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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背后非十美
乾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扬，二是由于当前《戏说乾隆》、《乾隆微服私访记》这类清宫戏在荧屏上对人们视觉形成的持续冲击。有这两种力量推波助澜，一个人想要低调都难。何况乾隆本来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对于自己的功劳和业绩，即使别人不吹捧，他自己也会想办法来宣扬。他称颂自己“十全武功”的诗便是这类“颂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不过就是“十场战争”而已。具体为：准噶尔两役、回部一役、金川两役、台湾一役、缅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尔喀（尼泊尔）两役。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老夫子为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专门为每场战争各写了一首诗，后来结集成《御制十全诗文集》。
我们知道，大凡喜欢夸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气不足者。其所讲述的事情，也往往名不符实。乾隆把自己任内发生的十场战争夸耀成 “十全武功”，作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当时自然没人敢反驳。但岁月流转，时过境迁，随着皇帝老子威严的逐渐消失，对于“十全”武功的评价便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在各种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讲义》如此评价：“高宗（乾隆）于新疆定后，志得意满，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后，或起内乱，或有外衅，幸而戡定，皆救败而非取胜矣。”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十全”之谓不过乾隆自己的夸大之辞，他把战争的功过成败都当成政绩煮成一锅“十全十美”的稀粥，希图使自己的威名永世流传。
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双赢”的。只要是战争，就必然伴随着血与泪、火与仇。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山高路险，常年积雪，人口仅数万人，辖地也不过二三百里，乾隆时土司内部纷争，当朝便前后两次发兵平定。第一次是乾隆十四年（1749），打了两年，耗银2000万两。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费五年之功，十万之师，七千余万之帑”。这两场战争都打得十分艰难，因为大小金川地势险要，满清大军与当地反复厮杀，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胜利。除花去大量的军费以外，还损兵折将。史家孟森评价道：“乾隆前后金川两役，以大军与土司相角，胜之不足为武。而初定金川时，以失机诛总督张广泗、经略纳亲。再定金川时，定边将军温福败死，损耗亦甚大。”这样的“武功”，怎么能称得上“十全”呢？除此之外，平定台湾、安南、廓尔额（尼泊尔）、缅甸等战役，要么是吃了败仗，要么是别人主动投降，没有那一役称得上“武功”。拿缅甸一役来说，当时满清的征缅大军很多死于南方热带雨林的瘴气，统帅明瑞战死，好在此时被缅甸吞并的暹逻在华人郑昭领导下复国，正好发兵攻打缅甸，缅甸为避免腹背受敌才向清廷求和。这明明是场败仗，却要说成“武功”，实在是有些恬不知耻，难以让人信服。即便如史家孟森肯定的定回疆之战，虽说平定了叛乱，统一了疆土，但所费之巨、所损之将都十分惊人的。《东华录》载有很多奏报，颇言当日之艰辛。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在回疆前线厮杀的将军兆惠上奏：“我兵杀贼虽多，阵亡亦百余，总兵高天喜、原任前锋统领侍卫鄂实、原任副都统三格、侍卫特通额，俱殁于阵。”参赞大臣爱隆阿也奏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于十月十三日，带巴鲁图侍卫奎玛岱并兵二百余前赴兆惠大营。夜四鼓时，遇回兵三千余，仓卒冲拒，三人均已阵亡。”通过边疆大臣们奏闻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只是当日战争的残酷，丝毫未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妙，这又怎能轻易地冠以“十全武功”的美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十全武功”，不过是一个臆想症患者的呓语、一个好大喜功者的幻想，这种虚荣也许可以短暂蒙蔽人们的眼睛，但时间的河流终究会冲开历史真相上面粉饰的沙尘。现在，又还有多少人对“十全武功”深信不疑呢？
文字狱的另一端
大概是意识到文化的“利器”作用，清代的皇室对文人一直保持警惕。雍正皇帝是个相当精明强干的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明，使他意识到文化的“双刃剑”作用。这把“剑”用好了，固然能进一步巩固、维护朝廷的权威，可一旦用歪了，对当前的统治却有可能起到颠覆性的效果。因此，自雍正始，清朝对文化的管制变得极为厉害。
这个事情可能还得从著名的“曾静事件”说起。据《清史稿》载，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静派遣自己的弟子送了一封信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信中讲了一通大道理，大意是说清代皇室本来是金（女真）的后裔，而你却是汉人特别是抗金名将岳飞一脉所传，现在你身居高位，一定得利用这个资源优势，报我们汉人之仇啊。这封信完全站在种姓的角度，以一个读书人的慷慨陈词来劝说当时的封疆大吏。表面上看，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站在岳钟琪的位子来看，这封信无疑是晴天上的一个霹雳，他“大骇”，赶紧上报雍正，让朝廷去查这个事情。而曾静虽然表面上义正辞严，但却受不了皮肉之苦，一顿严刑拷打下来，立即招出自己之所以有这个思想，是因为受了浙江读书人吕留良著作的影响。那吕留良到底是什么人呢？史料显示，吕留良（1629…1683）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文家，也是有名的反清人士。这人一身傲骨，不但用家产支援义军，而且直接参加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他的著作自然满是反清言论。曾静读了他的书，一时心折，不由产生了反清的冲动。但这冲动仅只能保持短时的效用，面对严刑逼供，所谓的气节便不值一提，他“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并自愿作为朝廷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到江宁、杭州、苏州一带宣讲。只可惜，他的主动迎合并没有换来好下场，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曾静当时逃过一劫，但在乾隆即位后，即被处决。
