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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秋天时，耐克幸运地找到了突破口，篮协副主席刘玉民为手头的一个小危机，打电话到广州，找到了罗兹的老板，耐克在中国的总经理丹·勒布（Dan Loeb）。1983年时，刘玉民和一个中国教练代表团访问过耐克总部，那时这家小店还远没有成为一个光鲜的企业帝国。在一个耐克青年训练营，刘玉民惊讶地看到NBA的教练在孩子们身后的喷水池里站成一排。那次旅行还是她第一次听到她称为“资本主义思想”的话。“这个耐克的人告诉孩子，如果他们训练勤奋而且优秀，那就能过上奢华的生活，”她回忆说，“对这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我们的运动员也需要更多激励。”
1994年的那一天，刘女士在为她自己寻找一点激励。这几年奥委会的管理者一直在削减篮球的预算，使刘玉民和同事必须向外界寻找赞助以生存下去。离广岛亚运会只剩几周了，但是另一家大运动鞋公司在合同落实前不愿意提供球鞋和运动服。在中国按正规流程走，这可能需要几周时间。刘玉民担心球队不能及时得到新的装备。耐克是否能帮个忙？勒布清楚这样的邀请不会每天都来，所以他抓住了机会。在一周内，一批耐克球鞋和运动服送到了国家队，完全是按照要求特别裁剪制作的。“我们太想打进中国市场了，”罗兹说，“于是准备着扑向任何一个入口。”
亚运会结束后不久，北京方面用一份赞助国家篮球队的长期合同作为给耐克的回报。1984年和1988年奥运会耐克已经给中国田径队提供了装备，并给网球联盟提供支持。但公司还从未能参与到这样深层次的合作中，使他们能接洽到国家最顶尖的运动员，并对一项运动的发展产生影响。那正是他们希望与中国篮球建立的关系。
1995年初耐克开始寻求更进一步的合作，当时北京方面正匆忙地在筹备自己第一个职业篮球联盟：中国篮球协会（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缩写为CBA）。这种匆忙部分是因为商业上的利益——中央电视台（CCTV）的新任体育主管想为自己不成体系的冬季节目增加一些亮点——但也有历史的象征意义：中国体委的领导，想以这个半商业化的联盟来纪念篮球进入中国一百周年。踩着自己YMCA先辈们的脚印，耐克衣着光鲜的代表急切地跳进了这场冒险，斥资二百五十万美元为最早的八支球队提供装备，并在头四年里一直提供赞助。国际管理集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缩写为IMG）——总部位于克里夫兰，老板是体育市场运作的传奇人物马克·麦考麦克（Mark McCormack）——是联盟总的运作者。但是耐克在这第一个试验性的赛季是唯一的冠名赞助商，而且对体委最高领导层有很大的影响力。“IMG对比赛有更多的控制权，”刘玉民回忆，“但是耐克的眼界更宽。他们想改变篮球文化。”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5）
许多习惯于严谨的旧式体育系统的高层体育官员，对这样的新理念很是抗拒。“在他们整个一生里，领导们关注的只是为中国赢得荣誉，”资深的新华社记者徐济成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赚钱或者提供娱乐。可是突然间，来了几个美国人告诉他们要轻松些。这使他们很难适应。”刘玉民女士就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她经常会因为罗兹尝试把一种太美国化、太叛逆的当着对手面大扣其篮的文化引进中国而表示不满。每一个新的想法都需要花很大力气来进行说服。“刘女士连着两年给我苦头吃，”罗兹说，“我都被她搞怕了。”
1995年2月CBA揭幕战时，罗兹紧张地和刘玉民一起坐在VIP席。耐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匆忙为整个联盟的球队提供了球鞋和服装，罗兹希望刘玉民最终能对他和颜悦色一些。“那些球员一直穿着比较紧身的，仿佛人猿泰山那样的运动短裤，”他说，“我们决心要让他们显得现代一些。”当球员脱掉热身穿的运动服，露出里面宽松的耐克球衣和长长垂落下来的NBA式运动裤，刘玉民皱起了眉头，向罗兹侧过身去。
“看看那些短裤，”她说，“看上去就像裙子！”
“你不喜欢？”罗兹用窘迫的语气回答。
