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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主席见面的地点是北大学生宿舍42楼。能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感到很兴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跟各级领导、明星、名人接触很多，但却第一次有机会见到胡主席。我以平静而期待的心态等待着见面时间的到来。感谢北大的老师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0）
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门口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胡主席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走进房间。和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一样，只不过今天不是看电视，而是身在现场。我既有点紧张，又感到兴奋。
我跟胡主席握手大概有十秒钟，在这样的场合，是很长的时间了。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胡主席知道我是日本留学生时，十分的亲切和蔼。胡主席大后天即将访问日本，我祝愿主席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但我能感受得到他对一个日本留学生的关心和期望。
我相信，他对日本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我在内心默默地祝愿：“胡主席，您本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一定会产生不平常的意义，为今后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胡主席亲切地对我们说：“留学生是各国之间交流的使者，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希望你们能够与中国学生一起勤奋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我们一定会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的奥运会。祝愿北大老师与同学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胡主席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真真切切，我由衷敬佩他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内涵，还有这种面对国际学生时语言尺度、语言方式的把握，我仔细琢磨之后，真的感觉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实在很精彩，对我这个研究国际政治的留学生深有启发。我不知道，需要多少磨炼才能达到这样的气度和这样的境界。
现场的更多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请读者朋友们见谅。不管怎么说，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能够在留学的地方见到所在国的国家元首，是一件令人惊喜令人感到荣耀的事情。
这里我还想补记一件事情，那是2007年12月28日，福田康夫前首相访问北大并作演讲，我参加了陪同工作。福田首相向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的我表示问候，他关切地问我：“在中国怎么样？学习习惯吗？”
因为北大，我见到了*和福田康夫——所在国的最高领导人和祖国的政府一把手，够高端了吧？我要感谢北大给我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让我了解了什么是国际化，什么是国际交流，什么是国际人才的互动。但愿北大的国际化越走越好，国际化之路越来越宽广。
从国际化与国际交流的层次、水平、频度来看，北大毫无疑问是世界一流的。我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相信那些什么权威机构公布的世界名牌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数据（西方说的凭什么一定就是权威、准确、客观的？），虽然哈佛、斯坦福、耶鲁、剑桥、牛津、东京、早稻田等在排名和名气上位于北大之前，但以我的感觉和判断，北大已经完全可以跟这些世界著名大学平起平坐了，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它们了。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位于北大旁边的清华大学是跟北大齐名的中国最高学府，在国内排名上已经超过北大，这我知道。但我毕竟是北大人，对清华大学了解并不深入，因此在这里就不随便评说它了，清华大学的校友们不要误会，我不是盲目推崇北大，也不是要在北大、清华之间分出高下来。北大和清华都是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代表亚洲的著名高等学府。
北大很厉害吧！好，我的表扬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1）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4月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如是说。许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这也是“985工程”名称的由来。据报道，“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如果完全兑现，总投入在300亿元以上。”
许校长回顾当年的日子说，“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
许校长介绍，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但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许校长提出核心观点，大学最关键的，是应该培养更多优秀学者，培养更多优秀学生，一所大学何年何月成为世界一流并不重要。“如果大学的土壤变得非常肥沃，总有一天诺贝尔奖会在中国出现”。
作为北大人，接下来，我也想从另一个基准描述一下“北大难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由。
北大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城市的、农村的，富裕的、贫穷的，有背景的、没背景的……反正什么学生都有。北大的老师，跟日本的老师也很不一样。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说说今天的北大面临的问题以及陷入的危机。
