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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在前清的时候没有机会过总督的瘾，这次可不能浪费机会了（这次过瘾还不够，还想过议政王的瘾，这是后话了）。他想，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可就相当于当年的两江总督啊，那是曾国藩、左宗棠这等人物的遗缺，倘若换了以前，我老张是做梦都不敢想啊！
为此，张勋命人将江苏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全部涂上朱红色，两江总督时代的吹鼓手和炮手也都找了回来，并按照老样子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在张勋面前，千万不要用“前清”字样，因为他认为至少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应该还是“大清天下”。所以，南京城内大小官员们见了“大帅”都要行跪拜礼，要自称“卑职”。军营里更是如此，绝不允许悬挂民国的旗子，而要悬挂红色白边的蜈蚣旗。在江苏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也不许挂民国的五色旗，挂的是一个斗大的“张”字红旗。
张勋在国人面前虽然狠，但在日本人面前却没了脾气。原来，辫子兵在南京胡闹的时候，有一次杀伤了三个日本人，这下不得了，几乎引发一个国际事件。日本驻华公使随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日本的军人们还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报复。这下不仅把袁世凯吓得不轻，张勋也吓得够呛。最后，张勋只好低三下四的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亲自道歉，一点脾气也没有。
就因为这事，张勋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最后被袁世凯打发去做长江巡阅使了，这下可是把辫帅气得半死。迫于国际压力，张勋最后在向袁世凯讨得五十万元的开拔费后，才怏怏不乐的将江苏都督的位置让给了冯国璋。
在江西和南京的战事结束后，“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尽管陈其美已经宣布独立，并屡次进攻制造局，但终究因为不是正规军而一再遭到失败。等到袁世凯用军舰将大批的北洋军载来后，上海的讨袁军也就风吹云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假独立”。柏文蔚虽然是名义上的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但军队实际上被师长胡万泰和民政长孙多森所控制。等到北洋军的倪嗣冲部及张镇芳部大兵压境， 安徽那些搞假独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纱，宣布拥袁，这就是柏文蔚率卫队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就是在师长许崇智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当许崇智提议出兵援赣及北伐时，孙道仁总以饷械缺乏为由，加以拒绝。等到大局明朗，孙道仁自然发出通电，向袁世凯陈述“冤情”，宣布取消独立。
在广东，袁世凯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仅安排了龙济光和陆荣廷两个楔子迫使广东讨袁力量无可动弹，还用金钱收买了广东的将领，使得胡汉民和陈炯明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无奈之下，陈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请了专门与袁世凯作对的前清官僚岑春煊来广东，试图利用他之前与龙济光、陆荣廷的部属关系缓和局势，但岑春煊这个老领导在龙、陆面前已经过气，这两人非但不听岑春煊的劝告，反进兵广东，最后将陈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阳奉阴违、见风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讨袁军失败后，湖南都督谭延辏б簿托既∠懒ⅰ５牵揽院喜⒉环判模婧笥峙沙霰毖缶茱康炔拷牒希詈笥珊＞薪儡济尤魏隙级健�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独立，一个月后便自己宣布解职下野了。
在各地的讨袁军相继失败后，袁世凯指“黄兴、陈其美、钮永建、何海鸣、岑春煊”五人为这次战乱的一等犯，其余如“孙中山、张继、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陈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缉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后亡命日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凯已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全权，并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徒”，黄兴和陈其美还被悬赏10万和5万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黄兴的陆军上将衔也被剥夺，这些心怀天下的革命党人弄到最后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袁世凯做了嫁衣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底是这片土地上的不二法则抑或是中国人的宿命？！
最令人悲哀的是，由那些信念最坚定的革命党人发起的这次革命，大部分的国人对此都不予理解也不予支持。在辛亥革命后做记者的老同盟会员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经过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何况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革命时更为的壮大，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大多不报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何尝不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当然，人们也不能怀疑孙中山、何海鸣等革命党人的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论定、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仓促的兴起军事，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民国共和*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但他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应该对此负责。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失败的很快………除了南京遭受浩劫外，其他地方基本不太受影响。
反过来说，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虽然身为大总统，但他对地方上实际上是无法加以控制。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党魁、军阀彼此间也是争斗不休，闹得厉害了，自然不乏刀枪齐动、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无噍类，譬如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里的革命党、造反派几乎是数以百计，这些人何尝不存争权之私心。
由于革命党人当年闹革命的时候过多的吸收了会党领袖，而这些人往往是一些为社会所不齿的渣滓流氓（如应桂馨之流），这些人实际上毫无革命信念，一旦当权，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会党的革命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乱搞一气，弄得新生但混乱的民国还不如腐朽然稳定的大清，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当时又拿这些人没有办法。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 “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是命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是天赐良机？
在“二次革命”后，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
二十七、总统制造记
袁总统的内政外交
二十七、总统制造记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的威势暂时达到了高潮，但当时还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要制定*的正式宪法，另一个是选举*的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在倒腾了半天后，才发现自己其实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
宪法不宪法这种事情，袁世凯不太想理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要把这个临时大总统转换成正式大总统。这“临时”二字，怎么听都觉得别扭，何况被赶到日本去的孙大炮也曾在这个位置上待过三个月呢。因此，在将革命党人的反抗*下去后，袁世凯最着急的便是自我扶正，由临时大总统转正为正式大总统。今后的日子虽然还长着呢，但关键的几步非走好不可。
议员们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先制定宪法，后选举大总统；另一种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前一种观点认为，先有鸡才有蛋，没有正式宪法，哪里来的正式大总统呢？这种观点占据了主流。后一种观点听起来也不错，他们认为制宪是一个漫长审慎的过程，好比百年大计，不可仓促的拍脑袋定案；但是，目前局势又要求需要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因此选举大总统是火烧眉毛的事，何况现在因为没有正式大总统，各国都不便承认，*都“民国二年”了，在世界上还未曾取得球籍呢。
在“二次革命”前，两派观点旗鼓相当，但“二次革命”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兵强马壮、财大气粗的袁世凯如今是今非昔比，权力陡增，他要关心总统的转正问题，那国会议员们就不能太热心于宪法的制定。因此，议员们最后还是屈从了袁世凯的意见，先选举、后制宪，先将袁世凯扶正了再说。
按理，《总统选举法》本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如今袁总统要得急了，那议员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