“穿着它们球员都不能跑了，”刘玉民边说边摇着头，“这不是去上班。这是中国篮球。这是不能接受的。”
罗兹的脑子里一阵眩晕。哪个耐克的库房里能够找出足够装备整个联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紧身运动短裤？可能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比赛后，罗兹跟着刘玉民走进更衣室，在那里她和一些仍然穿着这种球衣的球员聊了几句。
“那些短裤很糟吧，嗯？”她说，“你是不是穿着都不能跑了？就好像是穿着裙子。”
“不，我们很喜欢。”一个球员很热情地回答。
“是啊，它们很棒而且很舒服。”另一个说。
刘女士转过头对着罗兹扬了扬眉毛。他得救了，中国篮球的主管领导让这种球衣保留了下来。这种模式似乎在接下来每一种革新中都存在着：一开始是抗拒，然后逐渐被接受，最后颇为不情愿地尊敬。“刘女士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罗兹这么描述，“她必须要决定是留在老的体系里面，或者是敞开大门，让外国人进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位于上海市区陈旧的静安体育馆，很难看得出这是一个发掘运动员的金矿。这里距离上海主干道南京路很近，体育馆就在一长列电器商店和小吃店后面，入口处隐藏在一家书报亭后面，大喇叭里放着各种新闻公告。
1996年秋天，罗兹悄悄走进这座昏暗的体育馆时，肯定没有期望能发现些什么。这只是为欢迎上海大鲨鱼队升入CBA甲级联赛而临时举行的一个联欢会。上海队由市体委和国有的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拥有，这支运气不怎么样的球队终于从甲B联赛的泥潭里爬了出来，但依然被认为是CBA最弱的球队之一——远远不是耐克和上海的领导期望的那种，能代表过去以及将来中国经济中心城市应有地位的强队。毕竟，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市政府才刚刚（1994年）在黄浦江畔建造起了中国最高的建筑物，四百六十八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这座针状与球体结合的建筑看上去仿佛一支将要飞向二十一世纪的火箭。现在，仅仅几百米之外，一座更高的豪华摩天大楼正在建造中，这就是八十八层的金茂大厦。为什么这座瞄准了世界级地位的城市不能拥有一支能匹配这个地位的篮球队？
不过那天穿着各色球衣慢慢走进球场的球员，和世界级根本沾不上边。罗兹记得这些穿什么衣服都有的瘦弱的球员，看上去更像是一支随意组成的杂牌军而不是职业球队。但就当他和耐克公司的同伴开始失去兴趣的时候，最后一个球员沿着通道走进了球馆。他走路时有点轻微的摇晃，就像是头小长颈鹿，这个孩子在视线里越变越高，最后站定时比其他人都要高出30多厘米。他的上半身看上去很瘦，但有一双长而粗壮的腿——这让他的运动裤似乎短了20多厘米。罗兹很快知道他叫姚明：仅仅十六岁，已经有2米18高。“姚明走进球馆时，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罗兹回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他。我说：‘他是个小大个，不过他技术怎么样？’”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6）
姚明捡起一个球在球馆另一端开始投篮。他的姿势不是很正规——他把球举到头的很后面，出手的时候球几乎没有旋转——但没人能够封盖那种投篮。姚明逐渐从篮下向外移动，米，米，米。绝大多数投篮都直接钻进了网底。“最后他走到3分线外，在那里才投丢了几个球，”罗兹回忆，“我转头对站在边线的同事说：‘兄弟们，我们刚刚看到了中国篮球的未来。’”
对罗兹来说，这绝不是一次无意义的交流。这个在静安体育馆投篮的孩子很快将成为他人生的关注中心，以及耐克亚洲战略的基石。不过首先罗兹和同事们需要关心一下现实情况：这位中国篮球的未来正穿着一双旧的阿迪达斯鞋。投篮训练时，上海队教练把姚明介绍给耐克的代表，他们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姚明，然后开始询问。
“嘿，这是个耐克的派对，为什么你穿着双阿迪达斯？”一个耐克的经理问道。
