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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时，使阎连科在伦理的忏悔中显出了刀刻般的真实和印痕，也在《我与父辈》极尽委婉、极尽质朴的叙述中，父亲、大伯和叔叔，闪耀出了父辈、农民、人——那种生命无限的尊贵和高贵。
乡土与父辈，是阎连科的自卑，也是他的自尊；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失落。当然，这或许是很多从农村出来的人共有的经验。乡土带给了他们先天的不公，也带给了他们更多的故事、更刻骨的经历、更强烈的情感，一辈子都咀嚼不尽。但是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摆脱了乡土、进入了城市的人，这种经验会渐渐被有意无意的消磨、淡忘掉。而对于阎连科，这种经验似乎随着他的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厚而愈加强烈。所以，他能举重若轻得写道：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
又能分外沉郁地写道：
“可他的子女们，那些出生在八十年代的一辈人，将无法明白他的父辈们，是如何的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
而这一切，历经过父辈故事的阎连科是明白的，所以他才自我忏悔，它才歌颂父辈。也因为明白那些一生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的父辈，甚至今天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阎连科才能一次又一次那么平静得写到父辈们的故去，是“到另外一个世界躺下来，静等着他们子女随后的跟随和团聚”。
阅读《我与父辈》时，让人想起阎连科在写完《风雅颂》的自述。他说，通过几十年的“漂泊”与“奋斗”，他在城市里拥有了户口、房子、妻子、孩子，却感觉自己的家原本是不在这里的。他的家是在生他养他的河南农村。可回到家乡之后，却发现一切皆已面目全非，“家非所家”。我想，如果说现实中的家乡已经不能给阎连科的灵魂带来安宁和轻松，那么这次《我与父辈》的书写，是不是阎连科通过真实的经历与文字最大限度的真诚结合和忏悔，使他在伦理和精神中力图找回他心灵中可依可靠的那个“温暖的家”。这份在我们时代中久违缺失的温暖的家，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人的一种缺失和寻找。而作家的这种伦理上无尽的悲伤与忏悔，其实也正是我们所有做儿女的人，共同向父母大人的一次歉疚的表达和忏悔的鞠躬。
——《我与父辈》，是所有读者的“温暖的家”。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虞金星
阎连科的底线
——评阎连科散文《我与父辈》
阎连科在当代文坛素有“虎痴”之称，原因在于他将小说当成“拿头撞墙的艺术”，敢于直面现实，横扫千钧，敲碎重重禁忌。这使他常常被公众想象成一副怒发冲冠、横眉冷目的模样，而见过阎连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宽厚、朴拙，非常平易，与小说中表现出的坚硬锐利判若两人。这种文与人的印象错位，和人们只关注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作家的性情和文体之间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对应，某些情感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激发和带动下才会流露出来。在古代，许多文学家兼工诗词，但在诗词中却表达出不同的经验，所谓“诗庄词媚”就包含这样的道理。对于阎连科而言，小说和散文一体两翼、互为补充。在小说中，他与现实对话，经由想象和虚构，表达一种击穿历史和现实的“执念”；在散文中，他则与灵魂照面，返归本心，记述自我的精神旅程。所以，阎连科的读者，都有必要去读一读他的散文。不仅因为他在散文中透示出一种不同于小说“虎痴”般的温厚性情，更因为他的散文其实是一颗“泄密的心”，听懂了这颗心，我们就触及到了阎连科的底线，我们就会明白，阎连科何以成为今日的阎连科，而《我与父辈》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份答案。
