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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71）
紧接着，我谈了世界上四个文化体系，归纳起来，又只有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东、西之差，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主综合。而西主分析。综合主要是有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的概念。这在医学上表现最为鲜明。西方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从脚上去治。这种情况也表现在语言上、表现在绘画上。这一篇“总序”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
5《〈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序》
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书籍，我都读过一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在清华大学听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获益良多。后来由于治学方向转变，没有继续研读下去。今天再读介绍西方最新文艺理论的书，就如读天书一般。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派别中，德国的接受美学寿命较长。龙协涛这一部书介绍的就是接受美学。
6《〈一七八三年孟加拉的农民起义〉序》
印度是一个缺乏历史著作的国家，对于农民起义也不重视，到了现代才有研究者，这一部书就是一个例证。
7《“高于自然”和“咏物言志”——东西方思想家对某些名画评论的分歧》
这一篇文章虽不长，却很重要。我讲的是中、西的两幅画。西方的是荷兰大画家吕邦斯的一幅风景人物画：阳光从对面的方向照射过来，但是一丛树的影子却投向看画者的对立的那一边去。这是违反自然的；但是人们却发觉不出来。歌德说这是“高于自然”。中国的一幅画是唐王维的“雪中芭蕉”；雪与芭蕉不能并存，这也是违反自然的。陈允吉教授的解释是“咏物言志”。中、西的解释的角度是不同的。
8《在“孙子兵法与企业经营管理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一篇即席讲话，虽然很长，但却没有什么新意见。我讲了四个问题：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思想基础；三，文化是不是能够永存？四，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以及现代战争。
9《〈中国女书集成〉序》
我对中国女书毫无通解，但是为本书编者赵丽明博士苦干和冒险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写了这一篇序。虽然写了，也只能发空论。旧日中国女子在社会上层层的压迫下，几乎都是文盲，乡下大多数女子连个名字都没有。但是，她们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她们也想把这些思想、感情表露出来；又苦于不识字，没有表露工具，于是就在一个极小的地区，发明和使用了所谓“女书”。这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10《六字真言》
“六字真言”是流行于中国西藏等地区信仰喇嘛教的民族中的一个咒语。汉族亦有。音译是：“唵嘛呢叭吽”，意思是：“唵！摩尼宝在莲花中。”六字真言相当古老。其起源地大概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西藏，而是印度孟加拉地区。
11《〈朝鲜学论文集〉序》
朝鲜学指朝鲜和韩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朝鲜学是东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化是东方各国，不论国大国小，共同创造的。中国、印度、日本等等国家都有一份，朝鲜和韩国当然也有一份。古代高丽僧人对佛教在东亚的传布出过力量，对佛教传入日本，也起过重要作用。今天的韩国对中国的孔子和儒家都很敬重。
12《漫谈古书今译》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这口号提出以后，古书今译之风顿盛。但是，我认为，并不是每一部古书都能今译的，今译应该有一个限度。纯粹讲义理的古籍，今译出来，对读者还可能有用。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既有思想内容，又有修辞、藻饰，甚至声调等等，如果译为白话文，则原文韵味尽失，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后来，我这种想法更发展了，认为今译是破坏古书的最好的办法。
回到祖国（72）
13《佛教的倒流》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它谈的问题，过去几乎是没有人系统地涉及过的。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后来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又部分传回到印度，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倒流”。在世界宗教史上，“倒流”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佛教的“倒流”，我在文中举了一些例子。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十讲到永嘉禅师著《证道歌》，由梵僧带回印度，“彼皆亲仰，目为《东土大乘经》”。
最著名的一个“倒流”的例子是隋代智者大师（智）。宋赞宁《高僧传》卷二十七《含光传》说，有一个印度僧人再三叮嘱含光，把智的著作译成梵文，传到印度。
赞宁是一个极有眼光、极有头脑的高僧。他给《含光传》写了一个“系”。这是一篇极有意义的文章。“系”首先肯定中国佛教有倒流的现象，他举的例子是梁武帝萧衍所撰《涅槃》、《般若》、《金光明》等经一百三卷，传入印度。“系”里提到了：“唐西域求《道经》，诏僧道译唐为梵。二教争‘菩提’为‘道’，纷孥不已，中辍。”实际上并没有“中辍”，这问题下面再谈。“系”接着讲，西域是佛法的根干，东夏是枝叶。但是，把枝叶植入土中，也能生根干，榕树（尼拘律陀树）就是如此。“东人敏利，验其言少而解多。西域（天竺）之人淳朴，证其言重而后悟。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无相空教出乎龙树，智者演之，令西域仰慕。中道教生乎弥勒，慈恩解之，西域罕及。”赞宁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同印度的相异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下面我谈到菩提达摩和梁的关系，又谈翻译《道德经》的问题。《含光传？系》说是“中辍”。但是，经过我仔细核对《新唐书》、《旧唐书》、《佛祖统纪》、《集古今佛道论衡》、《续高僧传？玄奘传》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我认为，尽管佛道两家在翻译《道德经》时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和对抗，书还是翻成了，只是“序胤”未翻。至于玄奘的梵文是否传至印度，则我们毫无证据来肯定或否定了。
下面我又根据《含光传？系》中关于印度念性、中国解性举的两个例子智和玄奘，仔细对比和分析了我搜集到的资料，进一步对中国这两位“倒流”的高僧做了更细致的叙述。
