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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定心丸”，我就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剧团宿舍，我就卷铺盖行李，用棍子挑着就往汽车站跑。收行李时就有人打报告，我一出门，方老师带着几个人就追来了。追到车站，方老师就拉着我不放，其它几个人就把行李抢去了。正扯着，团长气喘吁吁跑来了，后面还跟来一位矮胖矮胖的军官。
团长气恼地说：“小张，你这样偷跑，太不象话了！”
我争辩：“怎么叫偷跑了，我大白天走，我回农村当农民，不在你剧团干了，怎么不行？”
矮军官发话：“小家伙，接兵部队说你回农村就能当兵，他们说话能算数吗？”
“算数！噫，你怎么晓得他们……”自知失言，便低了头，只听矮军官怒道：“由他去——看他怎么参军！把他的行李带走，让他回去！”
这一吼，扯的人，劝的人就散了。我一睹气，便空手搭车回到了农村老家，可这一等，竟是半个多月，天天象掉了魂似的。这期间，剧团的好友舒帮胜和项经少来过我家一次，告诉我那天放我走的矮军官是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得罪了他，这回祸闯大了。
这一年新兵入伍时间迟了半个多月，迟的原因，出在我身上，这是江干部后来告诉我的。 原来，江干部把我的名字夹在了全区三百名新战士中间，是一种预谋。接兵部队与地方区人武部确定人选时，三百名前一半顺利通过，轮到我时，卡壳了，这一卡双方便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僵持近十天：区人武部接县革委会袁副主任命令，坚决不许张立先这小子参军；接兵部队首长也有指示，区里不放张立先，整个金口区三百新兵一个不收。
结果呢，接兵部队赢了，县里不愿意因区区张立先而完不成全年送兵指标在省里挨批，妥协了。有趣的是，新兵入伍时要到县城集中，还要开欢送会，上街游行，两旁还组织群众敲锣打鼓哩。
1970年12月31日，是我17岁生命中最为得意的一天。走在熟悉的大街小巷，夹裹在人们羡慕的目光里，感觉到浑身是劲，仿佛每个细胞都要爆炸。
人丛里有人叫我，是好友舒帮胜和项经少，旁边还有方老师和其它京训班时的同学。我们这支未戴领章帽徽的队伍正在行进，我只能向他们招手示意，挥手道别……
无歌的童年
每当我路经温馨如家的幼儿园，总要驻足凝眸，望见嘻戏玩耍天真活泼的稚子，总会心生暧意，眼睛发潮。我知道，我是在羡慕，同时也在妒忌哩。
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只有片断，只有苦涩。
童年，在我的生活里只有忧伤，只有祈盼……
文昌阁的“年饭”
穿开裆裤的年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1959年末，生产队库存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这是后来知道的真相。位于鄂南丘陵地带的郑家垅、汪家坊、张瓦匠湾三个自然村，同属新屋乡同升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家家户户的烟囱不冒烟已持续两年了。这年我刚“背起书包上学堂”，父亲在煤矿当工人，母亲在胡家岭卫生院做勤杂工，家中只剩年迈的奶奶、弟弟和我。队里食堂设在一座名为文冒阁的破庙里，每人每天的定量为四两米。记得有一天，通知吃年饭，奶奶便柱着拐杖，我背着弟弟，兴冲冲地赶往里把路远的文昌阁。
听的消息晚，却去的早了，大概“年饭”这两个字太诱人食欲了。奶奶叮嘱我别跑远，就与同样提前跑来的大人扯家常。我牵着弟弟去侧庙看神象数罗汉，不知是文昌阁神象和罗汉不多，还是饭菜的浓香诱惑太大，闹不清怎么回事，我和弟弟与另一帮孩子约好了似地，都瞪着眼张着嘴一脸谗想出现在庞大的四方格蒸笼面前。
开笼了，只见四个大人站在灶上一声吼，便搬下一层热气腾腾的钵饭。钵子很大，可惜是菜米混合，而且只有大半钵。眼见着大人们一层层搬上搬下，又往蒸熟了的米饭里掺冷水，闹不清是何道理，便多嘴发问，认识我的叔叔拍着我脑袋，愤愤地说：“你哪里闹得懂哟，伢
