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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求饶：“这么差的文章，不要再让我闻了。实在是受不了啦，如果再烧的话，我只有呕吐了。”可叫人大跌眼镜的是，余杭生竟得高中。这故事表面是在讽刺读书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社会评价机制。虽谓刻薄，却富深长韵味。
蒲松龄之后，谈狐说鬼者渐多，但讲得有彩头的殊为少见。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算是其中比较出色的。纪氏是朝中大员、著名学者，其官场上的地位比蒲松龄要高出许多，但他刻薄起来，与蒲老前辈也不遑多让。他的《谐鬼》就是通过鬼物之口来嘲笑读书人的。有个老学究在某个夜晚碰上了他的亡友。他们经过一个破屋，鬼说：这是一个文士的房子。学究奇怪，惊问其故。答：人在白天的时候，营营于生计，性灵彰显不出来。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一念不生，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读得多，光芒就长，读得少，光芒就短。文采特别好的人，那光芒可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这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唯有我们鬼神才能见之。学究一听来了兴趣，问道：“那我读书一生，光芒有多长呢？”鬼嗫嗫嚅嚅，半天才说：“昨夜我从你的私塾经过，你刚就寝，只见你胸中只有一部高头讲章，还有一些其他杂书，且字字为黑烟，笼罩屋上，实未见光芒。”学究听了羞愧难当，大骂之，那鬼则大笑而去。这故事与《狐联》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娱乐性更强一些。
假如说上面都算儒者的小说家言，那关于清时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一则传闻则颇富真实性。有一则笔记曾详细记载了胡林翼的一段轶事。胡氏文武双全，名重一时，当时治军武昌，手下有一武将鲍超最为其所器重。一日，主管文化教育的官员俞某任满将返京，胡林翼设宴饯行。少年及第的俞某在席间丝毫不理饮酒作陪的鲍超，大大地耍了一下知识分子的威风。这一切，自然被作为当地知识分子权威的胡林翼看在眼里。第二天，他作东宴请俞某和鲍超，席间，胡氏以翰林老前辈的身份对俞某大加训斥，面对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学问短浅、官职低微的俞某自然只能唯唯受听。席终，胡林翼使出了最绝的一招，三人结拜兄弟，俞某心有不甘，当此情势之下，却是奈何不得，只好按胡为老大、鲍为老二、俞为老三的顺序作了兄弟。这时候，胡林翼说道：“如今俞某为我辈小兄弟，有什么错误可以面训，勿相芥蒂也。”鲍超出了一口气，当然高兴得紧。那俞某本心胸狭窄，一直郁郁，竟在返京路上投井而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胡林翼一代豪杰，搞了这么一个堪称示范的刻薄游戏，着实为朋友出了口恶气。他也许不知道俞某的气量那么的小，否则也不会如此恶毒了。终究，人命关天呢！
不管是写出刻薄意味甚浓作品的蒲松龄、纪晓岚，还是政声卓着的胡林翼，都算得人中之龙、世上英杰。这倒应了沈三白在《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评价《西厢》的那句话：“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事情确实是这样，有人富刻薄之心，却没有这么好的表达才能；有人具万顷之才，却无刻薄之心，只有像蒲松龄、纪晓岚、胡林翼这些人，能把这两者完善地结合起来，给后世的我们留下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躲藏在学问深处
清代文字狱的兴盛，使文化界一时噤若寒蝉。许多士人便也不再做声，埋头书本，不问政事。――什么事情都敌不过光阴。时间一长，这居然成为一种稳固的风气。不要说乾嘉学派兴起的盛况，就是一般读书人埋头苦读、专心学问的事情也变得相当普遍。这些人在小学、训诂、考据等学问之间孜孜以求，把学问当成他们人生最大的追求，甚至连天下读书人苦苦追索的功名，他们也可以放在一边。如此一种“纯学术”的人生选择，倒也构成了那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孔子第六十八代孙孔广森的学问做得不错。乾隆三十六年就中了进士，选到翰林院作庶吉士。少年得志，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可他生性对名利看得很淡，只是喜欢读书写作。