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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剧院的墙上挂着杰基·威尔逊的照片。摄影师捕捉了他一条腿抬起，身子扭转，刚好抓住麦克风前后摇晃那一瞬。他大概在唱那首悲哀的抒情歌曲《孤独的泪水》（Lonely Teardrops），但观众已为他的舞步惊的瞠目结舌。谁也没有觉得忧伤或孤独。
萨姆和戴夫的照片挂在走廊的尽头，挨着一个老牌著名乐队。爸爸和萨姆·穆尔很要好，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挺不错，我又惊又喜。我原以为，那么长时间我一直唱他的歌曲，他非给我一个大耳光不可。离开他们的照片不远，就是那位“所有人的国王、炸药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詹姆斯·布朗的照片。在他出现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蹈演员就是舞蹈演员；歌手可能舞蹈，舞蹈演员也可能唱歌，除非你是弗雷得·阿斯泰尔或是金·凯利，否则就总是在其中一样上要更有特长。尤其在现场实况演出时更是这样。可是他改变了这一切。当他跳跃着穿过舞台的时候，没有一盏聚光灯能追得上他——你只能用泛光灯。我就希望能跳得那样好。
我们到底赢得了阿波罗晚间业余歌手大赛的桂冠，我觉得应该回到那些挂在墙上的照片前，谢谢我的“老师们”。爸爸高兴极了，他说那晚他简直能飞回加里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当然也这样感觉。在以前的比赛中，我和哥哥们一直都保持着第一名，这会儿我们希望也许我们已经往上跳了一个“级别”；我清楚的意识到，我们再也不会回到那些乱七八糟的比赛和脱衣舞表演当中去了。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被介绍给一个叫做“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的家庭音乐小组，他们改变了我们的乐队和生活。他们的姓并不都一样，小组成员中有男有女，有黑人也有白人。那些年他们唱了一些深受喜爱的热门歌曲，如《在乐声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等。当听到小矮人长高的故事时，哥哥们都指着我说那就是我，这回我跟他们一起大笑起来。我们从收音机里听过所有这些歌曲，甚至摇滚乐电台也曾播放过。他们对我们杰克逊兄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他们那里获益匪浅。
从阿波罗回来以后，我们始终一边练唱，一边用一只眼睛瞄着地图，一只耳朵听着电话。爸爸妈妈曾规定，任何一个电话都不得超过五分钟，可这次我们从阿波罗归来，五分钟都嫌太长了。我们必须时时保持线路畅通，以备万一录音公司的人想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唯恐他们会碰上我们的电话占线。大家特别想听到的是一家录音公司来电话，我们渴望给他们一个答复。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有个看过我们在阿波罗表演的人已经把我们介绍给了纽约市戴维·弗罗斯特主持的电视节目。我们就要上电视了！这真是个天大的喜讯。我把它告诉了学校里的每个人，谁要是不信，就告诉他两遍。几天之内我们就要开车去纽约了！我一分一秒的掐着时间。我对整个旅途作了设想，努力想象着演播室该是什么样子，面对摄像机镜头时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带着老师为我提前布置好的家庭作业回了家。我们还得最后彩排一遍，然后还得把要唱的歌确定下来。我拿不准我们会唱些什么歌。
可是就在那个下午，父亲宣布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一下都愣住了，只是瞪大眼睛盯着父亲。
大家都震惊极了，我简直就要哭出声来。好机会近在咫尺，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弗罗斯特先生为什么要改变主意？我感到头晕目眩，我想别人大概也差不多。“是我取消的，”爸爸平静的说。我们又一次盯住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摩城公司来电话了。”我的脊梁上掠过一丝寒气。
我很清楚地记得临去“摩城”前的那几天。我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兰迪那间一年级教室的门前。那天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但我们换了一下。
