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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复诊一元二角，他（她）们无不照付如仪。因此我想到做医生，要是门口只挂一块招牌，病人自己是不会摸上门来的。医生业务的发展都是靠口碑，因为病家最喜欢打听医生，有人介绍才肯信赖，登门就诊。
同行嫉妒 你争我夺
若干人的本性，每每含有嫉妒心，不仅同行嫉妒，而同学更嫉妒得厉害，因为越是接近的人，眼看着别人一步步高升，自己依然故我，就会加以嫉妒。兄弟之间，因为接触更多，嫉妒起来更会不择手段；譬如弟弟做了皇帝，登基前后，总是先杀哥哥，此类故事，历史上多到不可胜计。
从前在上海做中医的，都是几代相传的世家。记得孔夫子说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两句话，我就反对，第一代第二代的人难道就没有人服他的药吗？叫这两代的人怎样生存下去？所以我初做医生，一般老医生有时看我所开的药方，总是摇摇头，好像我的方子不对，甚至连正眼也不望一望。其实这是旧时上海病人的习惯，病重时常常请两三个医生各处一方，来对证一下，但是医生与医生之间，往往甲医说乙医不对，乙医说丙医不对，相互讥评，已成习惯。
当时在上海医界，我年纪最轻，吃亏当然最大。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逢到高贵人家患伤寒症来请我出诊，我就知道病家必定请过张先生、夏先生、严先生和另一位医家等四人诊治。我到了病者家中，先问一句，从前看过哪位医生？病家说：“我先看张聋朋门诊，因为张是不出诊的，病重之后，由他的侄子张蔚孙出诊。”我知道张医生的药方必用那几味药，第一次出诊，我用药与前医完全相同，但在后面加三味重要成药，如紫雪丹、神犀丹、甘露消毒丹等，我总是解释给病家听，前面的药味，力量不够，而且病人即将昏迷，为预防计，另外要加三味药。病家看了就大为佩服，认为我的处方比张医生周到而有预见，从此只请我一个医生诊治了。
至于夏应堂的药方，我也熟稔得很，所以凡是请过夏先生的，我的第一张方子，用药就多数与夏相同，后面也加两三味。夏先生每日出诊有二三十家之多，到得极晚，一到之后就匆匆处方，话没有三五句，便急急离去。病家把我的药方一比，药味虽然相同，但后面加有预防病变的药味，所以次日就请我。我到得早，说得明。其他两位，诊金都比我高，还要加上车夫和保镖的钱，病家负担很大，从此就改请我看了。
以上所说，好像是我在抢夺别人生意的行为，我自己也知道。其实当时我首先用寒暑表（温度计——编注）探热，凡遇高热到了一百零四度（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四十度——编注）以上，就会有昏迷不醒、抽筋、拘挛等症状，我加上三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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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申斥几句便无罪释放。周某人大为不服，亲自写了一篇《杀女记》，由中华书局用仿宋体排印成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分送各界，而且中华书局还向所有买书的人附送这本小册子，报纸上也转载了这篇文字。恽氏一声都不敢出，消沉了两三年。他究竟是个读书人，深自悔悟。（按：恽铁樵喜用古方，小说名家周瘦鹃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恽氏的药方所误而死，不过周瘦鹃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最初投稿在恽氏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的悼儿文，写得隐约其词，颇含蓄。）
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司机坚决不从，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这司机患的是“阳黄疸”（即近时所谓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势进展快得很，患病不过三天，已经全身都呈黄色，因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热，神志不清，情况很严重。他住在闸北一个小楼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两条长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诊一次，那时节我的出诊诊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况很差，一个身为司机的人，要负担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长凳上坐着一个老妪，一声不响，只是在抹眼泪，还坐着一个穿长袍马褂、仪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每晚都亲自坐镇司机家中，看我如何为患者诊治。他原来乃广潮医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医的知识，他对我说：“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阶段，西医必然要插胶管放尿，否则必死无疑。”我默然不出一声，即刻叫他们去楼下购买葱一斤、白蜜半盏，将葱捣烂与蜜调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葱与蜜糖有相克作用，不一会儿，病人腹中就咕咕作响，又浓又浊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谭先生见到有这样快的效果，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尿中毒会泛滥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决了小便畅通问题，他接着就猛和我拉手。我便关照司机的家人，葱与蜜糖每三小时换一次，日夜不可间断。次晨一早，我再去诊治，谭先生已依时等候着，只觉得一室臭气冲天，而病人已醒，吵着要吃粥。我说：“这个房屋太小太闷，须开半扇窗，一扇门，流通空气，以防并发肺炎。”这样的处理，黄疸也就一天好过一天。
这位呢绒大王，在旅沪广东同乡会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愈他司机的经过，广为赞誉。广东人的团结力是极大的，谭先生这样一讲之后，从此我的病人范围也就更广了；旅沪广东巨商甘月松、冯炳南、陈炳谦、简玉阶，以及谭姓宗亲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机开了谭先生的车来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粤籍巨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际花。由她的介绍，我才为徐志摩的情人陆小曼诊病。陆小曼患的是严重的胃病，剧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状，经我诊治后渐渐痊愈。当时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术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医好陆小曼的病，亦乐与结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为小曼推拿筋骨，且劝小曼试吸鸦片成瘾，翁替她烧烟泡，一榻横陈，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尽力供应无缺，更博得小曼欢心。后来徐志摩由沪飞平，在山东境内飞机遇雾撞山，机毁人亡，时为民国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难后，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翁尽量满足小曼的物质生活享受欲，陆续将家藏的古玩字画出售以应。日寇时攻上海，洋场顿呈萧条景况，生计渐趋艰难，小曼请我出诊，只说“记账”两字，即不付一钱。小曼并将徐志摩所写《爱眉小札》与《志摩日记》的版权，卖给出版公司，换取金钱过活。她在此极端困难中，鸦片已经吸不起了。此时陆小曼被恶劣环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颓，大非当年徐悲鸿为她写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生计全仗翁瑞午香港亲友汇款接济，翁且另外结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因女学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恋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狱。陆小曼入中国书院为画师，又不愿做翁瑞午的家属，只能将翁瑞午放弃，上海人乃戏称之为“陆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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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大厦 化敌为友
我的医务上轨道之后，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财之道，平时绝不浪费，从事于积蓄与理财，我总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诊所。到了抗战开始，租界沦为孤岛，英商见将有剧变，纷纷将资产售与华人。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巨幅土地，当然不易脱手，但是在跑马厅侧门对面有一块地，原是养马的马厩，地处马霍路（今黄陂北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转角，他们登报出售。我一想这块地旺中带静，立刻就去付定洋买了下来。那时节，我每天门诊都超出一百号，出诊常达十余家，收入颇丰，所以兴建一座新诊所，足够有余。看空地的时候，感觉似乎不大，等到建筑竣工，却成为一座半圆形的大厦。我想假使我独用这座大厦为诊所，未免过于招摇。起先我定名为“国医研究所”，二楼三楼专供藏书，并且由我的八个学生当研究员，下面附设联合诊所，我自己挂一块横的内科招牌，其余延请同道主持儿科、妇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悬八块小招牌，内部附设药铺。三楼尚有多余的房间，出租给人，从此我就不需纳租，还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家，看我逐步地兴旺起来，而这座大厦又附带义务性地悬出“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中医月报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医界的地位，业务乃越来越旺。我又结集医友办了几个聚餐会，凡是从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请他们参加，这是化敌为友的方法。有一个聚餐会叫做“经集”，每月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