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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预告中，特别让我惊奇的是，我看到一个著名的、德高望重的红学家、历史学家，都90岁的人，牙都没了，也要瘪着嘴，撑病老之躯，咳嗽痰喘地去登台论道——此情此景，真让我瞠目结舌。耋耆老者，难免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真实的陆游。
陆游，诗歌方面绝对是一把好手，堪称大家；至于政治、军事方面，则是个庸识之才。陆游命好，也不好，青少年时代考进士，位列第一，居秦桧之孙秦埙之上，惹得老秦大怒，不仅把主考官“办”了，更记住了“陆游”两个字，嫉恨之余，就是不让他中举。直到宋孝宗即位，才“赐”陆游进士出身。后来，他又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免京中官职。外任其间，陆游幸得宋朝崇文的风尚保护，终世做一个富贵闲人，为皇帝修修实录什么的，诗词歌赋，怡然生活。
可惜，这才子总是不甘寂寞，已经七老八十的人，“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所以，在南宋志大才疏的韩侂胄的北伐幕僚班子中，陆游也算一个，也是韩侂胄最终倒霉的推波助澜者。
韩侂胄被杀后，陆游怕惹祸上身，在文集中删去他为韩爷先前撰写的《南园阅古泉记》以及《南园记》，倒是写《四朝闻见录》的叶绍翁好事，详详细细抄载了这两篇文章。陆游的文学天分高，文章大手，读他所写的《阅古泉记》，足见其在耆耄之年对韩侂胄的奉谀之语和灿然文采。八十老翁，文笔华章之余，观其在韩太师面前强撑老腹、尽饮一觚之献媚之态，尤可矜哀。势利随俗，人所难免。
我真心希望，作为鼎鼎大名的红学专家，这位德高望重者，应该能爱惜羽毛，日后一定要安心在家里颐养天年，不要受那些一心提高收视率的电视台蛊惑，重新出现在荧屏上抛头露面。对于一个道德文章广为人敬的老学人来讲，如果仿效时下那些急欲脱贫致富的教授们上电视“表演”，展开对红学的亵渎神圣之旅，把文学翻案风当成潮流，如此，耄耋名宿，何异于皓首匹夫，何异于插标卖首啊！
当然，追求美好生活是人们的自由和权力，教授也不应该例外。研究导弹的比不过卖茶叶蛋的时代，早应该迢迢远去。可悲的是，恰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伊德所言，在所谓的商品大潮下，知识分子内心深处越来越趋向世俗化和市侩化：
“今日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特有威胁，不是在校园，不在郊区，也不在于新闻界和出版社过分的商业主义，而是在于一种我称之为‘专业主义’的态度。我所谓的‘专业主义’，是把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当成糊口的工具，在朝九晚五之间，一只眼睛看着时钟，另一只眼睛则盯着被认为是合宜和专业的行为——不去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而是推销自己，让自己上得了台面。”（《知识分子论》）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知识分子开始以“卖脑子的”这种小业主眼光来看待他们的职业和事业了。他们不再视教书育人为乐事，而是追求名声、金钱，打破头一样走关系上电视，打把式卖艺一样竞相向大众献媚，争取公众注意力。从前，他们把高尚的思想和深奥博学的知识当成武器，是匕首，是投枪；现在，那些知识改头换面被重新包装后，变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财产，变着法儿去兜售它们，成为个人炫耀的东西，是名片，是赚钱的光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知识与金钱的怪异联姻（3）
金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轻易地俘获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有头脑的精英人士，而且攻克了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堡垒：独立与自尊。