在这部长篇散文中，阎连科回到了他忧思难忘的乡土，用平实的笔调追怀了自己的父辈，与此同时，也与灵魂对话、自我解剖，其间的真挚、哀乐、苦痛与歉疚，在在令人感喟。而我感到，这其中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写出了一种乡土的生命精神，这其实是阎连科写作的底线。阎连科对世界的理解，对存在的质询，都和这一底线深刻相关。因此，对这种底线的勾勒使这部散文超越了一部简单的悼亡之作，有了大的情韵和襟怀。众所周知，在以往的散文叙述中，乡土要么被书写成愚昧落后需要被启蒙的蛮荒之地，要么被写成原乡神话，成为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乡土本身的气韵和精神，却很少有人去书写和关注。对于作家而言，这也确实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乡土的生活“日光流年”，在岁日时节里，自然向前推进，没有那么多差异性可供描摹。生老病死，如同草木枯荣般循环往复，一旦施之笔墨，很容易粘滞于琐细的生活事象。作家为了超越这一点，常常以一种现代性的眼光，来打量和删削乡土的本相。而阎连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通过与父辈们的精神往来，对乡土生命凝神观照，将卑微的生存写出尊严。正如他在散文中写的那样“尊严有大小之说，但没有高贵卑贱之分。如同钟表上的时间，座钟大者可卧似房屋，站如松柏；小者如拳头鸟蛋，搁在桌角床头，如鸟雀卧枝”。对于阎连科的父辈来说，他们活得就是这份鸟雀卧枝般的尊严。无论乡土的历史和现实加在他们身上多少苦难，都无法压垮那种倔强和坚韧。而这或许就是乡土生命的精神，乐生乐死，总有一种应对的从容。写到这里，就不得不提阎连科大伯寒冬涉水、搬运石头的那个场景。
“大伯就带着他的孩子们，脱下衣裤，单穿了裤衩和布衫，先在岸边用双手拍拍冻僵的腿上的肌肉，而后走进水里，趟过河去，……嘴里呼着白气，额门上挂着雾汗，而周身却又结着水珠冰凌，吱吱呀呀地踩着青白的冰碴，趟着齐腰的河水，把石头运至河的这边，再拉回到村子里”
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和我一样惊异于这样的叙述。这也是我之所以说，我们要读读阎连科散文的原因。我们分享了这样的情感和记忆，就不会对阎连科小说中的那些“绝境”感到惊奇，无论是“三姓村”、还是“受活庄”，那种绝境中拓路的夸张想象，对照着他的散文来读，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叙事。“割肉买皮”也好，施展“绝术”也罢，这些为生存而罔顾一切的修辞想象，早就在阎连科的乡土经验中播下了种子。
我们都知道，古人写追怀文字，常常因感情而文过饰非，专讲祖先的神明英武，人心的短处却缄口不提。我上面说，阎连科的《我与父辈》有大的情韵和襟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放下种种挂碍；与这个世界素心相对。他在叙述中一点也不掩饰父辈的缺点，能以一颗宽和之心，娓娓道来。他写到自己的大伯好赌，几次三番输掉了盖房钱，这本是人的缺点，吊诡的是，我们读来竟一点也不觉得这个人的恶，倒是这个人的真，这其实就是散文的伦理，是散文背后的那颗心，早就宽宥理解了这一切，从而让叙述显得朴实中有一种澄明。
值得注意的是，阎连科对自己，却始终没有宽恕，他始终感觉到对父亲有一种“失孝”的歉疚。他写自己没有花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少林寺》；写到自己逃离乡土，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们可以感觉到阎连科那种难遣的愧疚，然而，一个乡土中的少年又能如何呢？难道他的父辈不也希望他能逃离吗？但这却成了阎连科难以自我清理的“原罪”。因此，他只有不断地在写作中返回乡土，去思考乡土的生命、乡土的一切。或许，唯有在写作中，他才能解厄和超脱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他的散文，他的《我与父辈》，是一颗“泄密的心”，因为它让我们听到了阎连科灵魂的跳动，阎连科的文学密室，也在这种跳动声中豁然洞开，现出了他的底线。而这底线，我们知道，就是这糅合了苦痛、哀乐、绝望又无法走出的乡土。
北京大学 刘伟
《我与父辈》：“地层”之下的生命存在
文/梁鸿
