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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些时候，到处开始抓革命党人，同学们又开始留起头发，人心惶惶，不时从外地传来杀革命党人的消息。
好在时间不长，新的学监来了。他是一个革命党人，他告诉学生们要办英法专修班，准备选派学生去留洋。当时保守派力量还相当强大。大部分的家庭都反对孩子们去留远洋。一怕孩子们出去不回来；二怕孩子们独自出去，生病在外，无依无靠，俗话说：“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三怕孩子们学了些洋学，回来后不认祖宗，不认爹娘，无法管教。但爷爷和几个好友听了新学监关于科学救国的理论，都偷偷报了英法专修班。。 最好的txt下载网
爷爷回来了（8）
爷爷上的是法文班，当时学习英法文没有什么方法，只不过是用学习古文的方法，给学生们一大堆的书，一篇一篇地背诵。过了一年，大家都能背下几本法国名著。这种学外文的方法，其实是一种好办法。所以当爷爷在法国做毕业论文时，写出的毕业论文文笔优美，语法严谨，受到法国老师的称赞，问他是哪一个法国人帮忙改的。当爷爷说是他自己写的时，老师惊奇地说，连法国人也写不出这么好的法文文章。
不久传来了消息，说国民政府决定送一批学生去欧洲留学，但要通过考试，同学们高兴极了。那时科举制度已经取消，考去欧洲留学就像考科举一样，吸引着读书人。有一个同学大发议论说：“十年寒窗，就盼今日，光宗耀祖，报效中华”，并立志不考上不睡觉，把床板立起来靠在墙上。还有人学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把自己留起的头发梳成辫子悬在梁上……
夜深了，同学们各自摇头晃脑大声朗读着法文，有时简直分辨不出他们是念法文，还是念中文。爷爷形容当时的情景说，他左边的同学念“板当，板当……”（法文“在……时候”），他右边的同学就念“伊里呀，伊里呀……”（法文“在……地方”）。这样的读声像催眠曲，几乎把人催得入睡。琅琅读书声在夜空中荡漾，在远处听起来就像大家在读：“板凳压！板凳压……”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新一代的读书人。
1912年初，云南正式举行出国考试。出国考试是相当严格的，除了云南的总学监，两广总督也亲自出马来督考。学生们通过了周考，接着又通过了月考、学期考、年考、毕业考，一下子考了半个月，都被弄得疲惫不堪，许多人被连续性的考试弄得面黄肌瘦，风一吹就倒。
这时听说云南总学监还要来检查身体，同学们各显神通，从家里弄来各种中药的补品来吃。爷爷同屋的同学弄来了一包土人参，大家就用爷爷的铜盆煮来吃。早上同学们也纷纷起来锻炼身体，好在总学监没有时间马上来。又等了半个月，等总学监来检查身体时，大家已经恢复了健康，于是通过了体检。
就这样，爷爷通过了层层的关卡。在应考的几百名学生中，他考了第三名，终于取得了去比利时留学的资格。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到欧洲去的长途旅行
那时，从家乡到法国，真不容易，要历经千辛万苦。先要走路到县城，然后乘小火车去开远县，从开远乘大火车去越南海防，从越南海防乘船到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并经过几次转车才能到比利时。从云南的老家到比利时要半年的时间。难怪家里人都为爷爷他们担忧。
有人劝高祖母不让爷爷出行，爷爷写诗说：
祖母爱孙爱不溺，出言明达警姻戚。
乘风破浪是前程，起舞正期效祖逖。
爷爷离家时，全家人都哭了，仿佛他一去不复返。而他也有离别之感，就像古文中写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景一样。爷爷后来和我讲起当年的情景，笑着说：“离家时，家人就像我要去刑场一样，哭着不让我走。”奶奶擦着眼泪说：“你老爹这一去八年才回来。”
云南的小火车非常窄，座位是顺着火车的长度方向设置的，只有两排位子供旅客对面坐。走动的旅客和乘务员就从这两排坐着的旅客中间通过。小火车不只是小，而且很慢。有人形容说：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据说小火车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掠夺矿产品，使他们运输量减少。爷爷由几个表兄陪同，乘小火车，又换乘大火车来到越南海防。
爷爷回来了（9）
1913年6月，经过选拔的两广的留学生聚集后，由越南海防上船，船是开往欧洲的。那时人们称这种海船为邮船，意思是人像邮件一样被送到目的地。这种大木船已经比19世纪的木帆船先进了，它用蒸汽机来驱动，速度也快了许多。
