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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日军开始向武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这天下午，蒋介石下达了武汉守卫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二十万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但汉口保育院还有500多难童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就在这危急之刻，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这天下午打来电话，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那是离开武汉的最后一班船只。
25日上午，在汉口临时保育院里，已精疲力竭的李昆源，抓起电话机向保育总会报告，孩子们都走了，一个也没丢下。据后来统计，汉口临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9000余名。
第二天黎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的波田支队进入汉口。
■ 重庆“美好时光”
难童沈美安生前忆述，他在湖北沙市被收为难童，与同伴徒步走到武汉，在武汉沦陷前乘船继续逃难。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每当逃亡的船舶开航，难童们就不禁唱起这首《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们从武汉启程，辗转数月，到达重庆。
在重庆，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暂时也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的高跟鞋！”
1938年10月，保育总会曾经汇总各省分会抢救难童人数约5万余人，但最后进入保育院的只有29000多人。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在此，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其中六百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在这些保育体系外，还活跃着各类民间保育力量。如重庆北碚慈幼院。该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所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系陶行知同窗，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杜威弟子。其在国际红十字会体制下，从湖北收罗难童入川，在寺院开办难童收容场所。孙科、宋美龄等人时常前往演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抢救中国少年（4）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国民政府进入积蓄力量阶段，迫在眉睫的是扩大兵员。但招募新兵却遭到民众的抵制，国民政府只好抓壮丁强迫百姓入伍。而中国军队的失利，使国统区的抗战热情降到最低点。冯玉祥提出，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把积蓄力量运用在儿童的救护和培植上，因为打赢这场战争的重任可能在十几岁的娃娃身上。这时候国民政府开始关注战时儿童问题，蒋介石也开始经常出现在保育会的活动中。
在1939年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中，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在会后提议保育生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蒋介石也跟着大伙唱得很起劲。末了，他还平起右臂，竖起巴掌，应着歌曲的拍节，朝前推。
在名士云集的山城，保育生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郭沫若、田汉、张澜、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时常出入各保育院，为孩子们授课演讲。敌机轰炸时，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成群遮蔽，等飞机远去，老师一声哨响，成百个孩子就从树林里探出头来叫嚷。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保育生，俨然已是中国的希望。在重庆大轰炸结束后，宋氏三姐妹走上街头，挽着保育孩童的手，走进外国记者的镜头。在延安，一有重大活动，一定要通知保育院学生参加，他们的身影甚至出现在*中央的七次代表大会上。
但战时纷乱，保育院经费窘迫，一些保育院院长还从中贪污。李德全看望保育生时，也会叫随从到集市购买鸡鸭，有多少买多少，她要看着孩子们吃进肚子里才放心。
浙江保育院的难童，因为饥饿，什么东西都偷着吃，不少孩子死亡。此事经重庆《新华日报》披露后，邓颖超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选出十几名老师去该院交接，新任院长曹克勋要求集中孩子亲自验收，挨个核对。最后发现竟少了3个人，四处搜寻，最后在一个僻静的墙角处发现，原来3个孩子早死了，还睁着眼睛。曹克勋当即红了眼，冲着管理花名册的老师大吼道：你给我移交，人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 逃不掉的政治
事实上，保育院虽是儿童的避难所，也逃不掉*。一方面，共产党几乎占领了各保育院的领导实权。宋美龄知道这一点，但能干实事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到1941年皖南事变，一些院长和教员或被限制或被逮捕，*南方局从保育院中撤退、转移了部分人员，但保育院仍在暗中发挥着地下交通站的作用。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都慢慢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保育儿童相对早熟，他们的父母或在前线参战，或早已离开人世。在香港保育院，当保育生长大升入高中时，他们衣裳简朴，寡言寡语，常常被同学欺负，在学校里成为弱势群体。21个孩子谁也不去上学了，“我们不要这样像猪似的被养着，我们要去当兵！”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这些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的孩子，背井离乡时还不经人事，此时已风华正茂。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驻印国军中，大部都是保育生连队。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国土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此时沈美安家中已无人，他在重庆合川读到高中毕业。他大哥在长江边卖豌豆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就杳无音讯。到解放后才知，大哥在淮海战役时随部投诚，成为解放军，后一直担任五虎上将之一邱会作的司机。到邱被审查时，又多年未敢与家中通信。而沈美安在*中也被批斗，保育生的经历也成为一项罪名。