读《我与父辈》，有一种久远的感动与震动。那破败的村庄，已然逝去，或正在老去的亲人，那撕心的痛苦，病痛的折磨，点滴的快乐和艰难的成长历程，随着阎连科对少年时代的叙述及对父辈的忆念慢慢浮现在脑海。一种已经陌生了的，但却深刻、持续的疼痛、温暖与感恩弥漫在心间，你的灵魂逐渐安静，但有泪，在模糊了你的双眼。
一反其小说的“奇崛怪诞”及对乡土世界的极致书写，阎连科以一种文白相间、亦叙亦思的语言，把我们带回“少年”的成长岁月，带进虽灰尘蒙面，但却充满生之尊严的乡村。因为有爱，亲情，怀念及对那一方空间地理形态的爱，作者不以俯视的批判与感叹，而以一种仰视的尊敬与怀念，以一种反哺的心态与视角，回望逝去的岁月与故乡的亲人。“父亲”，“大伯”，“四叔”的存在没有任何历史的特殊性，并且，作者也无意在宏观上给予“父辈”某种大的历史象征或政治寓意。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他们属于那注定被遗忘的生命众生相，只是符号，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境中，他们是“沉默”、“麻木”的代名词，是作为集合名词而使用的。阎连科以对“家”的追念，对“父辈”的深切怀念还原、延伸并再次融入这一被忽略的“集合词”和他们背后广阔的乡村大地，让我们感受到这如草芥般的乡村生命身上所生发的光辉与尊严，看到父辈们如何从壮年、中年进入老年，如何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破碎与不断奋斗。苦难与贫穷仍是乡村的基调，但这些却并非是压倒性的，它们只是生活的因素与组成，最终造就出的是充满温暖与感念的生命存在。
因为“仰视”，我们体味到了乡村生命的丰富、细腻与博大，这是一种绵延的，属于乡村地层之下的情感。由此，也看到了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单元——家庭——如何从无到有，从一棵树苗长成为参天大树，它的空气、土壤与水是爱、信念与努力。作者以“已”之经验，写出了民族成长之奥秘。一个民族，或生命个体的信念、精神、气质的基础从哪里来？家庭。家庭所生成的力量，所凝聚起来的爱可以超越一切。在《我与父辈》中，家庭是庇护所，是坚韧、爱、奉献、谦让的基本象征，正是这样的一个个“家庭”，形成民族的整体，并绵延生长为一种性格与内核。如作者所言，“父亲”、“大伯”就是家里的领头羊，对家的爱与维持使得个体的成长有了庇护，情感获得依托，这些超越了物质的艰难与贫乏，成为民族最深层的东西。有关它的种种经验与情感方式是一个经历过极端贫穷的民族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精神形式，是最纯粹的本土经验。阎连科在不自觉中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传统、本土经验和乡村存在形态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作者写出了自己的“忏悔”，这是父辈情感教育的自然薰化。
同样，因为这“仰视”，作者也意外地发掘出长期以来被我们的文学与社会忽略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历史命运及情感立场。那一场“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文学那里，是苦难人生或血色浪漫，并成为批判荒谬政治文化与启蒙乡村的基本起点，但是，当这一“苦难”、“启蒙”与一个乡村少年眼睛中的渴望相撞时，却变得有些伪饰且言不及意。历史的被遮蔽与文学史叙述的缝隙被暴露无疑。它却是一场变相的掠夺，让乡村再次成为供“外来者”索取成长的材料与血液，并且承受着区别对待的命运。那一场著名的越南自卫反击战，塑造无数的英雄，但对于家庭来说，却是灾难降临。弟弟铁成入伍在部队自杀，却被轻描淡写搪塞过去，大伯没有追究，并非因为“麻木”，而是一个老农朴素的善良及对死去儿子的爱。对于四叔这样城市的“一头沉”工人，最终经历的却是无“家”可归的悲剧。城市没有容身之地，而乡村已然陌生，四叔的“失落”是中国特殊体制下的悲凉人生。大伯晚年的嗜赌与几次自杀，与早年过于辛苦的劳作，与儿女接连的非正常死亡，与不断奋斗但却总是没有收获的苦难一生相关，它不是乡村道德的溃败与缺失，而是苦难无以承受后的压抑与挣扎，这正是文章最让人心痛的地方。乡村，并不“麻木”，也不“沉默”，让它们“麻木”与“沉默”的是我们的眼睛与那被遗忘了的情感。
“我爱在雪花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