那时的大木船，只有头等舱的旅客才能坐上面，爷爷他们是学生，只能坐三等舱。学生们坐在阴暗的底舱里，因天气不好，无法出去，大家像囚犯一样被关在船舱里。有个同学开始想家，不愿去留洋，苦苦哀求船家送他回家。爷爷用古人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来鼓励这个同学，并劝导他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开船后几天，在太平洋上遇到大风暴，船在风浪中颠簸，加上船舱里空气本来就不好，许多同学开始呕吐，爷爷也不例外。大家吐得连苦胆汁都吐出来了。忽然有一个同学大声哭泣起来，留下遗书，说他要死了，要其他同学代他禀告父母大人：“为儿不孝，先父母而去。”
这一来，大家像吃了什么药，忘了吐，都笑了起来说：“你死不了，你还要和我们一同去巴黎。”同时大家也笑他一点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也没有，勉励他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死无愧色。这一笑给这个同学增加了不少勇气。
爷爷给我讲这一段经历时，我问他：“这个同学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们到了欧洲，他仍然是一点小病就说他要死了，就留遗书。最后半途而废，终于回国了。”爷爷遗憾地对我说。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家呢？”
“也不是。在离开家时，我们有个同学要给他的妻子写休书，表示他要专心读书救国，要断了儿女情长的事。同学们都劝他，又何必如此呢？他又不是去战场杀匈奴，与敌作战将战死在战场。他有豪言壮语：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有了儿女情长，就不能专心读书。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答应不写休书，但是仍和他的妻子说，如果她不能等下去，她可以改嫁。”
“这个人倒还真有点志气。”
爷爷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当然了，当时大家都年轻，都有一个志气，一定要学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我们有一个同学让母亲像岳母刺字一样，为他在背上刺上‘精忠报国’。还有一个同学怕写信浪费时间，一开始写了一个底稿，每个月抄一份寄回家。后来干脆请人印了几十份，隔一定时间寄一份，以报平安。”
爷爷他们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海上旅行，终于到达法国马赛港。在马赛港停留数日后，起程赶赴比利时，爷爷从此开始了他历时八年的留学生活。
爷爷走后五个月，我的父亲就出生了。后来爷爷学成回国才见到他，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八岁了。爷爷努力学习，以期回国报效祖国。他在写给曾祖父的信中说：“廑念祖国危亡，云南尤殆，要励志向学，勿浪抛分寸光阴，务以造就有用之学，回来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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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1）
1920年年底，在爷爷获得马赛大学的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后，云南省教育当局欲创办大学，促爷爷回滇服务，并说，大学的名称定为东陆大学，唐继尧任校长。但是他回到河内，还未到家，就有人告诉他：“滇有政变，唐继尧出走，驻川滇军一军军长顾品珍倒戈反唐。”爷爷写下一诗，表示当时的心情：
行至国门传政变，唐家威福告途穷。
滇南今后谁为主，劳苦功高说顾公。
等爷爷东归，办云南大学没实现，他建议办留学预备学校也没有被采纳。云南省政府委任他为第三科科员，爷爷他自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与那些贪官污吏共事，一个月后就辞职，后在省立路政学校及甲种工业学校担任算学和物理教师。但他始终觉得云南山高路远，消息闭塞，与外界没有交流，妨碍科学发展，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整个国家的科学水平提高了，民族才有兴旺的可能。
