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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氏孤儿》人物志（12）
鉏麑和灵辄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凡是大故事，构建情节的时候往往要用小人物来点睛，这才能引人入胜。正因为是小人物，要在故事里起重要作用，他是没有什么特性可以依仗的，那就必须体现人身上的某种共性。这两个人实际上都代表了一种普遍为人接受的道德准则，简单地说，鉏麑表现的是“一个人不能做什么”，而灵辄表现的则是“一个人必须做什么”，学究们合称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赵盾呢，他是一个正面人物，他的正直在鉏麑那里收到了回报，他的善良则感化了灵辄。
从这一点说，灵辄更像是一个被用来劝善的角色。
后记
一个人，没法和历史叫板，因为所谓历史捆绑着很大一批情感动物。常常能看到的，是一个怪现象：事情本身应该是假的，但故事的存在和流传却是真的。
自然科学讲究求真，尽管求真是一个美好的词汇，但历史不能如法炮制。因为历史是人造的，不是天然的。记录历史的人是活的，解读历史的人也是活的，在历史的读和写之间，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定会发挥的。
人有情感，人有利益，人有思想，人有立场。人有不愿意说的，人有不愿意听的，人有别有目的地说的，人有听了却不愿意信的。于是，除了关系密切的亲历者，历史只能是真实的元素和一厢情愿的假想、道听途说的填充相结合的产物。
在写《赵氏孤儿》中这几个相关人物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到包拯和庞籍（就是那个大奸臣庞太师的原型）。宋朝的历史资料留存至今的比较丰富，其中有不少部头很大的流水帐，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等，要拿它们当书读是很凄惨的事，可以说一百个人九十九个不爱读，唯一爱读的那个要写博士论文。但这样的书，其实是“真实”的典范，因为举凡造假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总不会做许多无关主题的无用功，这世界上有造借据的，有造遗嘱的，最多也就造个血肉丰满的故事。造一个百八十年每月每天发生的琐事，不可能。
我不需要写博士论文，自然不肯纵向地去啃这些流水帐，但想到了包拯和庞籍，就临时横向啃了一番，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庞籍是一流的政治家，那包拯就在二三流之间。不相信我的结论，你可以自己啃一下——横向啃还是不算很费力的，但我相信，你很难啃出一个跟我完全相反的结论。
赵氏孤儿的事件年代更久远，但情形却差不多：真实和流传互相矛盾，真实有真实的依据，流传有流传的现实。我们的祖祖辈辈已经深入骨髓地相信这个故事的戏剧版，你忽然去颠覆它，说“真实”应该如何如何，能成功吗？我想不能。因为更多的人，更欣赏这样一个忠义双全、惊险刺激的传奇故事，而不是无味甚至无聊的“真实”。
这种大多数人的品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史实，甚至也是一种现实。
二百多年前，一个名叫曹雪芹的先生把这一切归纳为一副对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赵氏孤儿”考辨（1）
郝良真、孙继民
据《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以下简称《赵世家》）记载，赵氏先祖在晋景公三年（前597）曾遭族诛之祸，赵朔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侥幸免祸，后赵武长大，依靠韩厥等人的支持恢复了赵氏宗位。这个历史故事在宋元之际被改编成剧本《赵氏孤儿》，从此广为流传，几乎妇孺皆知。但此事具有多少真实成分？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清万斯大《学春秋随笔》认为：《赵世家》所载“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合之《左传》所载，确为可据。盖当时因（庄）姬谮讨同、括，遂并治弑灵一狱，追论赵盾，欲灭其家。武方幼稚，从母匿公宫幸免”。清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依据《左传》宣公二年所记又认为：“赵盾以赵括为公族大夫，为赵氏宗族之主，此时赵括被杀，赵氏宗族祭祀随之废弃，故后文韩厥有‘无后’之语。以前赵武依赵括，括被杀，无所依归，只得随母在舅父家畜养。”今人杨伯峻不赞成万斯大、沈钦韩的观点，称“此两说似均难足信”，并进一步说：“《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春秋左传注》鲁成公八年条。又，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三晋景公三年条亦认为，此事“妄诞不可信，而所谓屠岸贾、程婴、杵臼，恐亦无此人也”云云。）《山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所刊杨秋梅《“赵氏孤儿”本事考》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新看法，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万斯大、沈钦韩认为赵氏孤儿一事疑信参半，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全采战国传说。为了弄清其中真相，还其历史本来之面目，有必要对史籍所载赵氏族诛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与考订。
第一，关于赵氏族诛与赵武复立的时间。《赵世家》、《史记》卷四四《韩世家》（以下简称《韩世家》）称屠岸贾灭赵氏家族一案，是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十五年后，亦即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又复立赵孤儿赵武。但《春秋》、《左传》、《史记》卷三九《晋世家》（以下简称《晋世家》）等所记不同。《春秋》鲁成公八年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左传》同年条记载此事更为具体，其云：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原、屏即赵同、赵括，武即赵武，成季、宣孟即赵衰、赵盾。《左传》并记赵同、赵括被杀是在鲁成公八年（前583）六月，时间更加具体。《晋世家》景公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景公十七年条亦载：“复赵武田邑。”可见，赵氏族诛的时间，是晋景公十七年（前583），而非三年（前597）。并且，在晋景公四年至六年（前596…前584）之间，赵氏家族成员活动见于史籍的颇多。《左传》宣公十五年（晋景公六年，前594）：“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鲁成公三年（晋景公十二年，前588）：“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鲁成公四年（前587）：“晋赵婴通于赵庄姬。”鲁成公五年（前586）：“原、屏放诸齐。”“秋八月，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鲁成公六年（前585）：“赵同、赵括欲战”。赵括、赵旃为卿亦见于《晋世家》景公十二年（前588）条。这些记载均说明，赵氏族诛不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83）之前。
