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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夏一钧，当然这是我的化名。我在特科情报科工作，我的科长是陈赓。我的职业是一名记者，在《大公报》上海馆工作。《大公报》的宗旨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我喜欢。组织上叫我在《大公报》潜伏下来，一方面批判国民党的罪恶种种，一方面跟同情共产党的报业同人联络、沟通。本来，在媒体干信息就很灵通，自然也能搜集不少情报。
虽然我在情报科，顾顺章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但我俩其实关系挺好。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交友广泛，正好能帮助我采访到很多上海的重要人物，尤其是黑漆漆的青帮。我么，总是报馆里能拿到头条的主，很让同行羡慕，连老板吴鼎昌也夸赞我说，看你像是很有背景的，南京有什么人么，军统的？我心说，呵呵，还中统呢。
顾顺章的叛变让我心痛，原来朋友是这样的不可靠，原来所谓的同志转眼之间就成了敌人。当你与人握手，也许是握到了枪上。当你冲人微笑，或者就是在冲棺材笑。顾顺章，他的一家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我还不清楚。但我知道，没有人能笑到最后，哭才是压轴大戏。是的，顾顺章的叛变改变了我很多，或者说，我这颗无冕之王的大脑也戴上了成熟礼帽。
我在屋子里憋得难受，就想起了写稿子，然后投到《大公报》去，或其它什么报，反正我对它们的那些套路都很熟了。于是，我展开稿子，挥动钢笔。墨水快用完了——我明白，这是党在警告我，投稿也会暴露。我停下笔，打着腹稿，这感觉就像我老婆织毛衣。
那天，我夫人正在窗户那儿织打，却听到一阵泉声。她对尿骚最敏感，就探头张望，便发现了一个人在墙根那儿方便。她觉得怪，以为是特务，就叫来我。我一看，果然，但不是国民党的，是我党的，李克农！
李克农方便完，抖了抖裤子，就走了。他的背影很高大，正好把弄堂口能挡住。
我知道，那里一定有个啥纸条。我就让老婆赶紧去，怕弄堂的风把那纸条给吹到爪洼国去了。
老婆从墙缝里取出纸条，回到家，交给我。
我打开，上写：速劝杨离沪。
杨登瀛，在上海一家日本的洋行当高级职业经理，也用日文撰写一些通讯稿。二四年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此跳入大革命的惊涛骇浪。我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他相识的。那时我以仰慕其名、想找他求教日语为名登门造访的。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与我高谈阔论，还谈到了中日局势。我那时已是共产党员，但没跟他明说。组织上派我在上海做法南区委宣传部长，也做些*工作。同时，我还在应聘《大公报》上海馆的记者，也想求杨登瀛帮帮忙。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就让陈立夫组建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杨剑虹任采访股总干事，就推荐杨登瀛为驻上海特派员。而杨登瀛呢，既看不惯国民党的*与*、同情共产党，又不怎么信仰共产主义。他把自己的心事对我和盘托出，我感到机会来了。
杨登瀛跟我说他很不喜欢国民党，觉得国民党腐朽得很快，出乎他的想象。我说专制必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所以，国民党的下场是必然的，那就是*至死。杨登瀛点头称是，马上就联想起共产党。他说起这三个字的时候，眼里都冒着热气儿。我谦虚地说像共产党呆的那个山沟沟，想*都没机会啊。杨登瀛笑称的确的确，地缘政治啊。我马上又严肃地说共产党早晚要夺取天下，因为它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杨登瀛立刻诺然说草根万岁。
当我告诉他我就是共产党时，他并没把杯中的茶洒掉一点，而是用茶杯盖儿捋着水面吹起一阵轻雾。他缓慢地走到我面前，我只好站起来。他忽然伸出手，我毫无准备地和他握了握。他说他很理解，像我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作为不是共产党才怪。我发现他的觉悟相当的高，不是不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对啥都持一种相对的怀疑。他也知道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事迹，很是景仰。我给他一个建议，既应承下特派员的差事，又为共产党干些事情，这样脚踩两只船一明一暗可保未来无忧。他很高兴，说自己终于找到出路了。我也赞道，你非常识时务，又很有远见。
我向陈赓汇报了情况后，周恩来就让后者去见杨登瀛。后来，党把连德生派作杨登瀛的保镖。这样，他们就可以单线联系了，我也就不在里面掺和了。但我对杨登瀛后来的成绩，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我和陈赓的上司顾顺章很好。
是我，为党发展了第一位双面间谍。党为了能撑起这位双面间谍的双重面子，不仅给他提供经费（他的经费也是双重的），而且还给他添置了一辆宽大、笨重的奔驰轿车，并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过街楼上出钱给他租了办公室。党希望他尽快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至少要获得他们的信任。
杨登瀛于是极力逢迎陈立夫和张道藩，每当他们来上海时都招待得无微不至。声色与犬马相闻，觥筹和玉腿交错。当他为张道藩搬掉了后者在中央组织部里的政敌后，二人成为了密友。
作为调查科驻沪特派员，杨登瀛还是有任务的。于是连德生就把组织上批准提供的一些假作真来真亦假的*情报，还卖一赠一地把飞行*的传单和红色杂志也拿了来。有时候，特科还为杨登瀛布置一些假机关，让后者去破获，以便在他上司面前邀功。但杨登瀛更大的成绩还在别处。
我急忙收拾，正欲出门，却想起还未化装。于是粘了胡子，连着络腮，倒是英武不少。这是我第一次化装实战，效果如何，需要杨登瀛的检验。
我来到杨登瀛的公馆，让门房通报，就说有老朋友从南京来访。我报的是我的一个化名“蒋东山”，相当于暗号，也就进去了。我进门时观察四周，稀松如常。
杨登瀛还真的在，很安详。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这让我很奇怪。他看出我的疑惑，就说你这颗痣没遮住啊，看人先看的是步态，你以后这走路的样子也得改改啊。
真是朋友如鉴啊。我惭愧地说。
杨登瀛说，王庸【此为陈赓化名】也来过了，他很够朋友。但我是这么想的，国民党虽然*，但还有些人情。张道藩又是个艺术家，不是那样绝情的。
可顾顺章叛变，会指认你。你很危险！
你来我这里，你也很危险。
我么，不是化装了。而且我在暗处，等会儿从旁门走掉也就是了。
