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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三、幸福的一币两面：取与予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就像光明与黑暗，甜蜜与苦涩，温暖与寒冷，两种看似矛盾的特性，互为正反面，同时又如影相随，维系着一种神秘的平衡幸福也一样，它也有一币两面的特性，一面是由于“取”而获得的满足感，另一面则是因为“予”而带来的成就感。
“取”是人们追寻幸福的本能，而“予”则是人们在获取的基础上，衍生的更高境界的幸福需求。无论何人，单单拥有其中一种，其幸福都是不完满的。只有在获得之余，懂得给予，舍得奉献，才能真正领悟幸福的真谛，体会幸福的难言滋味。
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
如果将人类情感进行划分，可以一剖为二，一边是苦，一边是乐。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道思考题：吃苦与享乐，谁是人生的真谛？∨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中国人历来很能吃苦耐劳，大多数人生性谨慎内敛，讲求做事要有结果。我们的长辈教育年轻一代，绝大多数都会灌输“先苦后甜”的做人做事理念，所以有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几千年来，从我们的祖先到如今的我们，一直延续着这种做事方式，人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很多外国人到了中国，很难做到习以为常。对他们而言，结果固然重要，过程同样不容也不应忽视。理由很简单，一个时间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项目，如果只盯着终点的结果，一刻不放松，那得多遭罪啊。
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做事态度，一种是“结果控”，一种是“享乐控”。尽管终极目标相同，但是态度不同，也就决定了最终的收获不尽相同。
属于“结果控”的人，将过程当做吃苦，所以在过程中煎熬，在结果到来时才会松口气，但倘若结果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终究还是不圆满；而属于“享乐控”的人，享受过程，认为人生的每一个时刻都独一无二，即便在工作的过程中紧赶慢赶，仍然不忘享受须臾的快乐，以一份享乐的心情奔向终点。
很难评定哪种人生态度更值得推崇，只能说在对待苦与乐的方式上，由于文化背景、教育方式、个人性格的不同，中国人信从“先苦后甜”，而西方人信从“活在当下”。要说相同之处，二者行为都体现出了趋乐避苦的本能。
无论是坚持感性主义幸福论的代表人物爱尔维修，还是功利主义幸福论的代表人物边沁，都将“趋乐避若”归结为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是人性原则。
地球生命的形成，光和热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向往温暖和阳光是绝大多数生命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所以，享受温暖和光明是我们对幸福的最通俗、最形象的定义，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这种幸福。吃苦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经历，而不是最终目的。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才会吃苦，而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
事实上，人类追求快乐，向往舒适，在母体中就有所表现。胎儿在子宫里，享受着母亲提供的养分和呵护，徜徉在温暖的羊水里，听到悠扬动听的音乐时会感到愉悦，心跳会变缓，动作会安静下来。
婴儿出生后，离开了熟悉而舒适的子宫环境，它会用哭声表达自己的恐惧和不安，抗议寒冷和饥饿，它会眷恋母亲的体温和抚摸，那是一种下意识里对安全和温暖的怀念和渴望。若得不到满足，它就会用哇哇大哭来寻求帮助。所以，人类在智力混沌未开之时就明确地表达了追求幸福的本能。
婴儿长大成为少儿、青年，步入成熟，成家立业，他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目标，都向着“幸福”的方向努力。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欧文曾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这是至理名言，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幸福，它就像烙印在我们血脉里的密码，难以摆脱，无法忘记。
奉献是最高境界的幸福
人天生就有追求自我幸福的本能，既有向别人“索取”的需求，也存在着向别人“给予”的需求。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利己”的幸福，那么后者则就是“利他”的幸福，奉献的幸福。
斯宾诺莎是理性主义幸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和爱尔维修的感性主义幸福论有共通之处，即承认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不同的是，斯宾诺莎将趋乐避苦归结为人作为“自然人”所固有的本性，即出于自保的需要，这是每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基础。而人除了具有“自然人”的属性，更有着“社会人”的属性，所以人又是具有理性的。理性让人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利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奉献”。
为了他人的快乐而甘愿自己吃苦，看到别人快乐自己也获得了一种满足的快乐。这种利他式的奉献，我们并不陌生，在父母身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父母无私地关心和爱护子女，这份舔犊之情给了为人父母者精神上的升华和情感上的淬炼。
教师也是无私奉献的典型代表，他们送走一茬茬的学子，熬白了头发，累弯了腰身，然而只要能看到桃李满天下，那些昔日稚气未脱的孩子如今独当一面，在不同领域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就好像自己平生的抱负也得到了实现。所以，为人师者的最大心愿和幸福，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才成人，不辜负自己的一片心血和殷殷寄望。
当然，父母与孩子是亲子关系，老师与学生是师生关系，存在着给予和被给予的亲密关系，而还有一种给予，则是无关亲子、师生关系的，纯粹只是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汶川地震中，政府、企事业捐款捐物，贡献人力物力的例子数不胜数，很多人生活并不富裕，捐款时却竭尽其所有。他们这样说道：“与他们的苦难，与生命的失去相比，这一点财物实在太微薄太苍白！”在灾难面前，人性闪耀着炫目的光辉。任何的芥蒂、抱怨都会在这种光辉面前消融，升华为一种“同为中国人，同为地球人”至高的、强烈的同胞情感，这种幸福感值得用“高纯度”、“伟大”来形容。