进入1980年代，邓颖超与宋美龄常有书信往来，邓还在新年寄送贺年卡片给宋。1984年，这一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玻璃玉兔，因为宋还记得，邓颖超属兔。
三年后，已退出政坛、绝少露面的宋美龄，专门出席过台北一个300多名保育生参加的聚会，听取大家汇报经历，历时3个多小时。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足见这位保育会理事长对昔日这段经历的看重和怀念。
1991年4月28日，适逢台湾保育生惯例的母亲节聚会。年逾9旬的宋美龄再次出席*，并发表训辞。她说，“届值社会中多人迷失为人处世之正途，尔等曾受爱心恩泽，更切身经历艰险苦难举目无亲之痛楚，当经已训诫子孙，故确信彼辈绝不在其列。兹盼尔等各尽己能，回馈社会，若遇有损及国家情事，应具敢言敢为之胆识，挺身而出，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也。”■
＞＞1946年，湖南衡阳育幼院收容难童合影。图/FOTOE
＞＞1938年，讨饭的孤儿。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造成无数命运凄惨的孤儿，他们流离街头，衣食无着。图/FOTOE
＞＞邓颖超与*的合影。*的母亲赵君陶一直担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直到抗战胜利。1941年，*到延安，进入延安保育院。图/FOTOE
＞＞20世纪40年代，广西遣返回乡的受灾儿童。图/FOTOE
＞＞2007年3月10日，原保育院儿童，著名国画家柳青夫人（右）将先生、丈夫生前的画集赠送给当年抚育过难童的刘妈妈。（注，柳青1946年至1949年间曾在抗战保育院里任教）。图/IC
＞＞20世纪30年代，保育院里的姑娘们正哄孩子。 图/FOTOE
善，解人意（1）
——看纪录片《目送1949》
文┃鄢烈山
这部纪录片和龙应台的书，正如她所宣示的，不是为了分辩谁对谁错，而是怀着大悲悯，讲述在国家机器的巨轮碾压下，在时代风浪的万顷波涛中，个人命运如一粒微尘一片树叶的无奈和无常。
2010年5月29日晚上，中山大学梁■琚堂举办了纪录片《目送1949》在祖国大陆的首映式，龙应台在放映完之后与观众交流。片名叫《目送一九四九》，显然巧妙地聚合了龙应台两本书的名字，其实主要还是与写60年前沧桑巨变的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关。这部纪录片是龙应台采写那场导致两岸分治现实的历史鼎革时，台湾稻田电影工作室的制片人和导演王小棣、黄黎明，追随她的行踪拍摄了1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辑加工而成的99分钟的作品。纪录片与龙应台的那本书，本是同根生，不仅互相印证，也互相补充；不仅更直观更感性，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屏幕上出现的受访对象，除了龙应台父母双方的亲人邻里和长春市的一位长者，面对观众畅所欲言的大多是台湾人，所以，整个纪录片更多是讲台湾人的经历和感受，他们的感受与我这个大陆人是相通的，可以产生很多联想和感应。
我感觉，就像龙应台的那本书一样，这部纪录片与其说是历史故事，还不如说是生命故事、情感故事，它引导我们关注的是人，是生命，是感情。你看，纪录片开场是龙应台去台湾探望老母，失忆的老人家认不出女儿了，很礼貌地夸龙应台漂亮。可就是这个衰弱老妪，当年孤身一人在兵荒马乱中将儿子带回湖南衡东的山乡，托付给他的祖父母，自己去乱世败军中寻夫；为了谋生，原是军官太太的她，在台湾开过店铺，卖过电影票，织过大渔网，自己下河打草养过猪……如今她不识女儿的音容，却记得她已淹没在千岛湖中的浙江老家、一辈子魂牵梦萦的淳安。片子的结尾是龙应台与她的小儿子飞飞（菲利普）通电话，接到“兵单”的儿子与她讨论德国人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有过暴行出过希魔，也会写诗出过歌德……母亲与自己怀抱中长大的儿子平等讨论，教她不能不感叹生命的奇妙！
生命是这么短暂，这么奇妙，可是从前乃至如今，却有许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珍惜他人的生命；其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发生其实并没有胜利者的创深痛巨的战争。人和人之间，互相争斗，党同伐异，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没有包容，没有尊重，利益冲突固然是缘由，但首先是思想上的敌意，没有理解对方的愿望和尝试，便没有自省和妥协。我想，这部纪录片和龙应台的书，正如她所宣示的，不是为了分辩谁对谁错，而是怀着大悲悯，讲述在国家机器的巨轮碾压下，在时代风浪的万顷波涛中，个人命运如一粒微尘一片树叶的无奈和无常。因此，启迪我们，作为卑微又宝贵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同情，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抱持最大的善意，进而生发出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善，才能解人意。
■ 上辈人的历史
理解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谈何容易。龙应台不无愧疚地谈到，自己是在母亲已然失忆之后，才意识到应当尽快“抢救”上一辈人的历史，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写作计划，开始了对“一九四九”的追寻和记录。龙应台在与参加首映式的观众分享感受时说：自己15岁那年，正与伙伴们打乒乓球，当巡警的父亲看到警察分局的长官路过，迅即让小伙伴们列队站好，喊口令向长官举手敬礼。那时她便确立自己一生的最大志向——做一个不必对任何人毕恭毕敬行礼的人。这个人生选择能够实现当然很好，但它是依赖一定社会条件的，我们的父辈很多时候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是生活环境塑造了扭曲了人的心性。她说，她批评台湾现实的杂文《野火集》出版后，父亲要求她不论在哪里，最多3天之内必须给他电话报平安，“他总担心我被装在麻袋里，用绳子扎住口，绑上石块，扔进大海里。”追寻“一九四九”，她明白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么深重这么具体，其来有自。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地区后，怀有恐共症，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这样对付“匪谍”和疑似“匪谍”的批评者的。纪录片展现了当年台湾当局血腥屠杀真真假假“匪谍”的场地——台北近郊的马场町。看着大坟堆，枪声仿佛在耳边响起。
善，解人意（2）
有了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我们也可以理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何以那么痛恨两蒋的国民党政权。纪录片中他讲，他的母亲因为“匪谍”罪被杀害，父亲也因而坐大狱；儿时的他，被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