在为官时，也不愿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最后，竟主动退出官场，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了他喜爱的学术事业。他的著述十分丰富，“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这累累书卷，后面隐藏的是一个人为学术弃功名的人生抉择。（《清史列传》）在孔广森中进士后的第二年，安徽人金榜也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进士。这个金榜与孔广森有着同样的爱好，——“性嗜学”。朝廷刚一授官给他，他就告归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到“经籍”的研究上。晚年时光，由于坐骨神经痛，他躺在床上起不了身。都这样了，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学问，在床上口授，让弟子记录，硬是写成了《礼笺》十卷。（《儒林琐记》）与此类似的还有“家世贵显”、曾写出了《史记志疑》三十六卷的梁玉绳，他的心思也没有用在功名上，只想“世世作书生门户”，因而“年未四十，弃举子业，专心撰著”，把成为一名学者当成了自己的毕生追寻。
在“学而优则仕”的语境下，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功名自然是“熊掌”，而学问不过是“鱼”罢了。舍熊掌而取鱼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倒是有一部分人，既想保住官位，又想做好学问，把鱼和熊掌都抓在手里。他们的选择透露出了读书人的聪明劲，即在选官时选择一个比较闲散的职位，既保住了地位，又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最典型的例子是凌廷堪。他六岁时就成了孤儿，由一个书坊工人艰难奋斗到进士。按常理讲，饱受尘世冷眼的他应该更懂得权力的重要，可选官时，他放弃了知县的位子，“自请改教职”，当了宁国府学的教授。他把母亲接来官署后，安贫乐道，“毕力著述”。与此同类的，还有一个叫钱塘的读书人，是乾隆朝的进士，本来也可选为知县，但他也同样主动要求必为教职，当了江宁府学的教授。业余时间里，他专门研究声音文字，终写成《律吕古义》。
在为学问而放弃功名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声卓著的人，――他就是乾隆朝的钱大昕。钱曾做过二十年京官和四省乡试主考，已然是官居四品，可谓大员矣。但他“淡于荣利”，等到父亲死的时候，回到乡里，“遂引疾不复出”。后来嘉庆皇帝亲政，多次派人劝请他重新出山，他都婉言谢绝了。在不做官的日子里，他陆续主持着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其中主持紫阳书院达十六年之久，一心传道授业解惑，门下弟子累计达两千多人（《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显然，在学术和功名之间，他已经把著述和讲学当成了自己的最后的归宿。
爱功名甚于爱学问。虽然这只是当时部分读书人的选择，但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更愿换取个人意义上片时的宁静，而不愿以“经世致用”的雄心来影响自己的学问。――只是如此，离儒家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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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到奢靡自惊人
这是康熙年间的一个春日十点钟左右的光景，万物复苏，清风拂面，真是一个好天气。江苏泰兴的刘书生在等她的妻子起床。他的妻子「脾性」有点怪：自结婚以来，她总要睡到「自然醒」方起。离开床沿，她会习惯性地喝人参汤。接着就是繁琐地梳洗。等梳妆完毕，早就到了中饭时间。可如果不是精炒细煮，她竟连午饭都不想吃了。饭后，她通常会咿咿呀呀地唱上一曲，或是把吹上几曲洞箫。完成这道程序，又得准备晚妆了，不然夜宴上可没面子啊。几年下来，刘书生变得相当懊恼。谁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可有什么办法呢？她曾是季氏家养的戏子，刘书生胆子再大，也不能休了她呵。
季氏是谁呢？这里说的是季振宜，号沧苇，明末清初泰兴县人。在康熙一朝，季氏不折不扣是个名人，不仅因为他一门显赫，有权有势，更因为他的富可敌国。刘书生的妻子不过是从他家「放」出来的一个戏子，就养成了如此豪奢的生活习惯，那她的主人家又更当何论呢？刘书生这个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素材源自于同时代人钮謖的笔记《觚剩》中记载，书中专辟一节对「季氏之富」进行描述和评论。说到那些娶了季氏家戏子为妻之人的时候，他不忘加上自己的评价：「故凡娶季家姬者，绝无声色之娱，但有伺候之烦，经营之瘁也。」呵呵，读了这个评价，就可以想像刘书生是何等的痛苦了。
