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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也告诉我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years。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4、5次降到一个星期1、2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residentadvisor，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期间A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在sink里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8卷powertowel，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2000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大个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从江书记的以德治国讲到胡书记的和谐社会，唐得大家头痛欲裂精神恍惚，宁愿老老实实去打扫厨房，也不愿听我的哄嘛密嘛密哄，那当然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但是显然，我的“思想改造”行动失败了。这就要回归制度了。如果我能够慷慨地每天花100美元“悬赏打扫”，或者雇佣一个黑人大个每天跑到我们厨房来举哑铃，制度当然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我没有、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钱。如前所述，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面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必须打扫卫生，应该说是有相关制度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成本太高了。从道理上来说，如果我把这个 case提交给学校的housingoffice，闹到把他们扫地出门，这是一个对他们不打扫卫生的“制度惩罚”。但是，我要make the case，必须首先locate 在他们这群人当中到底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真正的、持续的“凶手”，这就意味着我每天要在厨房里守着，看谁做了饭，谁没有打扫卫生，而我们这个厨房，大家做饭时间可以从早上8点蔓延到午夜2点，我没有时间精力、就是有也舍不得提供这个时间精力去站在厨房守株待兔。更不要说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的正面冲突、死不认帐、他们联合倒打一耙、与housing office的周旋、时间上的漫长周期。作为一个“理性人”，对我来说，更“划算”的做法，是少做饭、少去厨房、狂吃salad和中国外卖而已。
这就是说，虽然“思想改造”失败了，但是“制度奖罚”的成本也太高。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力量能够维持一个“和谐厨房”呢？事实上，我住在这个宿舍前三年的经历，证明了一个“和谐厨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一个最平庸的解释：自觉。而责任的自觉、公德的自觉、对制度条文的尊重、对他人的体谅、对环境的爱护，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举着哑铃的黑人大个的力量。但是，由于制度涉及到一个实施成本的问题，我越来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会大妈的身份，召集宿舍里几个经常做饭的人，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说实话，主要并不是因为愤怒。事实上，我早不care了，反正过几个月就搬走了，3、4月份还要回国一趟，现在也很少做饭，所以我还能在这个厨房做饭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实在没有理由care厨房的风景是否怡人。我开这个会，更主要的，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实验感。就“科学”而言，无论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论理学哪个角度，我都想了解这种“宁可让自己suffer也不能让别人happy”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形成、运转的。从“政治”上来说，我不甘心自己带着这个失败的烙印“卸任”，我想说服自己，人的自私、狭隘、不负责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复自己对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我甚至无法通过理性的方式说服同宿舍的几个人做饭后打扫卫生，我怎么能去说服自己相信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观念呢？我怎么能够承认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可能性呢？而沟通理论、协商民主，发达的公民社会，正是我无论从学理上还是情感上最向往的东西。对理性的信念，说得严重一点，是象文字、音乐、辣酱那样支撑我活下去的理由。
应该说，这次会议还算是一个团结、胜利、圆满的大会。自然，每个人都声称自己从来都是打扫卫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打扫卫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宣称以后一定会好好打扫卫生。至少，这说明大家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是非观。能否把这种观念转化为行动，又是一个问题。
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我还没有丧失信心，我还在期待。
卢梭当年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君主专制、僧侣专权、民不聊生的时代，人家那么兵荒马乱的时代，都没有对人的理性丧失信心，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6平方米的厨房，能够因为这么点打击，就丢盔弃甲抛弃信念吗？想来想去，我觉得不能、不愿、不可以。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广州琳琅满目的小店之间，她问，以后你是要回来，还是要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国吧，我说，美国呢，其实我很喜欢的，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我都喜欢，但是大环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这样的学文科的、码字的、关心时政的、文艺的，呆在美国，实在是突兀，跟美国人永远隔着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人当中也很异类的。
挤在小摊小贩之间，突然觉得找到了回国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国的大环境再好，没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为接下来几天见到的朋友，都问我以后回不回国，于是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麦坐在广州一个酒吧聊天。我知道她俩是很要好的，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八卦，因为她们都是“处境比较象的人”：做时尚杂志；已婚但是风姿卓约；热爱码字；对女人话题永远津津乐道……谈话期间，小麦一会儿给A电话，一会儿给B电话，问她们要不要也一块儿出来喝东西，听那亲昵的语气，肯定也都是她们的“圈内人士”。仿佛还嫌对我的打击不够沉重似的，她们的言语之间，不断谈及似乎是她们的“圈子扩大委员会”成员，诸如什么绿妖啊、丛虫啊、小羊啊、木子啊。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说的是心意相通啊，随便一声吆喝，哗哗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击，然后鸟兽散。对于佟佟和小麦来说，大约是生活里的自然场景，却不知道，她们聚会的那些个酒吧餐馆的玻璃窗外，有我这样眼巴巴的小孩，咽着口水、踮着脚尖看她们的唧唧喳喳。
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20万的年薪但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美国，或者2万年薪生活在北京却有知心朋友，如果让我选择，多半会选择后者。
后来跟小昭说起这个观点，她似乎很不屑。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圈子呢？她问。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么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学圈子，很龌龊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抚摸而已，她说。
说的也是。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