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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面前。就像在这里等着他似的。他颤粟了一下，停住了，她抓住他的手，紧紧握着它。“不，这不是幻影。”
她终于面对面站在他面前，这是他们分离后第一次见面，她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但他只是默默望着她；他的心百感交集，痛苦得发出了呻吟。呵，后来他永远也忘不了跟她的这次见面，并总是怀着同样的痛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发狂似的一下子在马路中间跪倒在他面前；他吓得后退了一步，而她抓住他的手，吻它，就像刚才梦中那样，她那长长的睫毛上此刻正闪烁着泪花。
“起来，起来！”他一边扶她起来，一边惊恐地喃喃说，“快起来！”
“你幸福吗？幸福吗？”她连连问，“你只要对我说一句活，你现在幸福吗？今天，此刻？在她身边？她说了什么？”
她没有起来，她不听公爵的；她间得仓促，说得也急促，犹如有人在追赶她一样。
“我将照你吩咐的那样明天就走。我不再……我现在可是最后一次见你了，最后一次！现在可完全是最后一次了！”
“镇静些，起来吧！”他绝望地说。
她贪婪地盯着他，仍紧紧抓住他的手。
“别了！”她最后说着，站起身就很快地离开他，几乎是跑着离去。公爵看见，在她身旁突然出现了罗戈任，他扶着她的胳膊带她走开。
“等一等，公爵，”罗戈任喊道，“过５分钟我会回来一下的。”
过５分钟他真的来了；公爵在原地等着他。
“我把她安顿上了马车，”他说，“１０点钟起马车就在那边角落上等着，她就知道你会整个晚上都呆在那一位身边。刚才你给我写的那些话，我准确无误地转告了。她再也不会给那一位写信了；她许诺的；按照你的愿望，明天她就离开这里。她想最后见你一面，虽然你拒绝了；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候你回来，就在那里，在那张长椅上。”
“是她自己带你一起来的？”
“那又怎么啦？”罗戈任咧嘴笑着说，“我看见的是我早已知道的事。看来，你看过信了？”
“难道你真的看过这些信？”公爵问道，这个念头使他大为吃惊。
“这还用说；所有的信她自己都给我看过。你记得有关剃刀那一段话吗，嘻－嘻！”
“真是个疯子！”公爵扳捏着双手嚷了起来。
“谁知道那回事，也许不是，”罗戈任似是自言自语轻轻地说。
公爵没有回答。
“好，告辞了，”罗戈任说，“要知道明天我也走，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请原谅！啊，兄弟，”他很快又转过身来补充说，“你干嘛什么也不回答她？‘你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不，不！”公爵无限悲痛地喊道。
“还会说‘是的’吗？”罗戈任狞笑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四卷
第四卷
我们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在绿色长椅上约会以后过了约星期。在一个明媚的上午１０点半左右，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普季岑娜出来拜访自己的熟人后，思虑重重、黯然神伤地回到家里。
有这么一种人，对他们很难说出什么最典型、最有特点的个性能一下子整个地形容他们；这是那些通常被称作“平平常常”、“绝大多数”的人，他们确实构成任何社会的大多数。作家们在自己的中长篇小说中大多努力选取社会的典型，形象地、艺术地表现他们，这种典型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是很少能遇见的，但是他们几乎比现实本身更为现实。波德科列辛＊作为一种典型，也许甚至是夸大了的，但绝非凭空捏造。有多少聪明人从果戈理那里认识了波德科列辛后，立即就发现有几十、几百他们的熟人和朋友跟波德科列辛相象得不得了。在读到果戈理的作品前他们就知道，他们的这些朋友就是波德科列辛这样的人，只是还不知道就该这样称呼他罢了。在现实生活中新郎面临婚礼时跳窗逃走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不说别的，这样做至少是很让人尴尬的；但是有多少新郎，甚至还是些可尊敬的聪明人，在婚礼前却在自己内心深处准备承认自己是波德科列辛。不是所有的丈夫时时处处都高喊：“Ｔｕ Ｉ’ａｓ ｖｏｕｌｕ，Ｇｅｏｒｇｅ ｄａｎｄｉｍ！＊但是，天哪，全世界有多少丈夫在他们的蜜月后却几百万次甚至几十亿次重复着这一发自心扉的呼声，而谁又知道，也许就在婚礼后的第二天。
