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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儿,也许有的朋友会批评在下:你的“历史合理”论,还不就是“历史宿命”吗?照这么说,甲午战争日本人就该胜、中国人就该败喽?
面对可能的批评,我愿意作出的解释仅仅是:
“历史合理”论决不是先验的宿命论,它其实只是对历史参与各方潜在能力与实际作为的结局性判定。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国人在经历百年失败、百年耻辱后,大抵只要算清两笔帐,就可以增加一点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西方列强。
一笔帐,算算为何败于东洋岛国。
第一笔帐,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军事帐,武器帐,结果引发出了一场“洋务运动”。
第二笔帐,几乎没算。小小岛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帐,不认帐,不正视邻强我弱的事实,结果是,在十九世纪末被咬一口(咬掉了台湾)后,又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国半壁江山)。五十年间,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比西方列强百年期间带来的灾难总和还要大!无须再强化“仇日”的情绪,无须再咀嚼曾经的苦难,中国的新生一代都该重视日本国这个中国历史灾难的制造者。
本书前数章,当然也是回顾中国的历史失败的。失败了,分析败因,多是自向性的。因为对手远在天边,中国与他们,几乎没有可比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失败的中国树立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标,这就是它的邻居、它的敌人日本国。
同为东方国家,同为封建帝制,几乎同时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凌,都被迫签订过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又都转而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何以日本强大了,强大到比西方列强还残暴?何以中国依然衰弱,衰弱到败于昔日的弱国之手呢?
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强大,更看不到这个强大所诱发的扩张野心。由于将“强大”的日本看“弱”了,将“邪恶”的日本看“善”了,这才造成既暗于知己,又暗于知敌,麻木不仁,应对无方,以至满盘皆输。
在对立的国际环境中,暗于知敌者误国。
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朝廷中,分“主战”、“主和”两派。因为他们都不了解日本,故主战、主和,都难免误国。
让我们罗列一些盲目于敌情的言论:
给事中褚成博说:“日本蕞尔岛国,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区区一日本……惟有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輧?輱?訛
御史张仲炘说:“臣思日本之举,固有图朝鲜之意,而亦未尝无畏中国之心。我果奋发有为,彼必知难而退。”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说:“今以区区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数年之后,天下事尚可问乎?”
太仆寺少卿岑春煊说:“区区日本,何足惧哉!”
请注意,上引诸大臣语,都是对皇帝说的。对皇帝上折,本应实话实说,不事虚饰,但历史证明,这些话都不准确,不真实,不但表现了一厢情愿的麻木,而且还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从这一批人的话语,我们可以判定,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决策层对敌方的认识毫无正确性可言。
与不知“敌强”相对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强大,却不知道这个强大的敌人也有“软肋”。因而,在中日对峙中放弃了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以我逸势,攻敌劳师的战术冷静与战术努力。这一派代表人物,或许就是李鸿章了。
对于日本的强大,以及它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威胁,李鸿章几乎是第一个引起警戒的。还在光绪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鲜纠纷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天津会谈后,李鸿章便凭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触,断言伊藤有治国之才,断言日本将要走向富强。也许出之忧国的责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鸿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折上奏道:
日使伊藤议定专条初四日会同画押……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验之后事,李鸿章所言极有预见性。只过了九年,日本便“富强”到为害“中土”了。九年间,中国当轴者并未“留意”东边的这户邻居,也许李鸿章在昏昏者中算个例外。在李氏推动下,北洋海军在光绪十四年(1887)达到它的战斗力顶点。直至甲午战起,八年期间,北洋海军竟然未添一舰一炮,同一时期,日本海军则连续实现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扩张案,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在舰船吨位、火力配备和战斗训练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
李鸿章看到了这一形势逆转。就在大战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后,迄今未添一船……窍虑后继为难。”?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为北洋海军框定的战略、战术任务则是保守的、没出息的。不论“保船制敌”,还是“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极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后说,即便日本海军在总体上强于中国海军,但中国海军仍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备,抄其后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海军将领们未作此主动尝试。
上面这段分析,是就甲午战争前中国朝野的糊涂认识而发的,仍然不是“败因”探究。虽然败后说败十分痛苦,但我们认为中国既然处上日本这么一个邻居,这个邻居既然又难改他偷鸡摸狗,钻墙打洞,据人为己的习性,我们又不能在中日之间扩大开挖一片太平洋,或垒起一座喜马拉雅山,所以就应该客观而又冷静地分析在历史的对峙中,中国何以败?日本何以胜?并且尽可能地提醒当国者在未来突发的对峙中不犯历史错误,免蹈历史覆辙。何况,同文同种而又不同国民性的反差,还会激起议论者的一些猎奇呢!
本节文字,我们将选择两个侧面,用尽可能简洁的文字,提醒读者的关心。
其一,在欧风迅猛、西人东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东方国家为谋自强,能否绕过“政治改革”,只靠单一的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而达到“现代化”目标呢?
