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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说家毕竟与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叙述有时为迎合大众的审美接受心理，不得不对历史作一些修饰和打扮。他们把香妃描述成为一个不畏强权、红颜薄命的女子，很合乎我们习惯性的审美心理，也容易引起读者的怜悯。史学家孟森早在1937年就通过清宫档案和时人笔记的材料推断，香妃就是历史上的容妃。后经考古发现，孟森的推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这位容妃真的是被清兵强行抢走的吗？真的因反抗而早逝吗？显然并非如此。首先，她不是乾隆通过高压手段胁迫进宫的。史料记载，香妃入宫，是在乾隆平定回疆的前一年。这说明，她入宫之时，乾隆的武力还没有构成对回疆的直接威胁，被俘捉之说是不能成立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回疆领袖为了换取片时的平安，将其献给了大清国主乾隆。这种女人作为一种政治礼物奉献给强国君主，在古时并不少见，那么多的「和亲」故事，多少都带有这样的味道。至于说香妃是被乾隆的母后逼死的，也属无稽之谈。香妃死于乾隆五十三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孝慈宪皇后则死于四十四年，比香妃早十一年死去，怎么可能命人赐死香妃？其次，香妃进宫以后并不是整日郁郁。史料显示，她曾随乾隆南巡江浙，东巡到泰山曲阜，北到过盛京去拜谒清朝祖陵。时间历程长，空间跨度大，香妃如果真是个节烈女子，随时可以找个机会与这个世界说「拜拜」。可她没有。相反，她和乾隆生活在一起应该是开心的。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画的乾隆与香妃各自骑白马的戎装像，一前一后，夫唱妇随，怡然自得，香妃怎会不高兴呢？
传说与历史是不一样的。以虚构为主的小说家，自然喜欢传奇色彩浓厚的传说。金庸曾说：「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香妃本就是个平常的女子，节烈、民族气节与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让她回归本来面目，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即使中举又如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叫《范进中举》，描述范进中举后种种疯狂的行径。他的岳丈胡屠户由从前的对他不屑一顾变为阿谀奉承，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按科举制度的常规而论，中举确实是改变人生命运的一大步。
科举考试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参加童试，考中了，就叫“生员”，俗称“秀才”。第二个层次省里的乡试，秀才有资格参加，中试者叫“举人”（因此叫“中举”）。第三个层次是进京会试，举人有资格参加，中试者为“进士”。最后一个层次是殿试，由皇帝对进士们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
科举有这么多层次，但一般来说，到了第二个层次，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各种记载中，凡是中了举的人，在当地的地位一般都不差。《儒林外史》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935年7月的《良友》杂志刊登过一篇《成名以后》的讽刺小说，叙述主人公桂馨机缘巧合中举以后，“在生活方面显然有了大大的改变。如今在社会上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物了，……县城里一般绅士和有功名的人们都跟他交际起来，今天拜会，明天请客，忙得不亦乐乎”。这篇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举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举人都能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得到根本改观。与进士相比，他们进入官场的台阶还很不扎实。一般来说，他们只能成为幕僚之类的一些小官，和县令、府尹一类的“朝廷命官”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所以，即使中了举，也不见得就能有预想的那样风光。在现实中，许多举人不但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就是在物质上也显得相当困窘。像这样的例子，在清代中叶以后有很多。嘉庆、道光年间负有盛誉的包世臣，经过六次艰难的考试，成了举人，继之以坚韧地参加了十三次会试，可进士一阶始终爬不上去，到歇手时已经六十一岁了。在中举后的岁月里，包世臣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几十年来，他当幕僚，作师爷，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西面到过四川，南面到过广东，北面到过直隶，江南一带则是他长期淹留之地。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时人见不到一点他作了举人后的风光，看到的只是他浪迹风尘后“自给不足”的憔悴。据清代笔记《冷庐杂识》里记载：“海宁徐楚畹学博善迁，乡荐后，困于公车，家徒壁立，以星命之学游历江湖三十年。”一个举人，穷困潦倒，靠给人算命，在江湖混世三十年，这比之包世臣给人作幕僚，又不知要悲惨多少倍了，其行径亦透露出功名社会中读书人攀升过程中的沉重与蹒跚。
一旦中举，即意气风发，生活大变，是历史事实。但现实中，中举后困于尘世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群人同样不应该被历史家、文学家所忽略，他们是历史布景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袁枚的《随园诗话》提到一个“作幕”多年的苏州文人的一句诗：“惟有乡心消不得，又随一雁到江南。”这句吟唱，蕴含了一个士子多少的悲怆和心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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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官员不富裕
时下，电视荧屏上常常是充盈着以清代皇帝、官员之轶事为题材的“辫子戏”，剧中官员所住的府邸富丽堂皇，极尽奢华；生活纸醉金迷，声色犬马。更有民谚云：“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似乎都在说明，清朝的官员享受高薪，手头积聚有大量的财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