季氏到底有多富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物质已经十分丰富的时代，也只能用「震惊」二字来形容。季振宜从御史任上回到泰兴老家后，「尤称豪侈」，所居之所方圆就占了好几里，因为太大了，怕治安有问题，又安排了六十名武林高手值勤巡逻。这六十个人的报酬是什么呢？除了月薪以外，每晚还要犒赏他们好酒十濲，好肉三十盘。在他家唱戏的人，穿戴之费也很惊人。「珠冠象笏，绣袍锦靴，一妓之饰，千金具焉」。这样的「妓」，他家一共养了三班，大概也有数十人吧。这还不算，有一个细节更为惊人。康熙九年，季家因连日遭受阴雨，怕家里的皮袍长霉，趁天晴的时候，让人拿出来翻晒，并用棍子敲打去灰尘。皮货品种丰富，都是些紫貂、青狐，银鼠、金豹之类。等棍子打完，地上竟积了三寸多的毛。季家到底有多富呢？这里恐怕就不用再明说了吧。
奢侈绮糜，是难以消除的现象，也是部分人追求的目标。有清一代，自然并不止季氏一人这么富奢。在清史资料中，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嘉庆时，湖南藩司郑源畴在官署的家属达到了四百多人，且养了戏班两班，这两个戏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有一年，因为婚嫁，要把家眷送回，共雇了大船十二只，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其规模之大，花钱之多，完全可当得「惊人」二字。所幸是，郑氏最终以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大快人心。和郑氏相比，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已经被革职的他回乡途径漳州城。从初一开始，连续十天，每天就有六七百名给他挑东西的杠夫从漳州过。初十日他自己从漳州过时，跟随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达三千名，吃饭要摆四百余桌酒席。因为天气原因，颜伯焘连住了五天，漳州地方仅仅是招待费，就花了上万蔖银子。颜氏的奢侈可见一斑。
当然，不管什么朝代，像季氏、郑氏、颜氏这样富到骄奢的人都有，但总体上比例较小。康熙时，一个七品知县的年薪仅是四十五蔖，即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年薪也不过是一百五十蔖到一百八十蔖。以这个薪水，显然是富不起来的。那些富起来的人，肯定是用了许多非正常手段。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富人总是有种抵触心理，善良的人们大概都不愿意见掩藏在这些财富背后的血与泪吧。
香妃非薄命
常言道：红颜薄命。或者又说：天妒红颜。很久以来，不管历史典籍，还是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凡美丽女子，都难以善终。这似乎很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审美心理。他们大概在想，上天给了你一副好的容颜，就不能再多你给圆满的生命。不然，天下所有的好处岂不都给你占去了。于是，在他们笔下，美丽的女子总是早早地便从人世中消逝，叫人不胜叹息和哀怜。
这就连武侠大师金庸也不能免俗。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关于香妃的故事便具有这样的意味。按照金庸的说法，乌兹别克女子香妃被胁迫进宫以后，虽然乾隆对她宠爱有加，但她对皇帝的宠爱严加拒斥，每日只是想念远在回疆的家乡，独自垂泪。乾隆为了讨好她，把她带到江南散心。到了杭州时，乾隆想强行临幸香妃，香妃一急之下，竟取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来，欲刺死乾隆。乾隆吃了一惊，不敢再造次。太后知道后，很怕乾隆由此被害，趁着乾隆外出游玩的机会，将香妃召入宫中，逼她自尽了。乾隆得知死讯，十分悲伤，但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只是请了当时的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世宁依照香妃生前的样子画了像，来寄托自己无尽的哀思。在这里，香妃被描写成一个宁死不屈、民族气节很高的女子，乾隆则是一个至情至性、*倜傥的多情种子。这种传奇式的描写并不仅是金庸一家的专利。蔡东藩的《清史演义》、《清朝野史大观》对此亦作了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