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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儿钱，茱莉亚稍晚些会过来，两人再一起出发去中国。尼克好像兴奋不已，为所有这一切，为回家——尤其是为见到加斯帕和黛西。他们也欣喜若狂，他的回家标志着某种惊惶，但也标志着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当尼克坦白了实情时是多么具有毁灭性，实情是——他在家的整个期间一直在吸毒，整个学期都在吸毒！
他离开了，随手啪的一声重重地把门关上了。我惊呆了。不——我想，不，不，不！当加斯帕和黛西放学后冲进家里找不着哥哥时，他们问道：“尼克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尼克走了以后，我又一次陷入了那熟悉的可怜而可恶的不舒服中，深刻体味着一种使人虚弱的恐慌——每分每秒都感觉到他的不在。
早上，我在起居室的一个窗台座上坐下来，把一篇文章的头一段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加斯帕脑袋睡得乱蓬蓬的，抱着一个缎子盒走进了起居室。在这个盒子里，他存放着攒下的八美元零花钱。他看上去很苦恼，“我想尼克拿走了我的钱。”
我望着加斯帕，他那健壮的正在生长的身体和不解的眼睛，我伸出胳臂好让他能爬到我的膝上来。你怎么向一个八岁的孩子解释，当他心爱的大哥哥偷了他的钱的时候？
。。
第四部 但愿可能（1）
醉酒——那对缓慢和肯定的毒药的激愤，它超越所有其他考虑，它将妻儿和朋友、幸福和地位抛到一边，并将受害人疯狂赶上堕落和死亡之路。——查尔斯·狄更斯（摘自《博兹札记》）
现在好些了，死亡更加逼近，
我不再需要去寻找它，
不再需要去挑战、嘲笑和玩弄它，
它就在这儿和我一起，
像一只宠物猫或墙上的挂历。——查尔斯·布科斯基（摘自《年届七十的思索》）
15
五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和凯伦雇了一个临时保姆，我们要出门，为尼克的毒瘾去参加又一次约会。
会议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举行，一打人坐在围成圆圈的塑料椅子上，他们提供了咖啡和炸面圈饼。头顶上方，氖光灯灯管闪烁不停、嘶嘶作响，角落里，一把摇摆不定的电扇在转个不停。会议开始了，陈词滥调倾泻而出，有些比其他的更烦人。嗜酒者家庭互助会和匿名戒酒会一样，似乎依靠的就是这些陈词滥调。他们说：“放开手，靠上帝。”而且那三个“不”也有帮助，即使我并不总是相信它们：“它不是你引起的，你控制不了它，你治愈不了它。”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身体的一部分还是相信这是我的错，我自己停止吸毒很容易，但尼克却停不住。也许是我引发他开始吸毒的，因为我在给予他关于吸毒的虚伪警告的同时，也给予了他吸毒的默许。现在，我总是忍不住恐怖地回顾我与他一起吸大麻的那一次经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幼稚和愚蠢的，我责怪自己。外面的人可能诋毁我、批评我、责怪我，尼克也可能责怪我，但是他们能做或能说的事情没有一件比我每天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更糟糕。“它不是你引起的。”——我不相信这一点。
在这种会上，我的第一冲动是屈尊，带着某种几乎是厌恶的心情环顾周围，心想我与这些染着头发穿着套装的女人们以及穿着带纽扣的短袖衫和丝光卡其布衬裤的大肚子男人们在这里干什么？然而，等到我离开时，我感到与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密切关系——毒品瘾君子的父母、子女、夫妻、情人、兄弟、姐妹。我的心为他们而碎。
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没有讲话的意图，但却讲了话。“我儿子走了，”我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哭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为自己的当众现眼而感到耻辱，但同时，内心的压力也极大地得到释放。
我回到诺瓦托参加在教堂的另一次会议，现在我认识这里的很多人，我们互相拥抱。在别的地方，所有人都问我过得怎么样，在这里，我的情况他们全知道。
