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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抓住了门把手，打算不回答就离开；但是我自己气喘吁吁，突然我的激动引发出一阵极其强烈的咳嗽，几乎连站都站不稳。我看见这位先生到处乱钻，想为我找一把空椅子，最后他从一把椅子上抓起破旧衣服丢到地上，急忙把椅子挪给我，小心翼翼地安顿我坐下，但我的咳嗽继续着，不停地又咳了足足３分钟。等我明白过来，他已经坐在我旁边的另一张椅子上（大概，也把破旧衣服从那上面扔到地上），专注地凝视着我。
“您，好像……有病？”他用通常是医生着手治病人看病时用的口吻说，“我自己……是搞医的（他没有说是大夫）”，说完这话，不知为什么对我指了一下房间，仿佛是对自己目前的境况表示抗议，“我看得出来，您……”
“我有肺病，”我尽可能简短地说，并站起身。
他马上就跳起来。
“也许，您是夸大了……采取些治疗手段……”
他显得十分慌乱，不知所措，仿佛没有恢复常态，左手持着那只大皮夹。
“哦，您别担心”，我抓住门把手，又打断他说，”Ｂ大夫（我这时又把Ｂ大夫插了进来）上星期给我检查过，我的病情已经确诊了。对不起……”
我本来又想打开门，撇下我这位心怀感激的又窘困异常，羞愧难当的大夫，但是可恶的咳嗽偏偏又一次袭住了我。这时我这位大夫就坚持要我再坐下休息一会；他向妻子示意，她就在原地对我说了几句感激和欢迎的话。与此同时她很不好意思，甚至在地苍白蜡黄干瘪的脸上浮现出红晕。我留了下来，但是显示出每秒钟都生怕使他们感到拘束的样子（这是应该的）。我这位大夫终因悔恨而痛苦不安，这我看得出来。
“如果我……”他开始说，但不时中断和转换话题，“我非常感激您，又非常对不起您……我……您也看见了……”他又指了指房间，“目前我处于这么一种境况……”
“哦，”我说，“不用看；自然，您大概丢了差事，来申诉和重找职位吧。”
“您怎么……知道的？”他惊奇地问。
“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不由自主地用嘲笑的口吻回答说，“有许多人满怀希望从外省到这里来，到处奔走，就是这样生活的。”
他突然双唇颤动着急切地说了起来；他开始抱怨，开始叙述，我承认，他吸引住了我；我在他那里坐了几乎１小时。他对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不过是很平常的经历。他是外省的医生，有公职，但是那里有人搞起了阴谋，甚至把他妻子也牵连了进去。他很自负，也很气忿；但是省里长官人选的变动有利于他的敌人；他们挖他的墙角，说他的坏话；他就丢了职位，用最后一点钱来到彼得堡申诉；在彼得堡，自然，很长时问都不睬他，后来听了他的申诉，接着便是拒绝，接着又以许诺来诱惑，接着则是严词答复，后来又让让他把什么情况写个说明，接着又拒绝接受他写的东西，要他递呈文，……总之，他已经奔走了四个多月，所有的钱都吃光了；妻子的最后几件衣服也当了，而这时又生下了孩子，而且……而且“今天呈文最终被拒绝了，而我几乎连面包也没有，一无所有，妻子刚生过孩子、我，我……”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转过身去。他妻子在角落里哭泣，孩子又开始啼器。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一些情况，当我写完站起身的时候，他站在我面前，既害怕又好奇地望着我。
“我记下了您的名字。”我对他说，“嗯，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如任职地点，你们省长的名字，日期，月份等等。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姓巴赫渗托夫，他有个伯父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已赫穆托夫，是四等文官，现在当什么长……”
“彼得·马特维那维奇·巴赫穆托夫！”我这位医生差不多打起颤来，惊呼道，“要知道一切几乎就取决于他呢！”
实际上，在我这位医生的遭遇以及我无意中促成的结局中，一切都是巧合并得到了顺利解决，仿佛故意这样安排似的，完全像小说里写的那样。我对这对可怜的人儿说，他们尽量不要对我抱有任何希望，我自己是个贫困的中学生（我故意夸大了自己的卑微；其实我早已中学毕业，不是中学生了）他们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字，但是我马上就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去找我的同学巴赫穆托夫，因为我确切知道，他那四等文官的伯父是个独身者，没有孩子，对他的侄子喜欢至极，把他奉若神明，将他看做是自己家族的最后一个苗裔，因此“也许我的同学能为你们，为我做点什么，当然，是在他伯父面前……”
“只要允许我向大人说明情况！只要能有幸进行口头说明！”他高声嚷着，像患热病那样浑身打颤，眼睛炯炯发光。他是这么说的：能有幸。我又再次表示，事情也许不会成功，一切也就将成为空话，我还补充说，如果明天上午我不到他们那儿去，那也就是说，事情完蛋了，他们就不必等了。他们一再鞠躬送我出来，几乎激动得有些精神失常。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表情，我雇了马车，立即出发去瓦西里耶夫斯基岛。
我跟这个巴赫穆托夫在中学里有好几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他在我们中间被认为是贵族，至少我是这么叫他的。他穿着很漂亮，乘自己的马车，但他一点也不夸耀自己，总之是个非常好的同学，总是非常决活，有时甚至很俏皮，虽然他智力完全不高，尽管他在班上总得第一；我却无论哪方面从来也没有当过第一。所有的同学除我一人，全都喜欢他。在这几年中他曾经有几次来接近我，但每次我都阴沉着脸，气冲冲地不理睬他。现在我已经有一年没有看见他了；他在上大学。８点多钟我进去见他（规矩挺大：仆人通报了我），开始他惊奇地迎接我，甚至完全不表示欢迎，但马上就变开心了，望着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捷连季耶夫，您怎么想起要到我这儿来的。”他嚷了起来，还是用平时那种亲切随便的口气，有时毫不顾忌，但从来也不伤害人，我喜欢他就是这一点，但是恨他也是这一点。“但是，这是怎么啦，”他惊恐地叫了起来，“您病成这个样子！”
