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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一些，又显得阴险一点，能盖住眼睛，但表演时该怎么办，我心里还是没底儿。
制作《颤栗》时，我找到了一件黑夹克，我说：“你知道，我有一天会穿着它表演的。”穿上它简直是棒极了，我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时穿上了它，大大炫耀了一番。
但是在计划汇演的头一天晚上，我对我的单独表演仍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到家中的厨房里，打开录音机放《比利·金》，声音开得响极了，汇演的头一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呆在那儿，让歌声来告诉我该怎么办。舞步好像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我似乎是让歌声来跟我说话，我听着鼓点“嘭嘭”的响，我拿起一顶间谍帽，开始摆姿式，迈步子，在《比利·金》的节奏中跳了起来，我不由自主的跳着，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往前走却又在后退，跳得真是高兴极了。
虽然我在表演中的大部分动作都是即兴的，但我一直在练习某种舞步和动作。我练习太空步已经有一阵子了，在家里的厨房中渐渐跳的熟练起来，最后，第一次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上跳了太空步。
那时，太空步已经在街上出现了。但我在跳时又把它提高了一些，它是一种霹雳舞步，节奏很快，在黑人区大街的角落里，黑人孩子创造了这种舞步。黑人们真是富于创新精神的舞蹈家，创造出了许多地道又简单的舞步。所以我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我来跳舞。”我跳了，是三个黑人孩子教给我的。他们教给我基本动作，我私下又改进了许多，把它与其他的舞步结合起来。我心里很清楚，在表演《比利·金》时，我会跳得同时往前走，又往后走，象在月亮上行走一样。
计划好的那一天来了，但摩城公司改变了计划，推迟了汇演。于是我离开大伙，独自一人开始排练，这时我已拿到了订做的间谍帽，我的哥哥们问我帽子是干什么用的，我告诉他们说等着瞧吧。我只请纳尔逊·海斯一个人帮忙：“纳尔逊——我和我的哥哥们表演完，灯光灭了以后，你在暗中悄悄把帽子塞给我，我就站在角上，躲在幕后，跟观众们说话，但你别忘了，在暗中把帽子塞给我，递到我手里。”
演出的那天，我和哥哥们演完了以后，我走到舞台的边上，说道：“你今天真是美极了！我想说，过去的日子是那么美好，我忘不了和哥哥们、包括杰梅恩在一起度过的美妙的时光。但是，我真正喜欢的”——这时，纳尔逊把帽子塞到了我的手里——“还是那些新的歌。”我一下子转过身，抓着帽子，在《比利·金》的快节奏中表演起来。我可以想出，人们在看我的表演时是多么的高兴，我的哥哥们跟我说，他们都挤在幕后，张着大嘴看着我表演，而我的父母和姐妹们都坐在观众席中。我呢，只记得在最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人山人海在欢腾，大家都站起来使劲鼓掌。一时间，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感觉很好，非常好，但同时，我对自己又感到失望，我本打算在最后做很长时间的旋转，然后一下子踮着脚定住，停那么一会儿，但我没有能停的像我想象的那么久，我旋转了，也用一只脚停住了。但我想定在那儿，可我没做到。
我回到后台，人们都来祝贺我，可我还在为那旋转而沮丧。我曾经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何况我又是极其追求完美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刻之一，我知道，这是我哥哥们第一次有机会目睹我的表演，第一次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进步到什么程度了。表演完了以后，他们都到后台来拥抱我，亲吻我，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感到是那么高兴，我从没觉得有这么美好，我真喜爱这样！我们一直拥抱着，全家都抱在一起，除了我的父亲，他是唯一没有这样做的人。以前，每次我们见面，我们都会拥抱，但在那天晚上，他们都来亲吻我，我很激动，内心深处被他们的祝福震撼着。
演出的不圆满仍然折磨着我，我一直感到很不满意，直到有一个小男孩来到后台找我，他也就十岁左右，穿着一身小礼服。他看着我，大眼睛闪闪发光，像两颗星星，他一动不动的站在那儿，说道：“你说，到底是谁教你那样跳舞的？”
