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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想象一个长期浸泡在“下半身写作”圈子里的写作者，就算有疑虑和厌倦，估计也不敢轻易改走“上半身写作”的路线，或者一个诗人圈子里的成员，估计也轻易不敢说自己其实想“从政”。
萨特曾经写过剧本“禁闭”，里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但这只是就“圈子”的内部压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局部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当你与他人联合以来反抗更大的“地狱”时。人是多么贪婪的动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劝我不要回国，大约是羡慕国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劝她不要出国，却是因为渴望国内的温暖，渴望一批可以坚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错到底、疯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们姐们。
小时候，我有一个奇特的恐惧，总是担心有一天我被装进一个太空飞船里，然后被扔进太空里。“扔进太空里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不停地追问我哥，“我会立刻死吗？是窒息死还是冷死？还是爆炸死？会不会风干？眼睛会不会鼓出来？头发呢？太空是黑漆漆的，还是也有光？”我哥其实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烦地说：“你会变成一块太空石头，跟其他那些石头一样，绕着随便一颗星球转。”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他说的这话，我还是感到无比恐惧，无比伤心。我不知道自己受了什么刺激，为什么这么需要intimacy，从对地球的intimacy开始。ments are off for this post
有关的无关的人
在不断前进的生命里，不断懈逅，相知，最后不断遗忘，被遗忘，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最终剥离的所剩无几，只剩下苍老的岁月，渐渐模糊的记忆。夜深人静时，偶尔会怀念那些停足的人，那些谈笑风声的时刻。
我常拿着手机，一遍又一遍的翻着电话通讯录，想找个人聊聊天，最终总是无功而返，怎么找个可以彻夜长谈的人就那么难呢？而自己川流不息的生活，只不过是别人手机里的两个音节而已。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永远毫无关系的。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的甜甜蜜蜜，就算是有过无关痛痒的来往，就算你努力经营这段关系。
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是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就算你们三年彼此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简直想不起他或者她的样子，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这一切，据说都是“因了冥冥中的缘分”。
他们学理工的
2010…04…21原文自刘瑜《送你一颗子弹》，上海三联书店
我住的公寓很大，是学校的房子，有10个房间，每个房间你住一个人，有男有女。我在这个公寓已经住了三年了，长得让我都不好意思。其他的人来来往往，住半年的、一年的、最多两年的，来无影去无踪，像个传说中的纽约客的样子。只有我，死皮赖脸地，一住三年，而却还要住下去，简直是一棵树，种在了这里。
最近有一个中国人搬了进来。他住在靠门的一个房间。我是路过他房门口，听见他的中文电视声音，判断出来。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碰见他。高高的个子，但脸庞还是稚气，大约是刚来的。我直视他，脸上准备好了一个人气腾腾的笑容，但是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从身边檫了过去。
这孩子，我有些气恼的想。肯定是学理工的。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笑，而且是一点也不偷工减料的那种笑。以前我有一个男同学，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碰见你，你对我笑了一下，我跟充了电似的，高兴了一天半。这句话被我广为传播，直到一天半被如愿以偿地传成了一年半为止。在这种情形下，可想而知，碰上这么一个愣头青，我很有点怀才不遇的恼怒。
以后我经常在走廊里碰见他，他还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很想劝劝他，让他面对现实：哥们，其实我想对你笑，并不是想向你推销牙膏、电饭煲什么的，只是我们一不小心住到了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这个微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既然是迟早要发生的事，那就长痛不如短痛，早点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是牙一咬，心一横，笑一个嘛，有那么费劲吗？
但他还是看也不看我一眼，愣头愣脑地在公寓里走来走去。我也开始装糊涂，像走在大街上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虽然我们宿舍的走廊不是大街，事实上比大街窄了几十米，窄到一个人给两一个人让道时，都要侧过身去。但是我没办法，我总不能冲到他眼前，用我的老虎钳，在他理工科的脸上，钳出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吧。
终于有一天，一个短兵相接的时机到了。
那天我们一不小心，同时撞到了厨房里做饭。众所周知，做饭是一件费时的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我们必须同时在厨房里呆上一刻钟。
一刻钟啊。和陌生人呆在两米的距离之内，不说话，各自挥舞着一把菜刀，当然是意见恐怖的事。
第4分32秒的时候，我终于憋不住了，我决定投降。“你刚搬来的？”
“嗯。”
“你是学什么的？”
“物理。”
哈，学理工的，我说了吧。
“你以前是哪个学校的？”
