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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不到一个月，各省便纷纷响应，那些尚未光复的巡抚也是左右不定，坐立不安，最后有两个省的巡抚一狠心，也宣布独立，“咸与维新”，这便是广西与安徽两省。广西巡抚沈秉堃反正后不久，便被副都督、革命党人陆荣廷给挤走。安徽巡抚朱家宝在合肥、芜湖等地相继宣告独立后，也在省城安庆宣布独立，并自任都督。不料此举遭到了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不准朱巡抚自行革命，于是便在11月11日宣布重新独立，并以王天培为都督。后来朱家宝有煽动巡防营闹事，夺回军政大权。革命党人大愤，向九江军政府求援，于是李烈钧便派兵进入安庆收拾残局，最后由革命党人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
《民国往事》：连载十三
江苏巡抚程德全的反正则充满了喜剧性。11月4日晚，起义成功的革命党派出50人的小分队前往苏州策反新军，次日新军和革命党便进入苏州，并占领了各大衙门，要求程德全宣布独立。一向谨小慎微的程德全倒还算镇定，说：“值此无可奈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便顺应了革命。为表示革命的诚意，程德全特命人用大竹竿将巡抚衙门大堂上的檐片挑去几片，以表示与清廷划清界限。在大瓦片“哐当”落地声中，江苏也宣布加入了革命阵营………程德全昨天还是大清的江苏巡抚，一眨眼便又成了革命阵营中的江苏都督。
在龙旗频频落地中，也不是没有反抗的，譬如在福建。福建革命党人彭寿松从日本回来，在争取到福建新军协统许崇智等人的支持后，决定在11月12日发动起义。11月8日，福建谘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松寿脑子不开化，偏要顽抗到底。受此刺激，革命党当天晚上便发动起义，松寿也组织了旗兵拼死抵抗，双方竟然激战了一个晚上。最后，革命党和新军击溃旗兵，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福州将军被击毙。于是，福建便也落入了革命党人的手中。
引发众多革命的四川反倒晚于其它省份独立。11月22日，重庆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其它各府、州、县才陆续独立，唯独剩下省城成都被革命军包围，久久未能攻破。11月26日，新授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他带领的湖北新军士兵所杀，四川的局势更加的混乱。要说起来，端方虽是满人，但他本人倒是一名开明且有才干的官员，而且并无恶行，值此反满风潮中殒命，也是可惜可怜。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在端方被杀的次日宣布反正，但他本人未及逃走便被革命军抓住正法。
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便都已宣告独立，就连长江上的十多只海军军舰，也在革命党的策划下投了革命军。有意思的是，在南方革命各省中，飘扬的旗帜却大不相同：湖北、湖南、江西打的是十八星旗；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飘的是*；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用的是光复会的五色旗；陈炯明在惠州举义时，手里拿的居然是古老的“井”字旗；至于那些反正的省份倒没那么复杂，他们只管挂出一面白布算是顺风旗………顶多在旗上写上“大汉”或者“兴汉”几个大字。
北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清廷寒心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宣布取消独立………实在是一场闹剧。就连东三省也不太平，吉林、黑龙江也搞了保安会，奉天也杂入革命军，革命党蓝天尉还自称为都督。
让清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及辫帅张勋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和革命军对抗，实在是可歌可泣。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宁军总司令徐绍桢、镇军总司令林述庆、还有浙军总司令朱瑞、苏军总司令刘之杰等，革命军会集三万多兵力向南京发起猛攻。提督张勋也有几分能耐，他督率了十八营如狼似虎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未见吃亏，只是最后革命军实在攻得紧了，张勋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也落入了革命党的手中。
如此一来，全国各省十去其八，清廷只剩下北方几个省还没有宣告独立，大势已去矣。
《民国往事》：连载十四 。。
八、钓翁眼底小王侯
八、钓翁眼底小王侯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便以“首义”的资格向其它各独立省份发出筹建全国临时政府的通电，而上海、江浙都督在两天后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并电邀各省代表来沪商谈。由于革命阵营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声音，上海方面为尊重武昌首功，随后同意了在武昌会议的通电。
不料各省代表陆续抵达武昌后，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也已经大兵压境。10月27日，清廷将督师无功的陆军大臣荫昌召回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督办湖北剿抚事宜，并授予统一指挥前线水陆各军的大权。
尽管军权到手，但袁世凯仍旧未置可否，不肯即刻出山。两天后，山西又爆发起义，宣布独立，而驻扎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联合电奏清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和国务大臣、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等12条要求，并公然致电南方的革命党，表示自己断不会督师南下与革命军作战。
原来，清廷本打算在北方举行秋操，而一些新军将领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廿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人却秘密决议，打算乘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先将忠于清廷的禁卫军击溃，然后趁势攻入北京。清廷得知这个消息后，慌忙将秋操计划取消。武昌起义后，驻滦州的第廿镇统制张绍将曾将运往前线的大批军火截留，并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卅九协协统伍禄祯等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12项要求。