我笑了，说：“我想，是苦练吧。”他仍然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敬畏。我转过身走了，那天晚上第一次真正感到满意，为我那晚所取得的成功而自豪，我对自己说，我一定做得非常好，因为孩子们是诚实的，当那个男孩夸我时，他确实就是那样想的我知道，我确实表演得很出色。我心里异常激动，马上回到家里，把晚上发生的事全都记下来，记录的结尾是与那个男孩的相逢。
汇演的第二天，弗雷德·阿斯泰尔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对我说——这是他的原话——“你真是个精灵，天哪，昨晚你让观众都看呆了。”这是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我谢了他，他接着说：“你真是生气勃勃的舞蹈家，我也是，过去我曾和你一样，用我的拐杖来跳舞。”
过去我只见过他一两次，但这是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接着又说：“我昨晚看了演出，把它全录下来了，今天早上我又看了一遍，你可真是个精灵！”
这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高的奖励，也是我唯一真心相信的，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要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意义深远。后来，我的表演被提名到了艾米奖的名单上，可我没得到，但不要紧，弗雷德·阿斯泰尔对我说的话就是我得到的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家，又不断的夸了我半天，直到我羞得满脸通红。他让我给他表演了一遍《比利·金》，一步一步的，为弗雷德设计电影舞蹈动作的专家赫米斯·潘也来了，我给他们表演了太空步和其它一些舞步，他们都感兴趣极了。
这以后不久，金·凯利也来到我家拜访，他也说他喜欢我的舞蹈。这真是一次奇异的经历，那次以后，我好像已被引导进入了正式的舞蹈界一样，我感到无上光荣，我所遇到的人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最崇敬的人。
摩城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家人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关于我的文章，称我为“新的西纳特拉”，或者“埃尔维斯的再现”等等，诸如此类，这听起来很不错，但我知道这些报纸杂志都是反复无常的，这个星期他们还把你捧得高高的当宝贝，下个星期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扔掉。
后来，我把那件在汇演时穿过的光彩夺目的黑夹克送给了萨米·戴维斯。他跟我说，他要在舞台上模仿我，我就说：“给你，你想不想穿着它？”他高兴极了。我很爱萨米，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舞台主持人，属于最好之列。
在《颤栗》以前，我就一直只戴一只手套，戴了有好几年，我觉得戴一只手套很特殊，是个很妙的主意，而两只手都戴手套太一般了，戴一只则显得与众不同，引人注目。无论怎样，我一直认为过多的考虑你的穿着是最最糟糕的，因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任其风格自然发展，不应予以修饰，你不应去想到底怎样，你应该的只是去感觉。
很长时间以来，我确实一直只戴一只手套，但一直也没有什么人注意，《颤栗》在一九八三年发行以后，它一下成了最时髦的东西。早在七十年代，我就戴着它做巡回演出，在《疯狂》的巡回演出时，我还是戴着一只手套，后来，照片还登在了《疯狂》唱片的封面上。
一只手套显得很光彩夺目，我很喜欢戴着它。有一次，很凑巧，在美国音乐奖的开幕式上，我戴了一只黑手套，那天正好是马丁·路德·金的生日。有时事情就是这么有趣。
我承认我有一种开创新潮流的爱好，但我从没想到过穿白袜子也成了时髦的事情，不久以前，穿白袜子还是一种古板守旧的事，五十年代它曾经流行过，但在六、七十年代，如果你穿了一双白袜子，那么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也太过时了，没人考虑穿它。
但我一直穿着白袜子，从没停过。我的哥哥们总是说我是奇装异服，但我不在乎，杰梅恩很不高兴，跟我妈妈说：“妈妈，迈克尔又穿白袜子了，你难道不管管他吗？跟他谈谈吧。”他总是苦苦的抱怨着，他们都说我是个神经病，但我还是穿着我的白袜子，现在，它又流行起来了。那些白袜子一直跟杰梅恩过不去，好像也很讨厌杰梅恩，我一想到这事，心里就暗暗发笑。《颤栗》发行以后，把裤腿高高的挽在脚踝上也都成了时髦的事了。
