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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的悲悯情怀
顺治（1638—1661）名福临，是皇太极的第九子。说起他，人们的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一个多情种子的形象。传说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伤心得想跑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后来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郁而终。这个故事有许多版本，但本质上不过是历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实，对爱情绝望了，宣泄的方式有多种，顺治偏偏选择遁入佛门。这说明他对“佛”是看重的。从史实看，顺治也确实具有一颗“佛心”。——佛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顺治亦对尘世万物充满了悯恤之心。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
顺治时代的生产力尚不十分发达，粮食问题仍然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很不完善，抗灾救灾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灾旱灾，守着田地度日的苍生就只能背井离乡，以乞讨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顺治相当体恤民情。他即位时才六岁，至二十四岁崩殂，在位约十八年。在他不长的皇帝生涯里，他下诏免去受灾民众的税赋达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两个月里，《清史稿》还记载免去灾赋数六次，涉及郡县达六十三个。如果说早年下的免税赋诏书可能是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意见，那此时顺治已经成人，免灾赋的行为应该包含了他的主观判断。这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顺治确实是一个具有悲悯心的人。
顺治的悲悯，还体现在珍惜民力上。顺治亲政时约十四岁，亲政的前一天，户部尚书觉罗巴哈纳有事上奏，待奏完，顺治问曰：“外间钱粮，有无益之费否？”巴哈纳等奏道：“有这个事情。现在北京的建设，用的是临清地方的砖，还专门派了官员在那里监烧，烧完后再经过漕船水运到通州，再经五闸才抵京城，花了不少运费。”巴哈纳说的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北京城里，但当时城市还没有现代化，交通也不发达，运砖之费十分巨大。顺治听到这个情况，即刻降旨要求“临清烧造城砖，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关于这件事，《清史稿&；#8226；世祖本纪》里有“己未，罢临清岁造城砖”的记载。对于民间一些费钱又费力的“拍马屁”动作，顺治也是比较清醒的。罢烧临清砖后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个龙碗送上来，想得到皇上的恩宠。可顺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想节用民力，与民休息，“烧造龙碗，自江西解京，动用人夫，苦累驿递，造此何益？以后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见一斑。
顺治一朝，为人所诟病的，莫过于圈地。圈地一事，从顺治的出发点来说，主要是为了免除民族之间的纷扰。即通过圈地，使满人的田地与汉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扰。但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地方官良莠不齐，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补，或是多圈少补，致使汉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应该说，圈地一事，是清代开国之时缓解满汉矛盾的不得已之举。在行使皇权之时，顺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举动，可见其既慈悲而又无可如何之心态。史家孟森在《清史讲义》里评曰：“当开国时不得已而暂行，则在历史上固为可恕，且世祖（顺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较有差恶之心。”这个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对于那些降臣降将，顺治也是宽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后，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当时有个叫常若柱的人向顺治弹劾牛氏父子，“请将金星父子立正国法，以申公义，快人心。”顺治下旨，认为“流贼伪官投诚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应议处”。结果常若柱被罢归。
顺治并非是个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许多事情叫人齿寒。比如，“逃人”一事，就为后世所谴责。开国战争时，满人常捕汉人为奴，汉人受不了虐待，常常逃跑。顺治时代，对此就追捕甚急，亦很苛酷。但总体看，顺治是一个具有慈悲心的人。他这一朝，确实也基本“顺治”，《清史稿》赞他：“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这基本是符合事实的。
康熙十八年的科考
1679年，是康熙当皇帝的第十八个年头了。这一年，吴三桂还正在闹着叛乱。人心未定，四海惊恐。虽然明朝已经亡去了几十年，但一些读书人似乎并没有忘记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年轻的康熙帝为此伤透了脑筋。对于素抱天下之志的他来说，怎样把这样一个乱世抹平，把那些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读书人笼络到自己的麾下，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古语云：“学而优则仕。”好在读书人中大多是慕求功名的。对于功名的诱惑，很多读书人缺乏免疫力。有了这个心理基础，要达成康熙“笼络人心”的宏愿就要容易得多。你既然要功名，就给你功名嘛。堂堂一个大清帝国，给几个优秀的读书人一顶官帽，那不是容易的事吗？
于是，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这一年增设了“博学鸿词”科。这次开科，与往常的考试不同。平日的科举考试，是经过层层选拔，从普通读书人中选出佼佼者。这次考试，来的却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史料记载，参加这次考试者，都要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在外总督、巡抚等大吏等省级干部先行荐举，然后汇集京城，统一进行殿廷考试。可以看出，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人，肯定是当地名动一方的名士，有着过人的才能。——这样的人自然不会太多。参加这次考试者，最终符合条件的只有154个，朝廷从中录取了50个。据传，当时除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荐举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润章等都应选录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也就是说，凡有文名者，基本上都被康熙笼入门下。
康熙帝是聪明的。稳定天下，首要的是稳住读书人之心。因为，在政治上最喜欢持异见者，大多是喜欢思考的文人，把文人的嘴封住了，实际上也就封住了大片的舆论。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你皇帝有你皇帝的想法，我读书人有我读书人的“小九九”。刚刚从明朝转换到清朝，如何认同清朝这个问题，时时是横亘在读书人心中的一道硬坎，有些人迈过去了，有些人左右徘徊，有些人却始终采取了抵触的态度。在气节与功名前面，读书人的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啊。这次考试，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决绝型。如顾炎武，顾氏以明朝遗民自况，多次参与抗清斗争，誓不与清朝合作，要他参加科考，自然是严辞拒绝了。又如傅山（即傅青主），他誓死不愿应召，被地方官强迫抬至京师，也是装病强辞不就，康熙迫不得已，下诏免试，给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可他也不谢恩，表现出一种抵抗到底的态度。
第二种是徘徊型。最典型的是朱彝尊。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作为明朝遗民，民族精神的薰染又时时教育他不要与清朝合作。可这一年，他都五十二岁了，再不应试，就意味着可能失去人生最后辉煌的机会。他是矛盾的。在入京赴试的时候，他携带了一本《乐府补题》。这本书反映了宋末遗民怀念故国之心境。在清朝初定天下之际，把这样一本书放在身边，多少表现了一种怀念旧朝的心态。但他还是参加了考试。对这样的人是应该重视的。康熙把朱彝尊被放在一等录取，给了他隆重的礼遇。这种知遇之恩，如何不叫他感动，他又怎能再徘徊？
第三种是主动迎合型。不能说这样的人没有民族气节，清朝已得天下是当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识时务地与之抗拒，还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在其中谋得一席之地？许多人主动选择了后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主动参与客观上改变了官场的结构，提升了整个官场的文化素质。
我们常喜欢用“文治武功”来评价一个朝代。康熙一朝的武功自不必说，“文治”倒是在这一年才放出点光彩。这次考试，一方面，重拾了天下读书人的信心，使他们主动融入到当局的政治建设中，夯实了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次考试选拔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让他们参与《明史》撰修，确保了这部史书的质量，——这实在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乾隆的引蛇出洞术
《四库全书》的编纂，无疑是中国文化事业的一大巨献。乾隆牵头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费时之长，耗资之巨，确实是功不可没。功劳归功劳，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藉“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消除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五百到七百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一百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三千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