1921年11月，东南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因爷爷的朋友、即将离职的何鲁先生的推荐，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先生寄来了聘书。那时爷爷只不过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觉得大有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就不顾工资待遇多少，接受了。对此，多年后，奶奶还在说：“东南大学刚刚开办，给的工资比云南低，离家又远。你爷爷还是接受了，去了南京。我要支付各种开支，不够用，只有尽量节省，坐在马桶上还要搓三根纳鞋底的线。”
到了东南大学，爷爷想自己刚刚出校门不久，最多可以当一名助教或讲师。谁知东南大学不仅要他当算学系教授，还要他当算学系主任，并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再三推辞也不行，爷爷只好硬着头皮上任。那时东南大学算学系只有爷爷一个教授，没有教材，爷爷就边写教材，边教学。高深的课程就必须他自己来教授。他编有数学教材：《平面几何》、《球面三角》、《方程式论》、《解析函数》、《微分几何》、《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和《高等算学分析》；物理力学教材：《力学》（静力学）、《动学》（动力学）。一共有十多种教材，后来被编入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中，成为中国大学教育最早的教材之一。也就是这些教材，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家。
爷爷常常说，他在南京遇到了许多聪明、好学的学生。是这些学生推动着他的教学发展和促使他深入研究。那时的学生有严济慈、蒋士彰、胡坤升、唐培经、赵九章、赵忠尧等，还有严济慈的夫人张宗英和徐曼英两个女学生。爷爷也常常说，江浙人聪明，那时的学生文学基础好，什么问题一点就懂。他常常得意地讲起这些学生，哪一个学生是学什么的、有什么特长，针对不同的学生，他把他们引向不同的方向，使学生们都有所发展。他对学生的了解胜过对叔叔们的了解。
我的二叔秉明回忆说，在南京的生活，对爷爷和奶奶来说，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因为爷爷的青春活力正旺盛，他的聪明才智又得到发挥，备受重用。私人生活上，结婚九年因忙于学习，顾不上家，这是第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而奶奶结婚九年，真正和爷爷在一起也只不过是几个月。这时二叔秉明出生了，又给小家庭添了不少乐趣。由于二叔秉明是爷爷看着长大的，他又特别聪明灵巧，因此深受爷爷的宠爱。他多次出国都带上二叔。我的父亲秉信忠厚老实，每次都留在国内，照顾奶奶和弟弟妹妹，并供养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从云南方言学堂出来的留学生（2）
有时父亲秉信会“嫉妒”地说：“你的爷爷总是带你的二叔去国外，从来不带我，也不让我去国外留学。我去美国留学还是你妈的叔叔有消息告诉我，我经过考试才出去的。”不过，父亲因为自己年长，比他的弟弟妹妹大很多，而爷爷常常不在家，他从来都像弟妹的父亲一样尽自己的能力照顾和保护他们。姑姑秉慧说，有一次她穿过电车道，没有看来来往往的车辆，等她走到中间，才突然发现来回的两条线上都有电车过来，几乎要把她夹在中间，她惊慌失措，吓呆了，站在那里不知怎么办，是父亲奋不顾身冲上前去把她抱了出来。
爷爷在东南大学教授数学四年，建立了算学系，培养了不少好学生，引起了其他学校的重视。1925年，清华大学来函，希望爷爷去清华大学。但是西北大学已派人来接爷爷去西北大学，爷爷决定去西北大学一年，以帮助他们创办算学系，并担任算学系主任。最后经过协商，爷爷任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兼任西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算学系教授。
当时，奶奶已经习惯了在南京的生活，爷爷的工资也有提高。如果去北京，爷爷的工资就会比在南京少许多，而生活费用相反会高很多，所以奶奶不愿去北京。她后来常常对我说：“你爷爷在东南大学做得好好的，又要去北京，我真不想去，而且北京工资又低，最后他还是坚持去了。”
1926年，爷爷正式离开东南大学去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主任。1929年，开始成立清华算学研究所。1930年，录取了陈省身和吴大任两个研究生。陈省身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