作为“赫连勃勃大王”的我本人，在大学院校中没有任何教职，长期以来，我一直游离于知识界以外，用不着刻意去吹嘘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知识分子，从前，被认定为苏格拉底的传入，具有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劲头。今天，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金钱和名声；从前，他们超然物外，一卷一琴，吟咏高啸。今天，他们俯首甘为“电视牛”，仰人鼻息，对物质的诱惑亦步亦趋；从前，他们在书斋中思考“宇宙的本质”。今天，他们在轿车里面盘算讲课费的多少；从前，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心智和物质的冲突，今天，他们时时在意的是各大电视台所给的好处。
不为五斗米折腰，在我们当代人看来，不过是个文学性很浓的寓言故事。如果陶渊明能活到今天，如果他能开着沃尔沃去买别墅，折腰还是不折腰，就一定变成像哈姆雷特吟咏着“To be or not to be”那样所面临的巨大痛苦的选择。
在利益的诱惑下，“悠然望南山”的陶大人，我们很难想象，他是否也会像易中天教授那样，在众目睽睽下脱掉鞋子，面露暧昧的微笑，跪在地上演示古人如何行礼……
如何提升现实的生活质量，正在摧毁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特立独行和刚正不阿的品质。在商业化过程中，他们丧失了使命感和自尊心，背弃了原有的价值，把灵魂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商人，投入了所谓的“主流文化”的怀抱。
大众趣味的庸俗，使得当代的知识分子比生意人更像生意人。
其实，在教授们被以每次数万元的报酬拉到各个公司、论坛、企业家私人聚会去演讲的时候，他们其实应该知道，在这个势利的商业社会，你自己不过是个唱堂戏的表演者，只负责向出钱人提供娱乐。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金融大鳄或者地产老板请你来是向你倾诉他们青年时代如何不能实现自己文学梦想的，千万不要去深究“永恒的自尊心”等等那样高深的字眼，也不要怀疑老板们暧昧笑容背后的东西——你只是被拉来助兴的戏子，平时你在电视上口吐莲花的夸夸其谈，就是你能被“牵”出来炫耀于众的本钱而已。只要你在电视和媒体上的形象趋于黯淡，只要有更有名的人取代了你，光芒过后，一切都归于平淡，你就不得不依旧回到书斋去爬格子。
我，赫连勃勃大王，在这样凭借我网上语言资本优势对知识分子品头论足，绝非出于破坏人家名誉的念头而想使自己因争议而一举成名，我只是出于这样的心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呵呵，因为，我还当然地深知：那些最在表面上谴责物质至上主义的人，也会借助这些反叛和另类的声音获取名声和财富。
对那些争着出名上电视露脸的教授们，大王说他们是“戏子”，其中这“戏子”一词，用的是昔日贬低的原意。他们当然比不上如今那些真正苦练基本功、服务大众的艺人们。
当然，只要能赢得金钱和喝彩，别说骂他们是“戏子”，即使骂得再狠一些，这些学者们都会如风过耳，不屑一顾，甚至会反嘴驳斥一句：
“眼红我们教授放下身架发家致富？这叫传媒时代新事物。有本事，你们也去电视上露露！嘁……”
电视！电视！电视！（1）
电视，对于今天的人来讲，是个炫耀名气的最佳窗口，也是个憧憬美丽、虚假人生的最好安全地带。
自从我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通俗历史写手”之后，加上北京一个书商和 “草根”写手强强联合为炒作而组织的狠批斗臭大王QQ群的终日网上打砸，我的名声应该一度算是臭名远扬，央视、上海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江苏电视台等等，都曾经有编导打电话找我，商谈录制脱口秀节目的事情。我也知道，在如今的电视时代，你即使写出一本《*》外加《红楼梦》，如果没有上电视，你也算不上真正的“名人”。
但是，我本人真的不愿意上电视露一把我那张俊秀的大脸！动机呢，绝非是一些知识分子假清高和故意“不合作”的高姿态，而是出于很简单的考虑：
如果赫连勃勃大王在电视上混得熟头熟脸，以后去东莞坊间喝花酒怕被人认出来！
我唯一的一次破例，是香港某电视台要拍《曾国藩》的纪录片。这个片子中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的篇幅，我恰恰对洪秀全、李秀成等人特别有研究（我的专著《极乐诱惑》是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权威批判性作品），由此和导演一拍即合，觉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深揭狠批一下“拜上帝教”，故而我最终放下身段，同意上电视露一小把大脸。
纪录片的摄制组专门从北京赶来，一共三个人，告知我，他们在一个酒店房间“恭候”我。入得酒店，进到房间之后，我刚刚坐下，忽然呼啦啦窗帘被拉上！