也，人家在田里亩产万斤，老子在这里每钵半斤！哼，明明只有二两，却硬充半斤——娘的×，一吃就饱，一放就饿，老子日他祖宗！”
他骂归骂，依旧干活。多年后我才明白他骂的是什么。原来这“一吃就饱，一放就饿”的发明创造者不是他，这“绝活”是他在外地学来的，这种蒸熟了再掺水蒸的饭有个名称，叫“二水饭”；满满一钵填进肚里，撑饱不成问题，可撒一泡尿肚子又空了。
开饭的时候到了，每人一钵菜饭，稀稀的鼓得老高老高。两家老小共一罐骨头汤，小孩子不敢动，奶奶就和另一位奶奶在罐子里争抢骨头，先是筷子幌，继尔是手捞，捞着捞着嘴里就不干净，就夺起罐子来。夺的结果是，罐子摔在了地上，汤没了，骨头也脏了。弟弟见状，哇地一声哭了，接着是我哭，奶奶也哭，她哭着哭着就与那个奶奶拉扯着打了起来…… 童年里记忆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这顿“年饭”。这顿饭吃完没有，两个奶奶谁输谁赢，脑子里没有信息贮存，可那位叔叔的话，和他蒸“二水饭”的情景，怎么也忘不掉。
最香的一顿米饭
1960年春，我最向往的地方，是母亲所在的卫生院。那里有慈爱，有温暖，还有饱饭吃。 记得有一天，我想母亲了，对奶奶闹着要去。奶奶在园子里掐了一蓝子菜苔 ，我拎着、摇摇晃晃地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母亲身边。母亲又惊又喜，把我搂在怀里关切地问“肚子饿不饿？” 我点头，母亲顿时便沉下脸，起身到灶台点起火来。她麻利地淘米，我见到了，小眼睛顿时鼓了起来。等到锅里起了泡泡，水米混合了，我的等待变成焦急。闻到饭熟的
香味了，我的小手就禁不住去抓锅盖。母亲心疼我，怕烫着，就先从锅里捞出半碗夹生饭。
我立即就狼吞虎咽，三两下就用筷子把饭扒光了。一亮空碗，我冲母亲一乐，叫道：“好香，好好吃哟！”
“伢也……”母亲泪流满面，想说什么又忍住了，接过碗盛了满一碗饭，递给我，就扑在灶头失声痛哭起来。
我没哭，端起碗又狼吞虎咽，吃完了又到锅里去添，直到锅空碗空……
多年以后，与母亲聊起此事，母亲仍伤心落泪，感慨不已：“那是两斤米呀，我的天！七岁小伢的肚子一顿能装两斤米，可见你平常饿的几狠罗……唉，那年月，真是造孽呀！”
谁说不是呢？
打那以后，我渐渐长大，也慢慢懂事了。参加工作迄今，已逾三十年，走南闯北，吃的东西不少，但我感觉最香最好吃的，还是母亲1960年春天特地给我赶做的那顿无菜的米饭。
偷吃糠粑故事
婴儿吮小指头，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老人常说，小伢子的指头上有四两糖。我若见着谁家的宝宝如此这般，总要下意识地动弹手指，把头扭向一边。
我也有吸吮手指的经历，但不是在婴幼期。1960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和弟弟、奶奶组成的留守之家，快要断顿了；垅田里的大麦穗，被提前割掉炒着吃了；菜园里所有能吃的蔬菜野菜，全挖回来充饥。山上能吃的野果、树皮、树叶、树根……早有人捷足先登，湾子里有两位老人天性怕蛇，竟与蛇拼命，交它煮着吃了。我们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吃的全靠在外打工的父母照应，算是有点指望的好人家。奶奶每顿都是熬稀粥，从罐子里抓上两把碎米，往大铁锅里一丢，就烧柴禾熬。说是粥，其实稀得真可照见人影。待粥熬的差不多了，奶奶就抓几把青菜或是野菜，在锅里一搅和，然后就喊：“吃饭罗——伢们！” 伢们围着奶奶，就拼命地往肚子里灌。一大锅菜糊糊，你一碗他一碗，很快就扫荡干净。我是从来不知道饱的，于是就用嘴巴去刮锅铲，用舌头去添碗边的残留物，仍然觉不饱，就伸出食指，在碗沿上来回旋转，然后把它放在嘴里吸吮，指头上站的糊糊其实并不多，但我竟象吃糖似的，感有滋有味。
记得有一天早晨，奶奶破例在铁锅四周做了一圈糠菜粑。发给我和弟弟每人两个，其余的就用竹箕盛着吊在灶头的房梁上。不知是蓄意“作案”，还是饿急了。我生平第一次做了家贼。待中午开饭前，奶奶搭登子取竹箕，发现里头的糠菜粑不翼而飞，顿时号淘大哭：