“那是我妈妈能找到的唯一足够大的鞋。”姚明害羞地回答。事实上，这双旧鞋是他妈妈的一个老朋友，中国国家女篮2米03的中锋郑海霞送的。“我们找不到符合尺寸的其他鞋了。”第二天早上，罗兹给比弗顿的同事写了封电子邮件，订了一双18号的篮球鞋。几天后，一个装着为NBA全明星球员阿隆佐·莫宁（Alonzo Mourning）定做的全新耐克Air球鞋的包裹送了过来。罗兹的同事吉米·秦（Jimmy Qin）把鞋送到了梅陇基地，在姚明的宿舍亲手交给了他。这是一系列有着看不见的关系的众多礼物中的第一份。
在罗兹看来，姚明的出现就像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在一座拥有一千六百万人口、有着爆炸性经济潜力的城市里，出现了一个2米18、年仅十六岁的篮球天才。几个月前，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从广东向北转移时，耐克把自己的体育市场部搬到了上海。邓小平为上海解开经济开发的绳结才刚过去五年，可这座城市已经用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吸引了全世界。
耐克在上海新的办公地周围，林立的建筑用起重机见证了一股繁荣的景象，在十年时间里，这座城市每十二天就建成一座新的摩天大楼（按照三十层以上来定义），每二十四小时就有一幢高楼（八楼或八楼以上）。这些充满想像力的玻璃幕墙大楼挤走了众多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弄堂，把居民送到了郊区新建的卫星城。甚至姚明少年时曾经训练过的徐汇区少体校体育馆，也在1996年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三十层的居民楼。但是上海很少有人会对过去表示惋惜，因为这座城市——以及一个国家——正飞速向未来前进，她们的骄傲与命运把“现代”和“发展”，变成了汉语里最受人珍爱的两个词。
当然，那些词汇在耐克的耳朵里不亚于是仙乐。1997年时，公司鲜明、现代的风格已经广为人所接受，一些电视台甚至免费播放耐克的飞人乔丹广告，用这个作为吸引其他广告商的诱饵。然而，球鞋的销售量增长得还是很慢，一些耐克的经理们开始想要推出更多本土明星来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是，耐克怎么才能在将近半个世纪里都没有一个真正英雄的国家里，凭空造出一个呢？
耐克的第一步是和王治郅以及两位国家队队员——老将组织后卫阿的江和得分手胡卫东签下史无前例的个人赞助合同。这份一年合同根据国际标准来说是很廉价的——差不多一年几千美元和一些实物赞助——但这差不多就使他们的年收入翻了个倍（王治郅收入的增加比例则还要大，因为他新秀赛季的收入只有几百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份合同在中国体育的盔甲上砸开了一道裂缝，这种个人英雄的地位提升，在很久以来都被视为是不合国家宗旨的。罗兹劝说刘玉民，资金不足的篮球管理层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类似合同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中国的官员们一直在寻找一把管理球员的利器，以此来激励、管理、惩罚和奖励他们，”罗兹说，“我们想让他们明白球鞋和个人合同能够成为这样一种工具。”这是不平凡的一步：代表资本主义的耐克一下子成了社会主义体育系统的一部分。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7）
1997年早期，耐克推出了一系列以三名中国球员为形象代表的平面和电视广告。名为“本土英雄”的商业活动是为了激发中国人的自豪感而设计，罗兹对这种结合了本土明星和鲜明的美式广告的宣传方式非常自信，认为必定能够在中国民众里赢得共鸣。在王治郅出演的广告里，这个2米16的军人像座山一般把每一个飞向篮筐的球扇飞。画外音响起：“最高的山峰并不都在西方。”
不过中国人并不买账。“反馈回来的观众调查都是：‘假的。’”罗兹回想道，“他们都说：‘我们知道运动员在耐克广告里都必须是真正的明星，那为什么你们要欺骗我们？’我们被震住了。”耐克很快撤下了“本土英雄”活动，重新采用不会引起争议的迈克尔·乔丹和“真正”的NBA球星为宣传形象。“很明显，”罗兹说，“中国球员在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