面对黑糊糊一片，当我正恍惚着害怕自己落入绑架魔窟之际，一个估计有3000度的大射灯打开了，非常不客气地直接照在我脸上。
而后，制作人浑厚的男低音在我对面响起：“梅先生，不要紧张，别眨眼，看着虚空就可以，请按照我的提示回答问题……”
往好听里说，是录制节目。但此情此景，不和传说中的虐审经济犯一样吗？而且，经济犯还可以面对大灯抱着“死了我一个富裕一家人”的信念而宁死不屈不开口。作为被访者的我，可就太倒霉，一定要迎着强光，不停让脑子飞转，回答着对面记者深思熟虑后写在纸上的一个又一个提问。
更可怕的是，那个大灯功率奇大，烤得我满脸冒油，喉咙生烟。
有了此次被“凌辱”的经历，一朝被人靠，十年怕香蕉。此后，我就再也不敢做电视节目。到电视台就更不去了，因为我有幽囚恐惧症！
试想一下，待宰羔羊一样，被人诱引到一个密闭的、吸音的小黑屋子。大灯小灯照着，被看不见脸的摄影师和导演吆喝着，脑子一团粥，脸上一团笑，还要展现出好似生命中最后一刻所要呈现的大智大勇的笑意。在被光速激动得亢奋的情绪下，做出一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样子，坐在那里胡说八道，满口的潜规则、万历十五年和各朝各代的政界往事，这，确实是不小的精神折磨。
丧钟为谁而鸣？为什么那么多无聊的观众爱看电视节目呢？这种根本缺少真正悲欢离合逻辑的屏幕，干嘛能吸引那么多群氓每天自愿坐牢一样呆坐在那里盯着人影傻笑呢？
电视节目，在群氓眼中，是浓缩的、蒸馏过的纯净人生，是他们梦想的景象。在屏幕中，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命运，可以发现随意改变的宿命，可以和幻想重逢。生活在这个无比拥挤的世界中，只有在屏幕前，我们才能感觉到一种假想中的安全，才可以躲避生活林莽中的交叉火力。社会是冰冷的，漫无边际，找不到个人理想的交汇点，如同漫漫宇宙黑洞中的星云那样杳不可及，蕴含着持续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巨大压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电视！电视！电视！（2）
但是，在电视的彩艳荧屏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幸福感和安全感。他人的欢乐，构成我们欢乐的源泉；陌生的世界，变得亲切而熟悉；不能实现的遥远的幸福，变得几乎唾手可得。从前那种被时间、空间隔开的各种人生际遇中难以逾越的分水岭，也已经被跨越，顿呈眼前。
现实的快乐，稍纵即逝。因为幸福和快乐的特质，就是短暂和易于消失。如此，想装满我们快乐的容器，电视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在每次倦怠和麻木涌来前，我们从屏幕上就获取了另外的陌生的快乐和新奇。由此，时间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死亡也显得那样美丽，向死而生的哲学伤痛，被短暂而美丽的欢愉完全治愈了。于是，免于死亡恐惧的自由，作为一种假象，让人觉得非常安怡舒适。
设想一下，在每个时间段内，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亿台电视机打开着，我们的生活被展现，别人的生活被复制。随着镜头的转化，我们的大脑飞速旋转，但却永远不会深入思考——在电视的侵蚀下，人的思想越来越简单，而不是越来越深邃。还没来得及思考一个画面和镜头，下一个画面已经占据了我们的视觉神经，阻断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也正是基于电视这种特质，媒体发现了我们的注意力是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眼球经济’或者”注意力经济”的发端。
谁吸引了大众群氓的眼球，就意味着谁的名声更大，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无论你是“芙蓉姐姐”还是“天仙妹妹”，基本价值都一样，都会为当事人带来财富、金钱和由关注而引发的尊敬感（辱骂带来的关注其实也是一种变态的尊重）。
电视，发展到今天，创造出类似民族一样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个群体太奇异、太庞大、太令人瞠目结舌，拥有难以想象的力量。在这个虚拟的共同体中，人们先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得到了某种浸润和修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