“哪个该死的哟，这可是我们一家子一天的指望啊！你再穷再饿，该死的你也莫偷我一家人的嘴啊……呜……”
奶奶这一哭，弟弟就跟着哭，我也哭了，我没料到问题的严重性，怯怯地走到奶奶面前，说了实话。
“啊——”奶奶止住哭，眼睛瞪得怕人，然后顺手就操起了灶头的掏火棍，横着在我背上就扫了一棍。我见势不妙，拔腿扭头就往外跑。这一跑，奶奶可是真恼了，围着整个湾子，整整追了我三圈，直到她再也跑不动了，才罢休。
在饥饿面前，奶奶对长孙如此，可见饥饿的魔力大于亲情。多年后，我对于曾经患难与共的奶奶，内心深处仍存留着些许憎恨，缘由是：那几年，作为祖辈上人，她时常在我们吃饭时少吃或不吃，等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居然吃得比我们多而且好。许多次的意外发现，使我非常心酸，父母回家时问这问那，我很想“告状”，却始终没有张口。时至奶奶去世二十多年的今天，我不说，父母也未必知晓这段苦涩的故事。
人死，怨也就散了，艰难年月，奶奶毕竟拉扯过呵护过我和弟弟，如今怀念她老人家，念叨她老人家，能有外人么？
记忆中的金口古镇
与城陵矶，牌州一样，金口也是长江边上的古老小镇。城陵矶的名气，是洪水的印记衬出来的，那里有个名震九州的水文站。牌州为国人所知，是1998年那场灭顶之灾。金口有赤矶山三国古战场的箭簇弓弩扬威，还有民国期间建造的全国闻名的金水闸，现今又以“中山舰”蒙难地及其打捞修复之所令国人心驰神往。
其实，金口镇蛮小，南北沿江一条街，长不过里许，东边一条街亦长不到半里，在西街口拱成一个“T形”。因西街的尽头是江岸码头，这条街短得没资格叫街。日本鬼子飞机丢炸弹轰炸“中山舰”那年月，金口镇居民大抵不足三千人。六十年代初我挑紫卖把子，走十五里路歪歪倒倒拥进古镇时，却感觉人满为患了：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在二、三米宽的巷道挤来挤去，蛮费劲。当然，我指的是早市，金口是水码头，有班船直达汉口的四官殿，六十里水路，那时的票价是人民币四毛。班船是两层楼的那种，楼上楼下有一排排长靠背椅，一次可装千把人。金口当然也有旱码头，有来往班车路过，省里的长途车通嘉鱼，县内的由县城纸坊往返。
记忆中的金口，是破旧不堪的。由农村的土路步入狭窄的东街，如遇阴雨天必须趟一截泥巴路，这是城乡过渡带，村夫村妇脚上的泥土渗在青条石铺成的路缝里，久了，便搅成熟泥，令人不堪入目。东街的中段，有家“高坡子”水泥墙房子，叫土产日杂商店，是最高的建筑，四层楼。它的旁边是颇有声名的金口剧场，门楼很旧，也矮，剧场也只能容纳五六百人，座椅也是高靠背的条形，舞台也小得可怜，最突出的特点只有两个字：暗、脏。当然，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小伢子逃票看戏看电影，假如偶尔上街能赶场的话。 从“高坡子”再往西街口，左边转角是一家最热闹的百货商店，由于处在拐角位置，房子便呈孤型状，上下两层，无论早晚，这里都人头攒动，闹热非凡。六十年代初，无论东街、西街、南街、北街、所有店铺的门全都是木头的，而且是属于顶凹下凸、门板与门板相嵌，人却在门后拿一根方木横着当栓使用，看店铺开张或打烊，这开门和关门的操作，就晓得金口镇很古老很古老了。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在金口镇的十多个旧书摊上看“小人书”。家里穷，祖辈人不读书，子孙们除却课本别无其它，我的一点古典文学知识，大抵都是从这里的书推上获取的。书推上买书的人少，大都是在一排排夹挂墙头的“三国”、“水浒”、“西游记”、“隋唐演义”、“红楼梦”、“西厢记”等系列连环画里选出一两本，然后往条形木凳上一坐，先看，看完了按厚薄给推主二分或一分钱。我那时与小伙伴一起，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挑柴到金口来叫卖，三四十斤换得五六毛钱。饭可以不吃或少吃，小人书是必看的。看小人书上瘾，你看了之一之二，岂能不看之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