在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