先谈智，所谓智者大师。“系”里讲，龙树在印度创立了大乘空宗，即所谓“无相空宗”。我在论文中简短地勾勒了一下印度佛教大乘发展的情况。在这里，我想顺便改正台湾版的《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东初出版社）四*页、十二行的一个严重的排版错误：“公元十二世纪”应改为“公元后二世纪”。其他发展情况，我现在都略而不重复。总之是智在中国发展了印度龙树的空宗理论。根据许多佛教典籍的记载，智用力最勤的是弘扬空宗宝典《妙法莲华经》。他写了几部阐释《法华经》的著作，比如《妙法莲华经玄义》、《妙法莲华经文句》等，发展了空宗的理论。有的书上说他“灵山亲承”，也就是他在当年灵山会上亲耳聆听了如来讲《法华经》。这当然只是神话，毫不足信。智在中国对大乘空宗的发展“倒流”了印度，是不足为怪的。
再谈玄奘。关于玄奘翻译《道德经》的经过，上面已经谈到过。这里专谈玄奘在印度留学时的一些活动。他在印度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调和空有。他的印度老师戒贤是信奉有宗的，玄奘当然会传承此说，但他也并不完全摒弃空宗。在认识真理方面，他只不过是认为空宗比有宗低一个阶段。他用梵文写了一篇《会宗论》，共三千颂，就是企图融会空、有两宗的。第二件事情是他摧破了佛教小乘正量部的理论。第三件事情是制服了外道对佛教的恶毒攻击，写了一篇《制恶见论》，共千六百颂。此外他还写了一篇《三身论》。所有这些著作都没有流传下来。玄奘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是“倒流”现象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回到祖国（73）
14《〈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自序》
《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于一九九五年在台湾出版，这篇文章是此书的“自序”。内容首先讲我对考证情有独钟。我研究佛教语言同研究佛教史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大乘佛教起源问题，也必须同语言分析结合。现在全世界上已出的佛教史数量不算少；但是，真正令人满意的却如凤毛麟角。在研究佛教史方面，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汉译《大藏经》和藏译《大藏经》是研究佛教的瑰宝。
一九九二年
本年共写各类文章四十一篇，其中可以算是学术论文的有十五篇。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1《作诗与参禅》
我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三，诗与禅的共同之处；四，禅与中国山水诗；五，言意之辨：（一）言意之辨，（二）一个印度理论，（三）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我在下面不按章节把论文大意综述一下。
作诗是全世界共有的活动，而参禅则只限于中国、韩国、日本等几个国家。禅宗，虽然名义上来自印度，实则是中国的创造。参禅活动一开始，立即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创作。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等，诗中洋溢着禅意，是众所周知的。唐宋文艺理论著作，如唐司空图的《诗品》、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都富于禅境禅意，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宋韩驹有一句诗：“学诗当如初学禅。”最明确地说明了诗禅关系。
诗与禅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禅宗最初是主张“不立文字”的，而诗则必立文字。这是最显著的不同之处。而共同之处则是太多太多了。首先是“悟”或“妙悟”。“悟”这个字为中国所固有。《说文》：“悟，觉也。”专就佛家而谈，“悟”到的东西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大觉大悟悟到的，以及后来初转*时所宣讲的不外就是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小乘的思想，到了大乘阶段——我在这里补充一句：佛教传入中国的基本上都是大乘——佛徒又进一步提出了“空”的思想。这种“空”的思想对中国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空”的概念，就不会有中国禅宗。这种思想对中国诗歌创作和理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上面提到的几部书，以及王维等诗人的创作，无不蒙受其影响。
接着我论述了禅与山水诗的关系。我认为，悟“无我”，或者悟“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个人心灵中的悟性，一个是幽静的环境。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却需要一点解释。禅有小乘禅与大乘禅之别。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属于大乘禅，修行的禅法，名曰壁观。达摩大概认为，修这样的禅必须远离尘世，因此他遁隐嵩山少林寺。达摩以后的禅宗诸祖都与山林有关。在禅宗正式建立之前，山水诗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谢灵运，虔信大乘空宗的顿悟说。他把山水诗同佛教思想融合了起来。到了唐代，王维等人的山水诗，蕴涵着深沉的禅趣。宋代和宋代以后，山水诗仍然存在而且发展。
在最后一段，我谈了“言意之辨”。这是中外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满意的解答。我从陶东风的《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中引用了拉康的理论，又引用了一个印度理论，企图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满意的解释。最后我提出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问题，即它的模糊性，来解释“言不尽意”的现象。我提到最近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模糊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应用到汉语研究上，应用到作诗与参禅的问题上，是颇能够解决一些困难或者困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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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西域的记载量多而质高，大大地有助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汉文古典文献非常难读，外国学者常出现讹误。今天中国的青年学者，尽管有不少的优点，但古典汉文的造诣往往有所不足。对西域的研究，中国清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但不通古代西域语言，很难谈到什么创获。最近十几年来，情况有了改变，一批通西域古代语言的年轻学者已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3《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
我首先讲东方文化，仍然是我那一套：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四者又可分为东、西两个更大的文化体系。其差异的基础是东西方思维模式之不同，东综合而西分析。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哪一个文化也不能“万岁”。然后我又讲东方文学，特别是汉语文学。中国诗可以不讲人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