很长一段时间来，笔者确实也是持这种观点。及至近日读了点史料，才发现并非那么回事。从实际情况看，当时大多数官员表面上风光，背后的经济却非常局促。嘉庆十九年，在翰林院做编修的林则徐致书朋友，说自己“就一教书馆地”。一个京官还要去当家庭教师，自然是因为经济拮据难以自给，不得已而为之。刚作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则更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自己经济窘迫，今年还可以勉强支持，但明年可能更加艰难，京城借钱，也和湖南老家一样，十分困难。到了十二月，他又写信给父亲，信中说，今年过年，除了用去房租六十千钱以外，还借了五十两银子。言语凄楚，情形相当落魄。斯时林则徐与曾国藩官职尚不显赫，身陷贫困似乎可以理解。但就是嘉庆年朝做到尚书、大学士的朱珪，也常为生计发愁。有个朋友有一年（乙丑）除夕到他家里过访，问他过年的事准备得怎么样，朱珪举着胸前的荷包说：“可怜此中空空，押岁钱尚无一文也。”如果说这还有点玩笑意味的话，那他身死之日的情况则更加凄凉。他的“卧处仅一布被布褥”，房间里只有数箱残书，“见者莫不悲感”。这种“高官贫困”现象折射了一个人的清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俸禄的低廉。一个人不图法外之财，即使位极人臣，也走不出穷困之境。
相对于朱珪这样的京官而言，地方官的日子是要好过些。因为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直接掌管着地方财权税权。他们在开支上出现窘境的情况下，可以私设一些眉目，额外向老百姓征收。私征浮财的行为，是一种变相的巧取豪夺。但细观历史，因此致富的地方官却并不多。龚自珍的《明良论》里说得明白：“谓外吏富乎？积逋者又十且*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说地方官富裕吗？负债的人十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体制问题。因为终清一代，只有“官”才有俸禄，其他的吏（如师爷、秘书、账房等）都要“官”自己雇佣，朝廷是不发工资的。这就意味着地方官除了公务开支外，还得养活一大帮人，这自然是笔不小的支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得向上级“进贡”。按照当时的陋规，过年过节、升迁调任等都得向上级交纳“规费”。比如，冬夏两季要给京官各送一次礼，叫做“炭敬”和“冰敬”，也就是取暖费和降温费。到“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和“两寿”（上级和上级的夫人过生日），照例也要送。至于到上面办事，则更加要送。一位由道员升任按察史的官员，在年谱中不无牢骚地写道：“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这一趟，他给每位军机大臣送了四百两，每个尚书一百两，每个侍郎五十两，加上送给同乡、同年和办事员的，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余两。由此可见，地方官也是苦于应付，不堪其忧。
清朝一直奉行低薪，据吴思的《潜规则》测算，当时一个县令的月薪约相当于现在的1130元人民币。面对庞大的支出，地方官征收浮财亦属意料中之事。他们把这些钱财再派送出去，不断地进行再分配。即便如此，对于巨大的官员群体来说，这点钱财仍然是杯水车薪。可以说，有清一代，官员普遍不富裕，与我们电视、小说里通常描述的情景相去甚远。这中间自然也不能否认官员中有和茄木尢按嬖冢暇故巧偈４蟛糠止僭笔枪牌椒驳纳睢Ｓ氲笔钡难紊獭⑿猩瘫绕鹄矗僭泵窍缘孟嗟本狡肉觥５比唬腔故怯械阌旁礁械模辽儆肫矫癜傩毡绕鹄矗枪檬娣嗔恕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晚清战争中的“怪力乱神”
《论语》中有句话，云：“子不语怪力乱神。”按朱熹《论语集注》的解释，翻译成白话就是：孔子不说（关于）怪异、勇力、悖乱、鬼神（这些邪门歪道和不能说明白）的事。儒家以《论语》为经典，在古代，以研究《论语》为业的儒生多如牛毛。但研究归研究，一到现实生活中，孔子提倡的那些言论不一定能发生作用。正如俗话所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拿“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说，许多人就无法遵守这一“规则”。由于科学发展的水平还不能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人们总喜欢用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来解释神秘之事。晚清之时，当西方列国的炮火打开清帝国大门之际，那些经过多年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员们，常常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训，不时用“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来应对、解释自己经历的一切，闹出了不少笑话。
首先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和迷信。1841年夏天，满清宗室奕山派驻广东，道光帝对他寄予厚望，一再下旨要他“规复香港”，但他“实不能战”。恰好此时台风经过香港，吹翻了几艘西方船只。面对皇帝的严责，奕山把台风来临当成了自己的战绩，进行了一番夸大其辞的描绘：“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遍海。”这种破绽百出的奏议，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鉴定它的真假。可此时的道光帝实在已经是焦头烂额，不由把这种搞笑之事当成一点喜悦的理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他对上天感恩戴德，认为是老天有眼，终于对侵略的人作出了惩罚。“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他还专门往广东发去20柱大藏香，“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鸦片战争&；#8226；清宣宗实记》）在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清廷君臣对战争的无能为力，对自然的盲目崇拜。这种思想在当时并非皇帝、官员所独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对此也没有明确认识。诗人张维屏写下了留传甚广的《三元里歌》，歌颂三元里人们对西方侵略者的反抗。但他仍然相信上天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很明显，他的识见和道光、奕山并没有什么两样。
对西方的认识，当时也处在一个相当“弱智”的水平。那时的人们看西方人的眼光十分独特。士人徐继畬在《退密斋文集》里这样描述英国兵：“至于登陆部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过能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打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他完全把英国兵看成了一战即败的“废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国兵远涉重洋而来，每天在海里颠簸，已经习惯了波浪风涛，如果一上岸，他们就头晕脚软，肯定不行。（《鸦片战争&；#8226；平夷录》）那时的中国，整个都在梦游。这种不经实际考察验证的猜想，当然是不能指导战争的。等到列国入侵，不管陆上水路，中国是屡战屡败，那后果是相当地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