首先是师生缘崩溃问题。据我观察，中国高校的老师与学生之间越来越疏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引用中国外交方针里的一句话，就是彼此之间坚决贯彻互不干涉原则。在课堂上，每一个老师都按照*的规定去“考”学生，包括点名、作业、小测验、期中论文、期末考试等。因为对于学分和分数抱着极大需求，每个学生也就尽可能应付老师的考验。问题是，两者都是“被”动的，被考试、被点名、被学分、被上课、被老师、被学生……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各忙各的，没什么实际的交流。老师忙出差、开会、应酬，学生忙考GRE或TOEFL，忙社团、忙实习，而真正在学术上的交流已经少而又少了。我明白，对一位学者来说，参加国际会议，或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者出书都很重要。我也明白，对一位学生来说，参加社团和实习丰富简历，好好准备GRE考试很迫切。但尽管如此，是不是也不应该忽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那个地方，毕竟是个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最困惑的一点是：学生找不到老师。由于许多老师都忙于出差、开会、应付媒体什么的，学生不好意思找老师，实在有事要去找老师，心里也感到有压力，担心增加老师麻烦，会不会引起老师反感，恶化师生关系。思来想去，越想越被动越想越消极，最后只好打消念头。当然，我就读的国关学院也有很热情、很负责任的老师。他们跟我们也保持着朋友式的关系，可以发短信，随时约会交流。我邀请老师参加我国官员主办的宴会、活动，有些老师也会很给面子。所以，我在这里说的师生缘崩溃也好，找不到老师也好，都是相对的，并不是人人如此，时时处处如此的，但是，只要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会损害学校形象，影响长远发展的。我想说，有些老师真的不把学生当回事儿。我觉得，对于大学教师而言，教师的本职工作和个人研究起码是同样重要吧，写论文和教学生同样有价值吧。我曾经跟一位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讨论过北大老师的问题。那位教授说：“如果在美国的大学，对于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必须是立刻回复的，绝对不能耽误，认真对待学生的请求比什么都重要，最好在一个小时内给予回复，这样学生才感到放心，有安全感，老师也才算尽到了责任。”我深有感触，北大有些老师确实不把学生的邮件当回事儿，懒得回复。我知道，老师们都很忙，院内、校内、校外都面临许许多多的任务。但再忙也不该冷待学生，因为教师毕竟是你的主业。学生需要的不仅仅是在开学、过年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走个形式，关心一下，慰问一下，讲讲话，拜拜年，这些都是表面功夫，学生更看重的是平时的交流。那种真诚的、坦率的、轻松的、自由的、水乳交融的交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与“非典”有关的日子（22）
其次是大学行政化问题。我要表达的情感与师生缘问题一致，就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大学这个地方，就是个大学，不是企业，也不是政府机关。大学是为一个民族培育未来的地方。不管是老师、学生还是校领导，本质上都有资格，也有理由在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里求知、做事。课堂*非常重要，它是激发创造力的重要条件，有是天经地义，没有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据我考察，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离这一“根本”越来越远，大学与自己的本质也越来越背离。学生去一次教务处办手续心里很紧张，还要花很多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简直与在行政机构办手续一模一样。围绕各部门和老师的贪污*的事情也屡见不鲜，随处可见，学生和老师之间从前那种单纯的关系已经被拍马屁式的请客送礼所污染……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局面已经高度僵化。至于所谓官方网站，只好令人想到行政部门的网站。拜托了，大学的网站不是简单的宣传阵地，而应该是思想交流的场所，能不能搞得有趣一点，轻松一点，而不要弄成没有人看的自言自语？
就我的个人体验而言，有几个场面我至今印象深刻：
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毕业在即，我要到学校教务处办理申请毕业证书、学习成绩单等相关资料的事项。那是件看似简单却很费劲儿的事情，什么时间去申请合适，交多少钱，申请后多长时间才能拿到……这些细节都没有任何的通知和布告可以参考。我问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结果一无所获，去了教务处才获得相关信息。教务处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的服务意识，不热情，不严谨，不靠谱，办事效率低到让人心中着火的地步。此外，教务处和财务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相当落后，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每个部门的说法都不一样，因此大大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事情难道真的非得弄到这么复杂吗？
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每个学期到院系的教务处去询问相关情况，包括学分的、考试的、报到的、成绩的、论文的、毕业的……相信，抱着紧张而不安的心情去教务处办事的人绝不仅仅只有我一个，我经常听到中国学生和留学生在抱怨，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而严重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在大学的行政部门处处存在，和报纸上批评政府机关的情况如出一辙，不过听说，经过了改进，在机关里，情况已得到了改观，那么大学呢？难道真的是改革触及不到的死角？
下面是我最大的抱怨。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北大几个留学生骨干聚在一起讨论过，“为了办好奥运会，对乒乓球馆以及马拉松路线附近，进行一些管制，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但是，行政部门为什么没有提前与校内的学生商量一下，事先打个招呼？管制措施对北大学生的正常生活、学习来说，无疑造成了一些影响，引起了一些抱怨，如果先打个招呼，决策细腻一些，会不会少一些抱怨呢？”
我知道，在奥运期间行政部门为什么不采取这样的措施，那是因为一旦采取这样一个比较*的措施要走许多过程，增加许多工作环节，会增加决策的时间成本和其他成本，进展就会变得较为缓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结果都是一样的，那是国家的正当要求，既然如此，时间又很紧张，就直接实施管制，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我们首先要理解领导们的压力和无奈。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这样做，因为这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即便如此，我们也有权提出应有的、合理的质疑，因为一个决策，虽然结果有合理性，但过程、程序不合理，这也是有悖*精神的。中国不是也在倡导社会主义*建设吗？决策过程的*化并不是洪水猛兽，虽然表面看起来，*决策的成本很高，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