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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为国家、为子孙、为百姓深长谋划来看，清朝的皇帝从乾隆帝起，即开始发“昏”。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怀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历算及地圆之说，⑨ 这就等于承认了世界地理观念及世界观念。但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观和世界观。最缺乏常识、最没有预见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绝建立送上门来的中英外交关系。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英王乔治三世任命爱尔兰人马嘎尔尼伯爵为特使，率英国使团从英国的朴茨茅斯港起航，直驶中国天津。而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写信，通知英使访华事。⑩ 郭世勋得信，即火速上奏朝廷，乾隆帝应允，且命于天津上岸。
英国使团除特使、副手、翻译、秘书、医生之外，还有一批天文学、力学、化学等多种学科的科学家，于外交使命外，尚有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意图。特使乘坐配有六十四门大炮的“狮子号”军舰，这是当时英国第一流的战舰。使团成员约百人，加上“印度斯坦”号运输舰及另外八艘海船的水手、后勤人员，共八百多人。从使团规模之大，可以推知英国国王的重视。⑾
如果这次来访仅仅是一次特例，乾隆帝不予回应，或许情有可原。实情恰非如此。
在中国的皇帝一再关门自闭的二百多年间，英国国王却在矢志不移地寻找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总是以“侵略”与“被侵略”来简化英中关系，是当代史学家不忍割舍的爱国主义情结。
在此，不妨插叙英国国王的中国梦：
——1497年和1498年，受都铎王朝之命，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两次西航，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未果而返。⑿
——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均无结果。
——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在从北美出发、沿海路寻找中国失败后，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信未至中国。⒀
——1583年，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即明万历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舰队再一次进行寻找中国的环球航行。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曾经至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回到英国，带去了详细的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596年，即明万历二十四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自己的使臣，与另外两位准备去中国的北美商人一道，前往中国。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信中申明，通商利于两国臣民，请允许英国人自由出入中国贸易，并给予与他国同等的权利。可惜由于海战与海难，人亡船沉，英王致中国皇帝信未达中国。⒁
——1610年至1613年，即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两次托英国商人尼古拉？道通（Nicolas Downton）东航时带去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因为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无人敢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⒂
由于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但中英两国间的贸易基本做到了“互市不绝”。
——到了1787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任命卡思卡为全权大使，率团访华。因卡思卡中途病故，使团返回。
这一次次遥远的探访，都表明了英国国家统治者开放、开明的世界意识。待马嘎尔尼率领的庞大使团经过整整一年海上颠簸抵达中国时，乾隆皇帝仅仅将他们视为祝寿的“贡使”。对英国使者提出的八项要求，乾隆帝逐一以“断不可行”、“皆不可行”、“更断不可行”、“尤不便准行”、“尤属不可”等驳回。⒃
英国人无功而返，他们高攀不上中国这个“天朝大国”。
中国人失去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于今天不愿意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明天，中国等到了外国强加给她的不平等。
马嘎尔尼带了六百箱礼品，送给中国皇帝和官吏，回程时，两手空空。一路上，他和他手下的科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观察着中国，并写下了有针对性的感受：？輥？輵？訛
——其中的地质学家考察了黄河的水土流失，预言道：“在八百七十五万天内，也就是说在二万四千年内，黄河的泥土就要填满了黄海。”
——其中的思想家说：“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对于这种命运，他们是不甘心的。”
——马嘎尔尼则预言：“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那个“没有才干的人”终于走上甲板，担当了“船长”的重任。他便是俭朴而厚道的道光皇帝旻宁。
不是得之于血缘遗传的智商问题，其实是得之于后天实践的认识缺失。
不是个人的、偶发的局限，其实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落伍太为遥远。