就这样，我们不再做更认真的说明，只想说，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典型性仿佛被掺了水，所有这些乔治·当丹和波德科列辛确实是存在的，每天在我们面前奔来奔去，往来穿梭，但是似乎处于稍微稀释的状态。最后，为了真理的全面性，需要附带说明一下，整个儿如莫里哀塑造的乔治·当丹一般的活乔治·当丹，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尽管很难得碰上。我们就此结束我们的议论，它开始变得像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了。但是在我们面前毕竟还留着一个问题：小说家该怎么处理那些普普通通、完全是“平平常常的”人，怎么把他们展示给读者，使他们多少变得能使人产生兴趣？在叙述中完全避开他们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因为普通人无时无刻都大量地构成了日常生活事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避开他们，也就破坏了真实性。光用一些典型去充塞小说，或者，为了引人兴趣，甚至干脆让一些古怪和虚幻的人物布满小说，那么是不真实的，大概，也不会引起兴趣。据我们看来，即使是在普通人中间，作家也应该努力去寻找有意义的和有教益的特色。例如，有些普通人的本质恰恰在于他们始终一贯和一成不变的普通性上，或者，更好的是，尽管这些人的非凡的努力无论如何想要脱离平常和保守的巢穴，他们的结局去仍然是依然故我，永远只是墨守成规，那么这样的人甚至具有某种自己的典型性……普通人的典型，他们怎么也不想当他本来当的普通人，千方百计想成为与众不同和有独立精神的人，却又不具备丝毫独立的本领。
＊果戈理喜剧《结婚》中的人物。
＊＊法国莫里哀的喜剧《乔汉·当丹》中的话，“你是自作自受，乔治·当丹”。
我们故事中的某些人就属于这一类“平平常常”或“普普通通”的人，至今还很少向读者交代清楚他们的情况（我承认这一点）。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夫娜·普季岑娜，她的丈夫普季岑先生，她的兄长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是这样的人。
确实，没有什么比做一个例如这样的人更懊丧的了：具有富裕的家财，高贵的姓氏，像样的外表，不错的教育，人也不蠢，甚至心地善良，可同时却没有任何才能、任何特长、甚至任何古怪行为、任何一个自己的思想，完全“跟大家一样”。财产是有的，但不是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富翁；姓氏是清白的，但从来也没有标志过什么；外表是体面的，但很少能表明什么；所受的教育是正规的，但是却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去；智慧是有的，但没有自己的思想；心地是好的，但缺乏宽宏大量；等等，等等，一切方面都是如此。世界上这样的人异常之多，甚至比觉得的多得多；如所有的人一样，他们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才智有限的，另一类“聪明得多”，前者要幸运得多。对于才智有限的“平常人”来说没有比把自己想象成是不平凡的、与众不同的人更容易的了，他们毫不犹豫地以此为乐，聊以自慰。我们的有些小姐只要剪短自己的头发，戴上蓝色眼镜，自称是虚无主义者，马上就相信，戴上眼镜后他们便立即有了自己的“信念”。有的人只要在自己心里感觉到点滴全人类的和善良的感受，便立即确信，谁也不会有他这样的情感，他在总体发展上是个先进者。有的人只要口头上接受某种思想或者没头没尾读了页把书，便马上相信这是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产生的“自己的思想”。在这种种情况下厚颜无耻的幼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会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所有这一切令人不可思议，但却时时刻刻都能遇到。