兰迪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走运，因为兰迪已经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公司参加试听。兰迪是那么兴奋，这使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他还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呢。那时全家的话题只有一个，即摩城，而兰迪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老师说，他还在教室的地球仪上找了半天摩城在哪；那位老师还说，在他看来，我们应该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因为我们在芝加哥皇家剧院演唱这支歌时，她和一大群老师都开着车去看了。我一边帮着兰迪穿上外套，一边有礼貌的说一定记着这事儿——虽然我心里明白，我们不能在摩城公司唱萨姆和戴维夫的歌儿，因为他们所在的“斯塔克斯”公司是摩城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们，公司对这类事情看得很重，因此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不会有一大群歌迷围着了。他看着我说，他希望他十岁的歌手能表现得像十一岁一样。
我们离开加勒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的路并不长，但我们必须抓紧。我记得一辆又一辆车开过我们身边时，我有些焦急起来。兰迪抓着我的手；我们向交警招手。我知道明天拉托亚会抽空去学校，因为马龙和我将和别人一起在底特律过夜。
上一次我们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时，节目一完我们就离开了，回到加里已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路上大部分时间我是在车里睡觉，因此上午在学校并没觉得有多累。可等到下午三点排练的时候，两腿就像灌了铅，只好拖着走了。
那晚我们本可以一演完自己的节目就走的，因为那次我们只得了第三名。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错过大明星杰基·威尔逊的演出。我虽然在别的舞台上见过他，可那是在“福克斯”，他和他的乐队都站在一个升降舞台上，音乐一起，台子就升上去了。第二天放学后，尽管很累，我还是在一群孩子的围观下，在学校浴室的大镜子前练习了前一天学到的一些动作。我们把这些动作揉合到自己的舞步中，父亲看了也很满意。
就在我和兰迪转过拐角，走上杰克逊大街时，看见路上有一个大水洼。我看看附近有没有车子能把我们带过去，却一辆也没找到。于是，我放掉兰迪的手，从水洼上蹦了过去；我用脚尖着地，以便能及时转身而不弄湿灯心绒裤子的裤脚。我和回头看了看兰迪，知道他也想象我那么做。他往后退了几步，想加一段助跑，但我明白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水洼，他想要跳过来而不弄湿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首先作为一个大哥哥，其次作为一位舞蹈老师，我在他落地之后弄湿之前那一瞬及时接住了他。
街对面，一群邻家的孩子在买糖果，其中一些老在学校给我们捣乱的孩子竟问我什么时候去摩城。我告诉了他们，并用我的零花钱给他们和兰迪都买了糖。我不想让兰迪因为我们的走而伤心。
走进我家那座房子时，我听见马龙喊：“谁把车门关一下！”我们那辆大众牌旅行车的侧门大开着；一想到去底特律的一路上都要挨冻，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马龙把我俩赶进屋里，他正帮着杰基把我们的东西装上车，已经干了半天了。杰基和蒂托就这么一次早回家早了；家里人原以为他们下午有篮球训练，可在冬天，印第安纳到处都是烂泥，再说，我们都急着作好准备。那一年，杰基在中学校队里打篮球，爸爸常说：下一次我们得在罗斯福中学队夺得全州篮球冠军时去印第安纳波利斯演出，那样的话，“杰克逊五兄弟”就可以在晚场或早场比赛之间演唱，而杰基则能投进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爸爸喜欢跟我们开玩笑，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对杰克逊兄弟有多么严厉。他希望我们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不仅仅在音乐上。我心想他大概是从当教师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了这个脾气。我知道我的老师们可从来不像他对我们那样苛求。当然，他们的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将会得到应有的报答。