“滦州兵谏”无疑是后院着火，令清廷惊恐万状，因为滦州和北京近在咫尺，一旦倒戈，后果不堪设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清廷在10月30日以极快的速度颁发了四道谕旨：一是罪己诏，皇上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并誓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取消皇族内阁，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四是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而资政院也不敢怠慢，他们在四天之内便把宪法信条十九条制定上奏，而清廷则在当天就加以颁布，并宣布择期在太庙宣誓，以资信守。
眼见火候已到，袁世凯也就不再装腔作势，他在30日当天便从彰德启程南下，31日抵达信阳同荫昌完成交接，11月1日便进驻孝感，正式接管了军权。荫昌在同袁世凯交接后如释重负，随即便乐颠颠的跑回了北京。
袁世凯的旧部听说袁世凯已经出山，为迎接老首长的到来，随后便对汉口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退出汉口外围。在随后的几天里，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竟然下令纵火助攻，将原本繁华的汉口烧成一片焦土。在隆隆炮声和连夜大火中，百姓携家带口，狼狈逃窜，情状极惨。
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并蓄势进攻汉阳。就在这天，清廷批准了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及国务大臣载泽、载洵、溥伦等人的辞职，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让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
据说，袁世凯接到诏旨后放声大笑，这三年多来，他总算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不过，袁世凯并不想接受清廷对他的授命，而是等到11月8日资政院按照《宪法信条》正式选举他为内阁总理后，他才于次日带着大批的卫队进京就职。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三天后，由袁世凯组建的新内阁宣布成立，其中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心腹赫然在榜。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经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的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事实上，早在袁世凯复出之前，他与革命军之间便已经展开接触，当时黎元洪和黄兴都曾经写信给袁世凯，劝他拥护共和，但由于双方在国体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上谈不拢，最后只好作罢。回到北京后，袁世凯独辟蹊径，他连续三个晚上约见刚刚释放的同盟会重要成员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以间接打开与同盟会接触的孔道。
《民国往事》：连载十五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又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行试探。袁世凯之所以要派出蔡廷干去谈判，主要是考虑到蔡廷干曾经是北洋舰队的鱼雷艇管带，与武昌首义的都督黎元洪曾有同袍之谊，但蔡廷干到了武昌后，因为双方立场差异太大，仍旧没有谈拢。
由于谈判久久不见成效，袁世凯又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11月21日，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尽管革命军有黄兴等人指挥抵御，但终因为实力相差悬殊，汉阳在26日便宣告易手。
在攻下汉阳后，前军指挥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冯国璋在得到电旨后，他十分激动的对身边幕僚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了！这实在是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效劳！”
在高兴之余，冯国璋便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日后也能博得加官进爵、封侯拜相，岂不美哉？于是冯国璋便派重兵占住龟山，架起机关大炮轰击了三天三夜，正当他想发兵渡江时，袁世凯一纸电报发来，命令暂时停战，这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他没法理解，在士气大振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呢？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表示。
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切勿再轻举妄动。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名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说到底，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这么多道道，更不懂得他的袁主帅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老袁要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冯国璋那脑袋哪能理解得了。
袁世凯并不急于武汉的战事，他当时要做的，是先将那些皇族亲贵如载涛和毓朗等人，以“亲贵不得预政”的借口从军咨府等机构中扫地出门；不仅如此，就连摄政王载沣也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于12月6日交出印信，退回藩邸。以载沣的能力和性格，他倒不如回家抱孩子来得自在。
在武汉取得压倒性优势后，袁世凯又向革命军大抛橄榄枝。这一次，袁世凯请出他的好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于是交战双方再次停战议和。在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随后他又名正言顺的派出议和代表唐绍仪率各省代表南下谈判。
唐绍仪原本是选派留学美国的幼童，在清廷中断留学事宜后返回国内，后来被派往朝鲜，随后便一直在袁世凯手下任事，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南方独立各省则选出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伍廷芳早年曾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