果戈理在惊人的典型皮罗戈夫＊中尉身上把这种厚颜无耻的幼雅；把一个蠢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才能的毫不怀疑的自信绝妙地表现了出来，皮罗戈夫甚至并不怀疑自己是个天才，甚至高于所有的天才；他自信到一次也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种疑问，不过，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终于，为了满足道德感情受了侮辱的读者，伟大的作家不得不鞭笞了他一顿，但是，看到这位大人物仅仅是抖了抖身子，在挨了打以后为了补足精力吃了千层饼，作家也只能摊摊双手，不管自己的读者了。我一直为果戈理笔下的这位伟大的皮罗戈夫只有这么低的军衔而痛惜，因为皮罗戈夫是那样自鸣得意，随着年资增长和职衔升迁他戴的肩章的穗干将越来越粗，越来越打转，他也就更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例如是个出类拔萃的统帅；甚至不是想象，简直就深信不疑，升了将军，怎么会不是统帅呢？这样的将军后来在战场上惨遭失败又有多少？而在我们的文学家、学者、鼓动家中又有过多少皮罗戈夫？我说“有过”，但是，当然，现在也有……
我们故事中的人物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伊沃尔京属于另一类人；他属于“聪明得多”这一类人，尽管他从头到脚浑身都沾染了要出人头地的愿望。但是这一类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比起前者来要不幸得多。问题在于，聪明的“平常人”即使有时候（也许是一辈子）把自己想象成出类拔孽的天才，但是在自己心底还保留着一条怀疑的蛆虫，它能使聪明人有时完全陷于绝望而告终；如果他屈服于命运，也已经被深入内心的虚荣完全毒害了。不过，我们举的例子无论如何是个极端，绝大多数这类聪明人的遭遇完全不是这么悲惨的；仅仅在暮年时肝脏多少会有损害，如此而已。但是，在顺从和屈服以前，这些人终究是会异常长久地闹腾一通，从青年时代起直至与世无争的年龄，而一切全是出于要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还会遇到非常奇怪的情况：出于出人头地的愿望有的正派人甚至下得了决心会干卑贱的事；甚至也常有这样的事：这些不幸的人中有的不仅正直，而且甚至还很善良，是全家的神明，用自己的劳动不仅赡养自己的家人，而且还养活他人，结果又怎样呢？一辈子不得安宁！他曾这么好地履行了自己做人的职责，这样的想法丝毫也不能使他安宁和得到慰藉；甚至相反会刺激他，他会说：“瞧，我一辈子在忙什么了，就是这一切束缚了我的手脚，就是这一切妨碍我发明火药！假若没有这一切，我一定能发明什么，不是发明火药，就是发现美洲，－－确实我还不知道会发明什么，但是一定会发明的！”这些先生最本质的特点是，他们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确切知道，什么是他们应该去发现的一什夕是他们准备奉献终生去发现的，火药还是美洲，不过，说真的，他们瞩望发明所受的痛苦和烦恼也够得上哥伦布或伽利略那份命运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正是这样开始他的人生的，但还刚刚开始。他会面临长时间的折腾、一方面不断地深深感受到自己的缺少才能，另一方面不可抑制地要使自己相信他是个有独立精神的人，这二者的矛盾几乎还是从少年时代起就使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这是个生性嫉妒、有着强烈欲望的年轻人，而且，好像生来就有一副好激动的神经。他把自己炽烈的愿望看做是力量。怀着超凡脱俗的热望，他有时准备做最不明智的贸然的跳跃；但是事情进行到刚刚要做这贸然的跳跃时，我们的主人公要下决心时，他又总是聪明过头。这就使他痛苦万分。也许，有时候他甚至下了决心去干极端卑鄙的事，只要能达到他理想中的东西；但是仿佛故意的，事情二旦要采取行动了，对于要于这极端卑鄙的事，他又总是太正直了（不过，干那种卑鄙的小事槽他是随时都会同意的）。他怀着厌恶的和憎恨的心理看着自己家庭的贫穷和败落。他甚至傲慢和轻蔑地对待母亲，尽管他自己也清楚地懂得，母亲的名声和性格现在还是他功名的主要支撑点。到叶潘钦将军那里干事，他立即对自己说：“既然要做卑鄙下流的事，那就做个彻底，只要能赢。”可是几乎从来也没有彻底地去做。再做，为什么他想到他一定得做卑鄙下流的事呢？那个时候他简直怕阿格拉娅，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与她的关系，而是抱着万一的希望，拽着它，虽然他从来也没有当真相信过她会俯就他、后来，在跟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有纠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