可以这么为道光皇帝的“无能”开脱：在那个时代，中国境内，上自帝王，下至臣民，亿万众生中，还没有一个人因为具备着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意识，而锻炼出在国与国的抗衡中制胜大英帝国的才干！
二、“爱国主义”何以不能“救国”
回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七月的清空下，从耆英辈手中取过《江宁条约》浏览一下，十三条“和约”内容，八款“善后”事宜，无一条一款不镂刻着中国国家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民族，经历过“失败”，而且能够承受住“失败”。失败留下教训，接受教训而争取胜利，有何不可？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主流史书对于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缺乏最中肯的表述。语言要绕行在思想的立交桥上，右行而达左，上行而趋下，一段“失败史”，常常会被人左讲右讲、变成了一出“英雄戏”。让听众、观众悲凉的是：英雄的将领与英雄的人民总是不能制胜，因而英雄们的“爱国主义”总是不能有效地“救国”。
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悖论？还是中国历史的悖论？
“爱莫能助”的无奈，让人反思“爱国”这种“精神”对于“物质”即“国家”的反作用毕竟有限，因而无限度地颂扬“精神”如果不是阿Q式的自欺，大抵是心不由己的误导。误导者希望绕过“人民存在”而呵护“权力存在”——不能美满的是，人民维护了权力，权力却只维护自己。
在鸦片战争的历史断面上，中国并不缺乏爱国者：
大声疾呼禁烟的鸿胪寺卿黄爵滋；
大刀阔斧禁烟的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
竭诚辅助禁烟的两广总督邓廷桢；
血战定海、第一个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正二品衔总兵张朝发；
血战沙角炮台而英勇献身的从二品衔副将陈连升及其子陈长鹏（土家族）；
血战虎门炮台而壮烈牺牲的从一品衔提督关天培、正二品衔总兵福祥（满族）及从三品衔游击麦廷章；
血战定海而中创阵亡的正二品衔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
血战镇海而落水捐躯的正二品衔总兵谢朝恩；
血战镇海而投水殉节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蒙古族）；
血战吴淞而孤守阵殁的从一品衔江南提督陈化成；
血战镇江而慷慨殉国的正二品衔副都统海龄（满族）；
等等。
不乏爱国英雄，不乏奋斗牺牲，但抛头颅洒热血之后，爱国的英雄们却没有任何利国利民的建树。百年之后，我们仍不免要为那个时代的爱国英雄们的无效牺牲而长歌当哭。
爱国主义遭逢无奈。
爱国英雄杀身成仁。
国家却陷入灾难。
对此，历史无所解释。后来，当“爱国主义”被宣说成公民道德的最高准则时，屡经磨难的百姓却彷徨于报国无门，卫国无术。
是“爱国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人”出了毛病？还是“国”出了毛病呢？“国”板着面孔，“国”不言，“民”何敢言？
就以关天培为例来说吧。六十二岁，那该是一个退休的年龄了，可他还拼搏在两军厮杀的火线上。身为“广东水师提督”，职位不谓不高，俸禄不谓不厚，而在生死存亡关头，当机立断，舍弃一切，倘无爱国精诚，万难做到。
考清朝绿营兵制，广东自顺治八年（1651）设“提督”，十八年（1661）移驻惠州。而设“水师提督”则始于康熙三年（1664），驻顺德，存五年，于康熙七年（1668）裁撤。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将原设“广东提督”改为“广东陆路提督”，复添设“广东水师提督”一人，驻节广州珠江口要塞虎门镇。
“提督”，为清代绿营兵武官中的最高将领，全国仅十四名，故其品级也高。清初无定品，“提督”有正一品者，也有从一品者、正二品者。到乾隆十八年（1753），一律定为“从一品”。以今方古，关天培的军阶在“元帅”与“大将”之间。
考定关天培的官阶品级，意在提醒世人，一个高级将领能在炮火纷飞中坚守第一线，已属难得；而他，还要舍生取义，杀身卫国，百年翘楚，千秋一人，空言易许，孰能如此？
关天培牺牲时，家中尚有九十岁老母！
关天培，字滋圃，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初以武秀才补清绿营兵把总（正七品），积功二十余年，升太湖营水师参将（正三品）。道光六年（1826）初行海运，关天培以吴淞营参将身份，督护粮船一千二百五十四艘由长江口循海道北上。风大浪高，方向难控，其中有三百多艘粮船随潮漂至朝鲜海岸，不久又觅道而归，安抵天津。当浩浩荡荡的千艘海船运载百万担漕粮，无缺一船，无伤一人顺利抵岸时，道光皇帝闻讯大喜，即升关天培为副将（从二品）。道光七年（1827），关天培升任苏松镇总兵宫（正二品）。道光十三年（1833），署江南提督（从一品）。道光十四年（1834），授广东水师提督。
一步步走向军职的至高点时，在潜意识里，关天培或许早有了马革裹尸的准备。
关天培的前任李增阶，因疏于海防被黜。故关天培莅任之初，即着力于筹措经费，铸炮筑垒，将广州门户要塞建成了当时中国万里海疆最坚牢的守御体系。
虎门，当珠江口东侧，与广州城径距百里。虎门，因大虎山、小虎山而得名，山扼珠江口，形如门，故称。虎门有虎门寨，但我们历史上所说的虎门炮台、虎门销烟不指虎门寨，而指大虎山至大角、沙角间十五六里长的那段珠江水面与岸防。珠江出虎门，即为伶仃洋。洋面东西阔六七十里，南北长百二十里，端口东为香港、西为澳门；再出此，即茫茫南海。从军事上看，扼住虎门，即在水路上守住了广州。
清朝在虎门设防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其时仅建横档、南山两座炮台，各置大小铁炮十二门，共二十四门。
八十四年后的嘉庆五年（1800），添建沙角炮台，安大小铁炮十二门。
又十年，即嘉庆十五年（1810），于亭涉山麓新建新涌炮台，置炮十二门。
又二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于黄角山麓建蕉门炮台，置炮二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将横档炮台从山顶移至山脚，并在炮台前加筑月台，添置铁炮二十八门，使该炮台有炮四十门。同年，又在南山炮台西北建镇远炮台，置炮四十门。
又三年，即嘉庆二十三年（1818），于大虎岛南端建大虎炮台，置炮三十门。
又十二年，即道光十年（1830），建大角炮台，置炮十七门。
至此。总计建炮台八座，置炮一百八十五门。
叙述时，我们强调“又”几年，意在提醒读者：清朝政府对虎门的防御体系确实是日益重视，惟恐闪失；因而不能说他们开门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