咳嗽又一次折磨我，我倒在椅子上，勉强喘过气来。
“别担心，我有肺病，”我说，“我对您有个请求。”
他惊异地坐了下来，我马上把医生的全部遭遇对他做了叙述，并说明，他本人对他伯父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也许，他能做点什么。
“我做，一定做，明天就向伯父进攻；我甚至很高兴，而且您把这一切讲得这么好……但是，捷连季耶夫，您这是怎么想起来找我的呢？”
“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的伯父，再说，巴赫穆托夫，我们过去总是敌人，而因为您是个高尚的人，因此我想，您不会拒绝敌人的，”我含着讽刺说。
“就像拿破仑向英国求助一样！”他哈哈大笑着叫着，“我会做的，会做的！如果可以的话，甚至现在就去！”他看见我一本正经严肃地起身，急忙补充说。
确实，这件事意想不到地办得不能再好了，过了一个半月我们的医生重又得到了职位，是在另一个省，领到了路费，甚至还有补助。我怀疑经常去他们那儿的巴赫穆托夫（当时我却因此故意不去他们那里，对跑来看我的医生态度也几乎很冷漠），我怀疑巴赫穆托夫甚至劝说他们接受他的借款。这六个星期里我见到巴赫穆托夫两次，第三次碰面是在给医生送行的时候。这次饯别巴赫穆托夫安排在自己家里，以喝香槟用晚餐的形式进行。医生的妻子也出席了，不过，她很快就回去照料小孩了。这是５月初一个晴朗的傍晚，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球降落到海湾里。巴赫穆托夫送我回家；我们顺着尼古拉耶夫斯基桥漫步，两人都有几分醉意。巴赫穆托夫谈到自己欢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了结得这么好，他还为什么事而感激我，他解释说，在做了这件好事后现在他是多么愉决，他相信，一切功劳都归于我，而现在许多人告诫和宣传做个别件把好事是丝毫没有意义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也想谈得不得了。
“谁要是否定个别的‘善行’，”我开始说，“谁就是否定人的本性和蔑视他个人的人格。但是组织‘社会的慈善事来夕和个人自由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同时又不互相排斥的问题。个别的善行将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个人的需要，是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有现实意义的需要。在莫斯科有一个老人，是位‘将军’，也就是四等文官，有德国名字；他整整一生都在狱堡和犯人中奔波；每一批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犯人都事先知道，在麻雀山将会有一个‘将军老头’去看望他们。他做自己的事认真和虔诚到了极点；他出现在哪里，总要走遍每一排围住他的流放犯，在每个人面前停下来。详细询问每个人的需求，他几乎也不向谁进行说教，把他们大家称为“亲爱的”，他给他们钱，寄必需的用品……绑腿、裹脚布、麻布，有时带些劝人为善的小册子来，分给每个识字的罪犯，他充分相信，他们会在路上读这些书，而且识字的会念给不识字的听。他很少询问犯了什么罪，如果罪犯自己开始讲，他也就听着。他对所有的罪犯都一视同仁，不加区别。他跟他们说话就像跟兄弟一样，但是他们自己最后都把他看做父亲，如果他发现哪个流放的女人手上抱着孩子，他就走近前去，对孩子爱抚一阵，用手指打几个榧子逗他笑。多年来他就是这样做的直至死去；后来整个俄罗斯、整个西伯利亚都知道他，也就是所有的罪犯都知道他。有一个过去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对我说，自己就是个见证人，那些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也常回忆起将军，其实呢，将军去看望一批批犯人时，给每个兄弟的钱难得超过２０戈比的。确实，他们回忆起他并非那么炽热或者非常正经，有一个‘倒霉鬼’打死过１０个人，害过６个孩子，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种满足（据说是有这样的人），突然什么时候，也许整整２０年里也就这么一回，他忽然无缘无故会发出一声长叹并且说。‘现在将军老头怎么样了，还在不在世？’说这话时，也许还会付之一笑，……就此而已。您又怎么知道， 他二十年未忘怀的这位将军老头，在他心中永远播下了一颗什么种子、您又怎么知道，巴赫穆托夫，一个人亲近另一个人，这对被亲近的人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意义？……要知道这时有整个人生和多得不计其数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岔道，最优秀的棋手，他们中最机智的也只能预料后面几步棋；一位能顶上士步棋的法国棋手，已被当作神奇的事而大写特写了。而人生又有多少步，我们不知道的事又有多少？当您撒下您的种子，当您撒下您的‘善行’、无论哪种形式的好事，您就奉献了您的一部分个性，同时也接收了别人的一部分个性；你们彼此互相了解；再稍加一注意，您已经得到知识、最意外的发现作为补偿。最后，您一定会把您所做的事看作是门科学，它将会把您的整个生命都吸引住，还能充实整个生命。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您的思想，所有被您撒下、也许已经被您遗忘的种子，将会得到体现和发育成长；从您那里有所获的人将会把它们传递给别的人。您怎么知道，您将怎样参与未来决定人类的命运？如果知识和这项工作的整个生命力最后将使您上升到能撒下巨大的种于、能给世界留下伟大的思想作遗产，那么……”诸如此类的话，我当时说了许多。
“可是与此同时倒想想，你却要失去生命！”巴赫穆托夫激烈地责备着向什么人嚷道。
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