“赵氏孤儿”考辨（2）
也许有人会对赵氏族诛与赵武复立同在一年之内表示怀疑。的确，赵氏族诛，其田邑转赐祁氏，赵武复立，又恢复原田邑，这期间需要一个过程。赵同、赵括是在鲁成公八年（前583）六月被杀，那么，仅在半年时间内就完成这个循环似嫌太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在成公八年条推测：“据《赵世家》，韩厥劝晋景公复立赵武，应在两年后的景公患病时。”杨先生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断，是因为《赵世家》叙赵氏在晋景公三年（前597）被杀后，“居十五年（亦即晋景公十七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即赵武）”。（《史记》卷四五《韩世家》：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无后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又，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三条亦认为：“景公病祟而卒，在十九年，《晋世家》所记是也。”）而据《左传》鲁成公十年（晋景公十九年，前581）和《晋世家》所记，［《左传》成公十年称，晋景公“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请于帝矣！壤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杀余孙”下注称：“当指八年（鲁成公八年，晋景公十七年）晋侯杀赵同、赵括事。晋景公所梦见之恶鬼，应是赵氏祖先之幻影。此孙为广义后代也。《赵世家》记此事，云‘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以梦境为卜兆，与《左传》有所不同。但‘大业之后’亦指赵氏祖先。”景公此梦与赵武复立有关，其既在十九年，赵武复立当然亦在此时。］景公这次大病也是在十九年（前581），并非是十七年（前583），故推断赵武复立应在晋景公十九年（前581）。笔者赞成杨伯峻先生的这一推断。
第二，关于赵氏族诛的原因 。《赵世家》、《韩世家》认为，司寇屠岸贾为了追究晋灵公被杀一案，其“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对于此记，这里有三点需要辨明。
首先，屠岸贾其人。据《赵世家》，屠岸贾于晋灵公时得宠，景公时任司寇。从他敢于不请而擅诛赵族，且不受责罚的情况来看，似应是专擅国政的权臣。但《晋世家》灵公、成公、景公时期的全部记载却对他不置一词，且《春秋左传》也从未提及他，更不要说他率领诸将讨赵氏了。据《左传》及《晋世家》，至少在晋景公十七年之前，晋国势力较大的卿大夫是栾氏、韩氏、郤氏、赵氏。如若屠岸贾处权臣重位，《左传》及《晋世家》不应遗漏如此，至少在记述晋国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应有所披露。
其次，导致赵氏族诛的直接原因。前引《左传》：“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国语·晋语六》记韩厥语亦称：“昔吾畜于赵氏，赵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左传》鲁成公十七年所载韩厥语，《国语·晋语九》所载智伯语同。）按赵庄姬为晋成公女，赵朔妻（详下）。赵婴即赵婴齐，亦作楼婴。所云“赵婴之亡故”，指赵婴齐被赵同、赵括流放致死一事。《左传》鲁成公四年（前587）称：“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鲁成公五年（前586）条又接书：
“赵氏孤儿”考辨（3）
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不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赵婴齐是赵衰之子，与赵同、赵括是同母兄弟，与赵朔父赵盾是异母兄弟（《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夫叔与侄媳通奸，属于乱伦行为，因此，赵婴齐遭其二兄的放逐并致死；赵庄姬诬告赵同、赵括谋乱是对流放赵婴齐的报复，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赵庄姬另有其它谋虑的可能。（鉴于赵氏宗族内部嫡庶地位的变化，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赵庄姬诬告赵同、赵括作乱，置其于死地，除了是对流放赵婴齐的报复之外，还有为亲生子赵武恢复宗位的夺嫡用意，甚至这一用意又可能是她诬告的真实动机。果真如此，则赵同、赵括被杀实质上又是赵氏内部围绕着族权而展开斗争的结果。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只不过这是笔者针对争夺赵氏宗位问题的一种推测而已。
我们认为，赵庄姬诬告仅仅是赵氏族诛的起因，而以栾氏为首的诸卿反对势力的倾轧，则是致命赵族的重要因素。赵婴齐所谓：“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也说：“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这都表明在晋国内部赵氏与栾氏不仅存在矛盾，而且早已尖锐化、表面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赵庄姬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之后，栾氏、郤氏便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促成了晋景公对赵同、赵括家族的诛杀。栾氏、郤氏甘愿提供伪证，实质上是借刀杀人，以此达到排挤赵氏的目的。我们知道，晋景公时期，势力较强的卿大夫有荀氏、士氏、栾氏、郤氏、韩氏、赵氏等。其中，将中军者多执国政。自晋景公十三年（前587）“栾书将中军”之后（《春秋》《左传》鲁成公四年），他两次率师伐郑，一次救郑，一次侵蔡（《春秋》《左传》鲁成公四年），成为晋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