一位白发母亲插进来说，她知道那个女人是怎样的感受。“每天我都感谢上帝，我女儿进监狱了，”她说，“我表达对上帝的感激。她是六个月前被判刑的，因为吸毒、贩毒和卖淫。”她吸了一口气，对大家也是对自己说：“在那里，她安全多了。”
我想： 这就是我们所到的地方。当然，并不是我们中的所有人。在这个地方，最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孩子在监狱里。
我控制不了它，我治愈不了它，然而我继续认为一定有什么事情是我能够做到的。“有时，一点希望的火花闪现，随后，一片绝望的大海汹涌而至，而且总是痛苦、痛苦，极度的痛苦，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继续着。”托尔斯泰写道。
第四部 但愿可能（2）
我没有听到尼克的消息，每个小时，每一天，每个星期都是静静的折磨，像一种身体上的疼痛。大多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在火上煎熬。痛苦打造性格，这也许是真的，但也损伤人。嗜酒者家庭互助会上的人们都被损坏了，有些是看得见的，然而所有人的伤痛都是心理上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坦率、最有活力和奉献精神的一群人。
当他们在嗜酒者家庭互助会上探讨问题的时候，我试图“置之度外”——放开手，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怎么没能知道尼克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一直在吸毒，甚至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的毒瘾使我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创伤，以至于超现实和现实似乎都已经成为一体，我再也区分不了正常和荒谬绝伦。我是那么擅长文过饰非和否认，所以看不出一个止于哪里另一个始于何处。或者也许那只是因为，通过训练，瘾君子成了无可挑剔的天才撒谎者，而这又与父母对他们的谎言越来越不怀疑相吻合。我相信尼克，因为我想要相信他——太想相信他了。
我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哪里出了错？根据嗜酒者家庭互助会的观点，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感觉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我重复着那个连续不断的反复假设： 假如我设置了更严格的限制，假如我更加言行一致，假如我更多地保护他不受我成年生活的影响，假如我没有吸过毒，假如我和他母亲没有分手，假如她和我离婚后一直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我知道离婚和监护安排是他童年最艰难的方面，离婚家庭的孩子在十四岁前使用毒品和酒精的数量明显多过健全家庭的孩子。在一项研究中，在美国，85％的离婚家庭的孩子在高中时是严重的毒品吸食者，相比之下，那些来自健全家庭的相对比例只有24％。父母离异的女孩子性体验更早，男女孩子都遭受较高比例的抑郁压力。由于第一次婚姻不成功，二婚者当中有65％仍以离婚告终，我们很少有人想要面对这个事实，即离婚对于孩子来说往往是一个灾难，有可能导致吸毒和其他严重问题。但是，也许这样设想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很多经历离异的孩子——有些比我的离异更能引起争议——并不使用毒品，我见过的很多瘾君子来自健全的家庭。
我还能责怪什么呢？有时我认为因为很多显然的理由，待遇特殊的孩子是毒瘾的主要候选人，但在极端贫困中长大的众多瘾君子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责怪他们的贫困或许很容易，如果我们在康复之家和匿名戒酒会上遇见的孩子不是来自各种社会和经济阶级的话。我会责怪私立学校，如果公立学校的孩子毒品问题较少的话。然而，研究证实毒瘾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不幸——它影响着人们，不管其阶级情况、教育、种族、地域、智商或者任何其他因素。
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或人可以责怪，但我总是感觉自己要承担所有责任。有时候，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知道的事情就是尼克得了可怕的疾病。