中国与日本,走着不同的路。
中国清朝统治者,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五十余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体制不变;“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伦理不变;皓首穷经,学优则仕的科考制度不变;春种秋收,渔樵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变……所变者,仅仅是“师夷长技”,学着洋人造洋枪洋炮。这,就是风靡中华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不能救中国,“师夷长技”不足以“制夷”——莫说“西夷”,连“东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凌。从嘉永六年(1853)美国人培理率舰闯入江户湾,到次年日人被迫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再到1858年被迫签订《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人在强敌面前都没作无谓的反抗。积聚着仇恨,也积聚着智慧,终于他们在“王政复古”政变成功后,废除幕府,开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维新”。“天皇”虽然保留下来,但议院建立了,宪法公布了,教育、兵制、新闻、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仅仅积二十五年“维新”成果,原本小于中国、弱于中国的东方岛国一跃而成东亚强国。强大的日本,甚至连西方列强的扩张、侵略意念也继承并发展了,于是侵占琉球,图谋朝鲜,垂涎台湾,问罪中国大陆。
中国与日本决胜黄海时,不单是海军对海军的较量,而且也是学习西方成效的验证。日本学西方,学其“技”,更学其“道”,故“维新”推动了社会进步、国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国家精神与上下一力的国家体制。中国学西方,学其“用”,弃其“体”,并将这种貌似辩证的二元论归纳为“中体西用”,即张之洞氏后来提出的“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不使偏废”。结果是政治落后,吏治腐败,民心涣散,军威荡然,庞然大国,不堪一击。
甲午战败给中国人亮起一盏红灯:仅限于军备建设的单项改革是没有保障的,回避政治改革,怎么绕,也上不了富民强国之路。
其二,历史上的中华大国习惯与弱邻相处,于是有藩邦依附、万国来仪的尊贵。日本强大,中国多了一个强邻、多了一个心存觊觎、难于相处的强邻。家可择邻,国不可择邻。如何与强邻相处呢?如何将和平外交与加强军备协调统一呢?
甲午战前的中国朝廷,从未思考过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盲目自大,使中国人忽略了近在咫尺的威胁;败局已定,又在朝野诱发了恐日病、媚日病。
回顾历史,甲午前的中国,沉睡于“昨天”的战备,蒙昧于“明天”的战争;有大国心态,但无大国攻防;即便洋务运动催发了海军建设,却并未改变中国的“陆防”与“陆战”惯性思维,纵览从华南虎门炮台到辽东旅顺要塞的万里海防线,全是作“陆防”经营的。有北洋海军,仍然不争黄海制海权。结果,敌人从海上来,一场近在中国陆防线的海战,便在中国人理念中的“境外”决定了胜负;恐惧扩大开来,连中国军队久练久熟的陆战,也打一仗败一仗。因而,甲午中日之战最鲜明地印证本书“大国无兵”的主题。
当代有一句流行语:与狼共舞。
中国与日本为邻、与坚持“军国主义”的日本为邻,肯定是“与狼共舞”。
知道怎么防狼、打狼,有火把,有枪,有壕堑,有篱笆,有专职牧羊人值勤,并有待时而动的长效斗狼机制。
羊有羊的草场,狼有狼的山林,尽管羊与狼不共戴天,但也要给狼留下它的生存空间。狼吃狼的肉,羊吃羊的草,能如此,最好。
在不能选择邻居、且又不能改变邻居的前提下,中国人最保守、最保险的选择是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前提下,保有与境外威胁总量相持平的战略威慑能力及战术抗衡能力。让再疯狂的敌人都清醒:进攻中国,无便宜可占。在以上条件满足的同时,当然还应配置最准确、最及时的战术预警体系,并具有组织最快反应、最有效打击的能力。倘能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即可无虞。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朝野基本上是以“无知”、“无备”的状态,被动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以及战争耻辱。
百年反思,于谴责“侵略”之外,我们还应对清政府与清军队的“不作为”予以谴责。
养兵千日,养官百年,除坐糜廪粟外,一无所用,这或是王朝气数将尽的信号。
[注释]
① 吴永《庚子西狞丛谈》P107。
② 《扬子晚报》2001年5月31日《高升号遗物在韩出水,甲午海战中拒降英魂终见天日》。
③ 罗尔纲《淮军志》。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P9。
⑤ 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P213。
⑥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2。
⑦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3。
⑧ 《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P21、P24。
⑨ 《清史稿?高继善传》。
⑩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P355。又据《中国近代海军史》为252人。
“高升”号载兵1100多人,除获救者外,余皆牺牲。诸书皆说牺牲者700多人,不妥,故本文定为八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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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引燃八国战火 第一章
庙堂大舞台,年年有好戏。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正月初一(1月31日)清晨,一道特殊的圣旨自皇宫大内飞传天下。
有人说:“大清国要换皇帝了!”
这说法不确。不是“换皇帝”,而是“立皇子”。奇在这“皇子”不是为现任皇帝光绪立的,却是为死去二十六年的同治帝、即“穆宗毅皇帝”立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十分明显:“皇子”(又称“大阿哥”)这位“准皇帝”是专为“抢班夺权”而立。
圣旨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的,谁又知道他心中的痛苦呢?
高兴的人不少。慈禧太后高兴。端郡王载漪更高兴,因为这位“皇子”溥儁正是他的宝贝儿子。想到自己不久即成“太上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