我的态度是，时尚不允许的东西，我反而偏要去做。
我平时在家并不注意穿着。我抓着什么就穿什么，我常常一连几天都穿着睡裤，我还喜欢法兰绒的衬衫，旧的汗衫或便装，简单的衣服等。
我一出门，就要穿上惹人注目、欢快明亮、制作考究的衣服，但在家里或者录音室里，则穿什么都行。我很少佩戴首饰——差不多没有——因为它们总是碍我的事。
偶尔的，有人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情我是领了，但东西常常不知被我放到何处，有时就被偷了。杰基·格利森曾送给我一只美丽的戒指，她从手上摘下来送给我的，但结果却是被偷走了，可这并不真让我感到懊恼，因为真正的情意比其它任何东西都重要，那是无法偷走的，戒指只不过是物质上的东西。
真正能使我快乐的、我最喜爱的是创作与表演，物质的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喜欢尽力去做一些事，希望人们承认它们并喜欢它们，这时我才觉得很美好。
因此，我最崇敬欣赏艺术，我最崇拜米开朗基罗，崇拜他能一心一意把心血用到艺术上去，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天他会死去，但他的作品会流芳百世。你在西斯廷教堂看他的天顶画，你可以看到他的汗水，看到他的心血。有一次，他差点毁了他的作品再重新开始，因为他追求完美。他说：“如果酒坏了，那么就倒掉吧。”
我看着他的作品，忘了自己身处何处，那些生动的作品把你深深抓住，感染着你，你可以感到艺术家的心声。摄影也是这样，一张好的照片可以深深的打动人，它的含意是很深很深的。
前面我说过，在摩城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汇演以后，我的生活中起了很多变化。我们得知，那晚有四千七百万人观看了汇演，很明显，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去买了《颤栗》。到一九八三年秋为止，共销售出八百万张唱片，远远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希望的超过《疯狂》销售量的指标，这时，弗兰克·迪莱奥说他希望我们再拍摄一部录像或短片电影。
很明显，下一个单独发行的唱片和录像便是《颤栗》了，这可以为导演提供许多素材，使录像拍得长些。事情一决定下来，我就马上知道了该请谁做导演。一年以前，我曾经看过一部恐怖片，叫做《在伦敦的美国人狼》，我知道，导演此片的人约翰·兰迪斯若为《颤栗》做导演，那一定再好不过了，因为《颤栗》的含义跟这部影片很像，也很适合与约翰·兰迪斯的口味。
于是，我们和约翰·兰迪斯联系上，请求他来做导演，他答应了下来，并提出了拍摄录像所需的经费，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影片的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非常高，结果，没过多久，约翰·布兰卡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我的律师，我最亲密的好友，也是最有价值的顾问。早在制作《疯狂》的日子里，约翰就和我一起工作了，事实上，他帮了我许多大忙，当《颤栗》发行开始而我没有经理时，他为我管理了不少事务。他是极有才智和能力的人，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当时，他打来电话，很着急，因为拨给《颤栗》的，所以，我口袋里的钱将会加倍的滚滚流出了。
但这次，约翰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妙的主意，他建议，拍摄《颤栗》的同时再拍一部由别人资助的记录片，是关于《颤栗》的制作的。看起来，以前还没人这么干过呢，我们都觉得这将是一部很有意思的记录片，同时又会有人帮我们付那增加的开支。没多久，约翰的主意就成了现实，他找到了“音乐电视台”和“黄金时间”电视网来付这笔开销，《颤栗》完成以后，维斯朗公司又负责了录像带的出版工作。
记录片《“颤栗”制作花絮》的成功很令我们震惊。它的盒式录像带卖出了一百万盒，直到现在，它仍保持着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音乐录像带的记录。
一九八三年底，《颤栗》的录像一切就绪了，二月份我们发行了它，在“音乐电视台”中首次公演， Epic公司发行了它的单曲，而整个专辑的销售量也开始剧增，据统计，在六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