关于这段历史，文学家们多爱谈及，云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在抄斩之时，侥幸逃免，后练成绝世武功，潜入皇宫，取得雍正首级，报了家族之仇。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侠骨丹心》等对此即有精彩叙述。但传奇归传奇，历史还是历史。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朝廷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采取极其残酷的株连手段，用鲜血来堵住读书人的口，来折断他们的笔。
到乾隆朝后，对文字的管理更为严格，管理的“水平”也更为高超。相对而言，乾隆对儒学比雍正要更通透一些，因此，对于文化的箝制也显得比雍正内行。他明确要求：“如果有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务须留心搜检，据实奏出。”他手上积下的文字狱比雍正时更多。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等诗句。乾隆判定“壶儿”即“胡儿”，有毁谤满清政府之嫌，立判徐某剖棺戮尸，子孙与地方官全部斩首。沈德潜本为乾隆宠臣，他死后，乾隆在他诗集中发现有咏黑牡丹诗一首，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大怒，以为影射满族为入主中原的“异种”，下令剖棺戮尸。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的文字冤狱案数倍于康熙、雍正，大案多达60余起，冤狱横兴，滥杀无辜。那些喜欢清议的文人自然就什么也不敢说了。“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朝廷有了这种高压，读书人便不再敢妄发议论。学术由偏于思想的阐发，开始转向于考据、音韵等技术性一端。这群文化承担者不再关心当世的事务，而是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这大概是清代著名的乾嘉学派兴起的直接引子。梁启超就明确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但这种技术性的学术倾向，做的只能是扎实的学术基础工作，缺乏思想理论上的建树。这种学术史的遗憾，却正是兴起文字狱的清皇室所愿意见到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被“纵”反的吴三桂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一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尤其入清以后，虽然待遇不错，但总体上他是被人豢养着。这就像一头雄狮，你把他放在一个牢笼里，同时却不断地给他突破牢笼的力量，他哪有不冲出去的？所以，当别人用鄙夷的眼光来看吴三桂对待主子的反复无常时，我常常会感到一种无尽的悲凉。在历史环境的压力下，就算康熙再英明，吴三桂也不可能不反。只是这其中的况味没有几人能懂罢了。
满清入关之后，吴三桂一直是清廷最厉害的棋子。当是时，满汉间的隔隙依然存在。虽然满清已经具有强大的武力，但汉人的抵抗亦自剧烈。用汉人去号召汉人，招降纳叛，无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一度被重用。顺治定下北京之后，即授予吴三桂平西王之册印。吴三桂果然未负顺治之望。先是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出征陕西，*李自成。一路胜利连连，尤其西安一战，“三桂督兵奋击，斩首数万级”。并一直追击李自成到湖北，直至自成“走死”。顺治八年，明桂王朱由榔在南宁称帝，时时派兵出击川北诸县。顺治命三桂率军*。这实为平定西南之序幕。吴三桂一路过关斩将，偕同其他将领攻城略地，战功卓绝。至顺治十六年，西南基本平定。朱由榔败逃缅甸。此时，朝廷诏下，令吴三桂镇守云南。
吴三桂功劳巨大，顺治给他的回馈也是巨大的。每次吴三桂立下功劳，顺治都给予十分丰厚的犒赏。李自成覆灭那一年，顺治赐吴三桂绣朝衣一袭，同时将其晋升为亲王，并让其出镇锦州。三桂除了辞去“亲王”这一称谓外，对其他似乎并不满足。他上书又谈了许多条件，比如要求增拨饷银，给手下升官等，可能是开国之初，急需人才，顺治一一满足了他的条件。到得镇守云南，吴三桂的权力更是无限扩大，朝廷让他“总管军民事。谕吏、兵二部，云南将吏听三桂黜陟”。这当然是满清当局在当时情势下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客观上对吴三桂形成了一种“纵容”。吴三桂拥有了空前的权力，同时也为日后的造反、灭亡埋下了“前因”。
可惜的是，清廷对吴三桂纵容并没有停止的迹象。顺治驾崩后，康熙对吴三桂的要求仍然是言听计从。特别是康熙元年，明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从缅甸抓回绞杀后，吴三桂的权力更是如日中天。康熙不仅下诏让其称“亲王”，而且还让他兼管贵州。这一来，不管是政治上，还是地域上，都极大地拓宽了吴三桂管辖的边界。这种纵容，实际上正慢慢把吴三桂逼到的“反”的边缘。吴三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呢？从管辖范围来看，云南、贵州两省都是他的地盘，两省的总督、巡抚都受他节制；从用*来看，吏部、兵部不得掣肘。一个地方官位空缺了，三桂有权派官，他派的官叫“西选”之官。魏源在《圣武记》里说：“西选之官徧天下。”这可能说得有些过了，但说吴三桂控制了整个西南的官员任免权，则大抵是符合事实的。从财权看，西南富庶之地，吴三桂在那里挖盐井、开金矿，与周边诸省搞贸易，又不用交税给朝廷，自然是富得流油。更可笑的是，朝廷因为他镇守边关，每年还给他数千万饷银，搞得周边省份颇多怨言。对于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