妈妈走到门口，递给我们热水瓶和包好的三明治。我还记得，她叮嘱我别再把演出用的衬衫撕个口子，她前一天晚上刚缝好并叠好它。我和兰迪帮忙把一些东西运上车，然后跑进厨房。瑞比正在那儿为爸爸准备晚餐，同时，还得照看坐在高背椅上的小珍妮。
瑞比作为老大，日子从来没有轻松过。我们知道，摩城公司的试听一结束，我们就得立刻决定是否搬家。如果搬家的话，她就要去南方和未婚夫一起生活了。在妈妈上夜校攻读由于疾病而放弃的高中文凭时，她便在家里料理一切。记得妈妈告诉我们她要去补习高中课程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会儿我担心她跟杰基和蒂托那样年级的孩子一道上学，会被大家笑话；我还记得，她那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耐心向我解释说，她是和其他大人一起上学。我听了以后变忧为喜，觉得家里有一个跟我们一道做家庭作业的妈妈可真有意思。
装车的活儿比往常要容易。平常情况下，罗尼和约翰尼会和我们一起去，但这次摩城公司有音乐家为我们伴奏，我们就自己走了。我走进我们的屋子，杰梅恩正在那儿赶他的作业，我知道他想把它们尽快打发掉。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自己去摩城，把爸爸留在家里，因为杰基已经通过了驾驶考核，并且有了自己的车钥匙。我们都笑了，但在内心深处，我想象不出父亲怎能不去。因为即使在爸爸未能及时从班上赶回，而由妈妈指导我们放学之后的排练时，他也好像在场一样，妈妈就像他的耳目。她总能看出昨天晚上谁表现得好，今天白天谁粗心大意。爸爸晚上回来，便能从妈妈的微小暗示中说出我们谁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排练，在我看来就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暗号或别的什么似的。
我们出发前的告别很简短。妈妈早就习惯了我们在外面一呆就好几天，或是在学校放假时外出参赛。拉托亚噘了噘嘴。因为她也想去。她只在芝加哥看过我们演出；在波士顿或菲尼克斯演出时，由于时间很紧，也没来得及给她买点儿东西回来。我觉得她一定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魅力，因为她除了去上学就是呆在家里。瑞比忙着哄珍妮睡觉，她向我们挥了挥手作别。我在兰迪脑袋上最后拍了一下，大家就出发了。
当我们驱车上路时，爸爸和杰基在地图上扫了一遍，这大多是出于习惯，其实我们已经去过底特律了。穿过市中心时，我们路过了市政厅旁基思先生那座录音棚。在“钢城”公司录过那张唱片后，我们又录了些唱片样本，爸爸把它们送到了摩城公司。当我们开上高速公路时太阳正缓缓向地平线沉去。马龙说，如果我们能在WVON电台听到自己的歌曲，那么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好运气。我们都点头赞同。爸爸插进来问大家记得不记得“WVON”代表什么意思，同时用胳膊肘碰了碰杰基，示意他别作声。我凝视着窗外，一边琢磨着几种可能性，杰梅恩突然开口了。“代表‘黑人之声’”他说道。然后，我们就开始想出每个电台的代号，轮番命名。“WGN——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下属一报纸）”“WLS——世界上最大的商店（希尔斯）”，“WCFL……”我们咽住了，谁也想不出来。“芝加哥劳工联盟，”爸爸一边说，一边伸手要过热水瓶。我们转上了九十四号州际公路，加里车站和拉马祖车站都从视线里消失了。我们开在收音机里到处寻找加拿大安达略省CKLM电台播送的“甲壳虫”乐队的歌曲。
在家的时候，我是个“垄断”游戏迷，开车去摩城也有点儿像那个游戏。在“垄断”游戏中，你得在一块板上转来转去，买卖东西，作出决定；那些举办过“猪肠子”巡回演出，我们在那儿得过奖的剧院多少也有些像这块板，上面充满着机遇和陷阱，一路走走停停，我们终于到达了纽约哈莱姆区的阿波罗剧院——对我们这样年轻的演员来说，这正像是到了游戏中的“停车场”，似乎可以止步不前了，而现在，我们又开上了“木板路”，直奔摩城。我们会赢吗？我们会“破产”，让唾手可得的成功离我们远去，再等下一盘吗？
我的内心深处正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可以感觉得到在旅行车里我甚至哆嗦起来。几年来当我们驶向芝加哥时总在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走出加里结果证明我们能行。然后我们驶向纽约心里想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水平在那儿不可能获胜那将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刻。哪怕是在费城或华盛顿的那些夜晚，我也没有多少自信，我不能去想，也许我们没听说过的纽约的什么小组或歌星会最终击败我们。当我们在阿波罗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