“科大的。”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我再问一句，他再答一句。然后呢？没有了。还是不看我，还是面无表情。我立刻觉得特没劲。他得学了多少物理，才能把自己学成这个样子。我只好闭了嘴，继续做我的豆腐。爱说话不说话吧，爱笑不笑吧。不就是个冷若冰霜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也不是没人笑，你不稀罕，还有人高兴一年半呢。真是的。
我端起做好的豆腐，向厨房外面走时，突然听见这个学物理的小男孩结结巴巴地说。我一回头，看见这个高高的，胖胖的男孩，他有一张稚气的脸，脸上涌现出一个憨厚的、紧张的、但是确实没有偷工减料的笑。
集体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就失去了集体。
我从小在集体的怀抱里长大。小学时，小朋友们一起去包干区大扫除并集体做早操。中学时，同学们一起彩排晚会节目并集体做早操。大学时，住6个人一间的宿舍并集体做早操。
从1999年夏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集体早操可做。
我先是在国内某大学做研究人员，不用教书，项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国读书，没有班级，没有集体宿舍，没有大合唱，更没有集体早操。后来，我开始写论文，再后来拿学位了，成了学术派“孤魂野鬼”，既没人搭理，也没人需要搭理。
对于一个口口声声热爱自由的学者来说，这难道不是梦寐以求的吗？
有时候，我的确对别人不得不过一种特殊的集体生活深感同情。我同情不得不经常在领导面前点头称是的人，同情为了公司业务在客户面前强颜欢笑的人，同情要用精确到分钟的方式跟丈夫或妻子汇报每日行踪的人。
每当可以连着几天几夜看自己想看的书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网，没有孩子吵着让我带他去动物园，没有丈夫吵着让我给他做晚饭，没有领导吵着让我做报表，没有同屋的人在耳边叽叽喳喳，我的确有种捡个大便宜没事偷着乐的感觉。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辩证的。
集体生活中的“强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独处时不得不面对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个一个往下扫名字，还自言自语：“这个人有空吗？上次是我主动约他吃饭的，这次再约人家会不会觉得很烦？”而且，其实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吃一餐饭，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
有时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门，大喊：“起来了，做早操了！”然后朝阳下，混迹于成千上百人之中，我伸胳膊踢腿，从伸展运动做到整理运动。
我曾经厌烦这一切，可是后来又发现令你烦躁的，其实可以帮助你防止抑郁。
今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朋友。她行色匆匆，没说两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赶紧走了，我们有个学习小组，每周一下午聚会。烦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不同情她，嫉妒还来不及呢。我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什么聚会不能够不去。
煽情的艺术
刘瑜
Micha，以色列人，在欧洲长大，住在美国，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这样的人，大约也只能在纽约碰上。
大约三年前，他想拍一部纪录片，关于广东某个生产出口牛仔裤的工厂。通过朋友，他认识了我，后来一直保持若有若无的联系。前一段，他突然email我，说电影已经拍完了，周五在某某地方放映，让我去看，还叮嘱我，“honestly”告诉他我的感受。
于是去看了，失望。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太煽情。从头到尾，每个细节都在说：这些女工，多么可怜啊，真可怜啊，太可怜了……一直给观众一种压迫感。就让我想起以前在天桥上，几个要饭的小女孩冲过来，抱住我的腿大喊大叫。可能我本来想给的，经那么一抱一缠，陡然失去了同情心。
为了服务主题，Micha甚至不惜制造情节。比如，女主角小丽本来是不写日记的，但他安排小丽“作写日记状”，“日记”里的内容，以画外音出现，字字血，声声泪，不像一个四川的小女孩写的，倒像是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假，我看得难为情。
煽情这个东西，正如其他很多东西，遵循物极必反的道理。这一点，几万网民签名让某电视主持下台，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证明，就是至今很多人想起倪萍那盈盈泪光的双眼，还会有一种莫名的想哭却哭不出来的生理反应。
其实，聪明一点的电影早就不煽情了，反煽情才是时代潮流。在反煽情的方式上，有两个套路。一个是
无厘头，看谁假正经就跑过去撞它一下，看它摔得四脚朝天，然后逃之夭夭，像胡戈那样。另一个就是冷煽情，比如那些艺术电影，人人都绷着一张苦大仇深的脸，半天不吱一声。我不哭不笑不吵不闹，让你们这些批评家一个批评的把柄都抓不到。
其实“反煽情”这东西，到一定程度也很无聊。生活中的确没有那么多“倪萍时刻”，但是有时被感动，也是人之常情。什么感情都给解构了，嘿嘿，下一步就是去解构“解构主义”了。更要不得的是，为了讨好主流的娱乐精神，愣是要成天作“一点正经没有”状，也挺累的。咱不能因为被感动这件事情不太酷，就把它藏着掖着。就算它是农村来的二舅吧，土点儿，也是家庭一员呀。
不过像Micha这样使劲煽，我还是害怕的。所以出了电影院赶紧逃之夭夭，甚至没有跟Micha “honestly”交代我的感受，支支吾吾说： I like it…。 I have got to go。 See you。
Micha一抬眉梢，看着我可疑的表情，说：Really？
诗坛风乍起
坦率地说，韩寒跟沈浩波吵架，比韩寒跟白桦吵架，好看多了。韩寒骂白桦，那纯粹是以强凌弱，我都不忍心看。韩寒跟沈浩波掐，这才是棋逢对手。我看得津津有味。
当然不能把粉丝的力量算进去，道理跟人数没关系。
韩寒说现代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我不同意。我觉得，写诗作为一种文字游戏，几乎是人类的本能，就像其他一切游戏一样。比如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