我等会儿给你划条路线。上海这地方，弄堂太多，有好处啊。杨登瀛接着说，我若是跑了，恰恰说明自己心虚，也就算承认了。所以，我就不走。这样一来，徐恩曾就心虚了，就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了。到那时候，顾顺章也没脾气了。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呵呵，双面间谍自有生存术啊。我是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的，打死我也不承认，到时候张道藩他们会保我的。
道罢珍重，我就告辞出来。脚步轻快，心中升起层层的佩服。原来间谍还可以这样，这么大义凛然啊！我默默地为他祝福，祝他一路走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快乐地活着，早晚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看来双面间谍确实很有市场啊，想那国民党里面肯定还有很多这样的，既能两方都不得罪，又能辗转腾挪、明哲保身，以后对此要多加研究啊。
《孙子兵法&；#8226；用间篇》中，把间谍分为乡见、内间、死间、生间、反间五种。所谓乡间，就是利用敌人的老乡来做间谍。自然，老同学、老同事的关系也是可以的。内间，就是利用敌方人员来做间谍，也就是策反了。而死间，是说制造些假情报，通过我方的间谍将它传递或散布给敌方的间谍，从而使敌人上当受骗。一旦秘密泄露，我方的间谍有生命之忧。生间则不同，我方间谍侦察敌方情况后能活着回来报告。反间就是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比如周瑜利用蒋干。
那么，依据这古老的人斗智慧，杨登瀛算哪种呢？
杨登瀛不仅跟自己的上级关系极好，还把关系深入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而且还成了租界巡捕房的座上宾。他应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所求，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秘密提供了一套淞沪警备司令部印鉴样式。兰普逊兴喜异常，对杨登瀛另眼相看，觉得他不是一般人。
在这样身份的掩护下，杨登瀛营救出了任弼时、关向应，还帮助特科清除了告发澎湃导致其牺牲的叛徒白鑫。至于其它的诸如搞情报、截囚车、除内奸、送军火，那就举不胜举了。
杨登瀛可说是内间，却不是策反来的，而是主动的。若说是反间，人家比反间明白事理，自觉自愿。死间呢，他将敌间与己间合二为一，不但没死，而且活得好着呢，简直快活死了。那么，以后呢，相信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就凭他的那些上层关系。国民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蒋介石疑心虽重却往往难辨真假。
一丝不祥掠过。若是我们以后得了天下，会给杨登瀛这样的人以怎样的待遇呢？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在上海潜伏下去吧。
6、二十八个半
那时的苏联，是*主义实践最成功的地方，是共产主义的圣地，颇类似如今的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的圣地。因而，去到苏联观摩、留学、考察、深造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和当初的海归如今的海带一样，镀上了一层镍铬合金。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精通俄文，了解列宁主义（虽然他更喜欢俄罗斯文学），做过*主义图解中国社会的研究，长期在苏联呆着，还曾是*驻苏代表。
*选择瞿秋白，那就是一个政治误会，也许是因为他是老好人，谁也不得罪。瞿秋白一直是个肺痨患者，病痛不仅折磨肉体，也折磨心灵。在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时候，他的激情却已熄灭，只有敷衍了事。他更想沉浸在小资文艺的天地里，总是希望政治会议早点结束，同事们早些离开。于是，李立三领导了*中央的实际工作，大搞城市暴动，忽悠革命高潮的到来。瞿秋白也就听之任之。后来，向忠发顶替了瞿秋白的位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但还是迎合李立三的路线。
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陈绍禹）在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的支持下，结束了李立三的疯狂领导，代之以更疯狂的城市中心革命论，排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米夫提名王明、博古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说他们受到共产国际的坚决支持。许多与会代表不满这个结果，有些人认为选举不合程序而退场。会后，王明还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其他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自此，向忠发更像个傀儡了。
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作为著名的“二十八个半”（那半个说的是徐一新）自以为是标准的布尔什维克，瞧不起不懂理论的土包子。列宁不是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吗。山沟沟里怎么会有*主义呢？米夫以共产国际中国首代的身份坐镇上海，亲自指挥这“二十八个半”挤进了*中央。而王明等人也就对原先的那些领导人着意排挤，处心积虑起来。
而此时*的内斗，既是路线的，也是组织的，还是人事的。那些不满*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结果的人，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首，联名致信米夫，要求重新召开会议或直接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米夫自然不干。于是罗章龙等人就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分裂了*中央。这时，左翼的文艺界也相应分裂出了“中国革命文艺联盟”。而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都是其成员，后成为烈士。一月十七日，“*中央非常委员会”在上海东方饭店及中山旅社等处开会时，被英租界巡捕和国民党警探包围，参加者大多被捕。
谁走漏的消息，谁告的密？我后来听说有两个版本。一是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给工部局挂了个电话，另一是说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的学生叫唐虞的去告发的，此人与王明关系不错。
当上海租界工部局里的*特工把巡捕房即将包围“*中央非常委员会”的消息报告了党组织和王明。王明觉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