当然，要获得高纯度的幸福感，不一定非要在汶川地震这样的特殊事例上。在日常生活中，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们伸手援助，同样能感受到“奉献”的幸福。例如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抱孩子的母亲，在进出商场时帮手里提了大包小包的陌生人打开门这些不过是力所能及的小事，然而得到帮助的人会感受了来自他人的善意，他会心怀感激，产生被关怀的幸福感；而提供帮助的人则获得了心灵的愉悦，他觉得自己被别人需要着，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说，就是其自我实现的需求得到了一次满足。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写出“幸福就像香水，不是泼在别人身上，而是洒在自己身上”动人诗篇。这是所有助人为乐的人深刻体会到的人生哲理，即最高境界的幸福不是来自索取，而是给予。
第二章…幸福迷途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眼睛里，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欢快活泼的旋律，歌唱的是万物生长的美丽春天，听的人也会从心底萌生出无限的快乐心情。春天在山林，在田野，在孩子们的心灵上，而我们苦苦寻觅的幸福，又在哪里？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障碍又有哪些？
一、不幸福的“幸福经济学”
对于“幸福”的探讨和辩论最初源于哲学和伦理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曾从德行的角度阐释幸福对于人生的意义。
然而，幸福与经济学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这从中国文字“幸福”二字构成中可以窥见一二。
古人造字，很奇妙。譬如“幸福”二字，以今人的目光来看别有一种新的意味。
“幸”字上面一个“土”，可以看成是代表土地和房子；下面的“”则代表钱财，所以，“幸”就是有地有房有钱。“福”字的“礻”旁，代表穿，“口”代表吃，“田”同样代表土地，所以，“福”就是有衣穿有饭吃有田种（有活干）。从构字法来看，幸福和生活现状、物质多寡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在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也看到了“幸福”的这种特性，所以他将幸福分为精神幸福和物质幸福，并且认为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坚信道德的完善高于世俗的享受，人们应该通过加强个人自制力，避免屈从于欲望、成为物质的奴隶，从而获得精神自由和内心充实。
苏格拉底主张通过严格自制获得精神幸福，他的学生柏拉图更进一步，主张将人的需求严格控制在基本需求范围内，实行一种“一切消费出于必需”的城邦制，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显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张抑制人的物质需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苏格拉底的另外一个学生色诺芬，也强调精神幸福的首要意义，不过，他同时也重视物质幸福的价值和意义。色诺芬认为，从物质和精神角度上来说，人首先要基于物质基础才能存在，所以需要先满足人物质上的需求。而追求有德行的生活则是人的高层次需求，是一种超越生存的精神享受，也就是苏格拉底所定义的精神幸福。
色诺芬承认物质幸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要满足这种幸福，前提就是要实现收入与支出的平衡。所以，色诺芬认为，一个人获得幸福，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节制自身的欲求，二是增加财富。
如何增加财富？色诺芬提出了“经济”一词，古希腊语中的“经济”，由“家庭”和“法律”两个词根组成，因而被理解为“家庭财产管理”，所以“经济学”最早的含义是“关于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或艺术”，色诺芬也因此成为最早将经济学与人生幸福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家。
可见，经济学最初是一门通过财产管理以提高人类物质福利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家庭领域。后来，学者们将经济学作用范围扩展到了国家或社会经济问题上，逐渐发展成近现代流行的经济学，并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定性为探索和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熟识的经济学。
然而，经济发展的真正含义何在？它最终指向何方？它和人类社会最终走向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幸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本能，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经济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向前迈进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要指向“幸福”，否则就会迷失了方向。所以，从本源上来说，人类幸福及其实现应该也必须是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
但事实上，当今世界的现状似乎正在偏离这一目标。全球经济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物质较从前更加丰富，可供人们选择的种类更多，但大众的幸福感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
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曾在1974年提出了一个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命题，即一国的经济增长未必会换来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人们的幸福度未必会因此而获得提高。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对这一命题争吵不休，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的确表明了，“伊斯特林悖论”阐述的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传统经济学所做的经济人假设，使得每一个理性经济人将效用最大化视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目标。所谓的效用最大化，即功用最大化，讲求的是获得和付出之间的效用比为正值，且该数值越大越好。好比一块钱有多种花费方式，买饼干、糖果、冰激凌、玩具理性经济人考虑的是哪种方式更能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问题在于，效用最大化并不等于幸福最大化，一块钱能购买一个冰激凌，也能购买到十颗糖果，但是对于一个喜欢吃冰激凌的孩子而言，十颗糖果虽然实现了数量上的最大效用意义，但他并不喜欢，于是提供的幸福感也就逊色于一个冰激凌带来的满足感。
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应用到社会经济中时却被人们抛之脑后。绝大多数人将效用与幸福对等，而竭尽所能追求最大化效用，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积蓄尽可能多的钱财，认定财富越多，也就越幸福。很多城市或国家的经济行为，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