接受这一点我仍然觉得困难。有癌症、肺气肿或心脏病的人不撒谎不偷窃，他们会做其能力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以便能活下去。但患毒瘾的人却无法做到在外人看来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的事情——不喝酒、不吸毒。
正如罗森博士所说：“这个疾病的一个症状就是吸食，一个症状就是失控，一个症状就是要喂饱那种渴望的需要。”这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一个瘾君子在一次会议上把它比作是“饥饿的婴儿要吸妈妈的乳汁的需要——吸食正是这样一种需要。”
第四部 但愿可能（3）
有些人仍然没有被说服，对于他们来说，毒瘾是一种道德失败，吸食者想要麻醉自己，单纯而简单，没有人强迫他们吸食。“我不是争辩这个事实，当一个瘾君子想到或吸食可卡因的时候，大脑的某些区域亮了起来，”华盛顿特区的绿洲毒品治疗诊所的研究员萨莉·萨特尔介绍说，“但它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 成瘾和多种硬化症一样，是一种生理状况，真正的大脑疾病不包含意志的成分。”
我提醒自己尼克吸毒的时候不是尼克，在这个痛苦折磨的整个过程中，我竭力理解这种伤害了我儿子大脑的力量。有时，我想知道他毒瘾的一犯再犯是道德失败还是性格缺陷？有时，我也责怪那些治疗项目，然后就责怪自己。我翻来覆去反反复复，但我总是回到这一点上——
假如尼克没病，他就不会撒谎。
假如尼克没病，他就不会偷窃。
假如尼克没病，他就不会惊恐家人，不会忽视朋友、母亲、凯伦、加斯帕和黛西，不会忽视我。他不会！他有病！但毒瘾无疑是所有疾病中最难以理解的，在责怪、羞耻及其伴随而来的屈辱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尼克有病不是他的错，但复发却是他的错，因为只有他能够做防止复发所必要的工作。不管是不是他的错，他都必须负责——随着这个持续的呼呼声在我心里重放，我明白了在圣海伦娜时，尼克承认他有时希望自己得的是任何其他疾病，因为没有人会责怪他。然而，瘾君子或酒鬼只需要停止喝酒，停止吸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却没有类似的选择。
瘾君子的父母和子女有着同样的问题： 我们必须接受这种疾病的非理性，面对它的人没有谁能理解这种似是而非。既然大多数人领会不透它，那就没有真正的理解，只是可能与带着薄纱的居高临下一起到来的同情。在嗜酒者家庭互助会外面，或除了那些听说了我们的经历并打电话表示同情的父母们以外，我经常感到孤独与无助，带着制止我大脑去试图理解的那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相信成瘾是一个疾病是有帮助的。美国国家毒品吸食上瘾研究所的所长诺拉·沃尔科博士说过：“我研究了酒精、可卡因、冰毒、海洛因、大麻，以及较近研究的肥胖症。难以抗拒的冲动中有一个模式，我从来没遇见过一个成瘾的人是想要成瘾的，他们的大脑中发生了某些事情导致了这个过程。”
有些人坚持认为，把毒瘾指定为大脑疾病而不是行为失常，给了瘾君子一个复发的借口，无论他们使用的是酒、快克可卡因、海洛因、冰毒或是处方药品。美国毒品吸食上瘾研究所前主任、美国科学发展协会的总执行官艾伦·I·莱什勒博士同意不应该让瘾君子逃脱责任。“把瘾君子叫做大脑疾病的危险是，人们认为那使得你成为一个不幸的受害人。”他在2001年的《科学与技术里的问题》中写道，“但它并不是。从一个方面说，既然它以自愿的行为开始，事实上，你是自找的。”
沃尔科博士却不赞成。“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心脏病，我们就可以排除他们的责任吗？不，我们要他们锻炼身体，吃少一点，别再抽烟。他们从有病这一事实中认识到，在这件事情上，大脑里是有变化的。正像任何其他的疾病一样，你得参与自己的治疗和康复。高热量的人还不停地吃炸薯条怎么样？没有人一开始就希望成为瘾君子，他们只是喜欢毒品；没有人一开始就希望心脏病发作，他们只是喜欢炸鸡。我们想要浪费多少精力和愤怒在人们是自找的这个事实上呢？它可能是一个大脑疾病，你也可能是自找的，你本人必须为治疗它做点什么……”
我试图不去责怪尼克。
我没有做到。
事实上，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我的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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