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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城唱片公司的人对我们进行测验，让我们回答那些还从未有人发问过的问题。他们考我们的语法，还有餐桌上的礼仪。通过这些考核后，他们还要把我们带进一间屋子，最后替我们抻抻袖子，理理我们新做的蓬松发型上佩戴的头饰。
然后我们学一首名叫《我要你回来》（I Want You Back）的新歌。这歌的产生还有一段故事。歌曲是由芝加哥一位名叫弗雷迪·佩伦的人写的。他起初是杰里·巴勒特手下的一名钢琴师，那时我们刚开始在芝加哥一家夜总会里演出，也是在杰里的指挥下。佩伦估摸着那家夜总会老板花不起钱请别人去演唱，便很为我们这群孩子感到难过。不过，他在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观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最初，《我要你回来》这只歌的名字是《我渴望自由》（I Want to Be Free），是写给“至高无上”三重唱小组去唱，而根本不去考虑格拉迪斯。贝里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告诉弗雷迪，说自己刚刚雇用了一群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孩子们。弗雷迪马上明白了贝里指的是我们，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便答应碰碰运气。
我们在加里学唱“钢城”唱片公司的歌曲时，蒂托和杰梅恩必须要特别留心乐器的声音，因为在录制这些唱片时他们负责部分伴奏。因此，在听《我要你回来》的唱片样本时，他们很留意吉他和低音贝司的声音。可爸爸说，摩城公司并不打算让他们在这本唱片中演奏任何乐器，因为在录音合成时，包容节拍的那道音轨不能出一丝差错，直到我们演唱的声音小下来，节奏才能稍有变动。他还提醒他们，这样一来，他们要坚持那种不拘一格的演唱风格就等于加重了他们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同时演唱两个声部，而且还有许多朗诵和尾白什么的需要记住。
在负责演唱的部门，弗雷迪·佩林、鲍比·泰勒和迪克·里查兹负责照看我们。我们录制这第一张单曲时，他们三人，加上哈尔·戴维斯和摩城公司另一个名叫“冷色调”·米泽尔的伙计全部参与了写作和录制工作。这几个伙计合称为“有限公司”。我们到里查兹的公寓去排练，他听到我们准备的如此充分，不由得惊讶万分。他对起初安排好的演唱设计几乎没作什么变动，便建议我们趁热打铁，赶紧去录音室录制一些声部。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去了录音室。想到马上就可以让贝里·戈迪听听我们初步练好的合唱，大家都兴奋的不行。我们到他的录音室时，也就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大家想，等贝里听过演唱之后，我们还来得及赶回家吃完饭。
然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一屁股坐在里查兹的轿车后座上。回家的一路上，我的脑袋时而因困倦垂到胸前，时而又抬起来——我坚持着不想睡过去。戈迪并没有对我们的演唱表示赞许。我们把各个部分又练了几遍，戈迪就在一旁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改了改。他是想在我们身上试验一些新的演唱方法；就像学校合唱队的头儿，他让你专心致志的唱自己的那个声部，就好像你是在独唱一样，不管你是否能清晰的听到他或她的声音。他听过我们的合唱排练，在音乐上作了一些改动后，又把我叫到一边，逐字逐句的给我讲解我的那部分。他明确地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帮助他搞好这张唱片，然后，他又对负责录制合成工作的弗雷迪·佩伦详细交代了每一件事。贝里干起这些事来得心应手。单曲出版发行后，我们马上又录制了一个专辑，这个集子中《我要你回来》这首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和这个集子中其他歌曲相比，它占用的时间（和磁带）更长。这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就是用这种严谨的态度办事的，因为贝里这个人讲求完美，注重细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种不懈的追求精神，这是他的天资所在。后来，我把经过贝里处理的每个音节都仔细的听了几遍，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终生受用无穷。直到今天，我依然遵循这一原则。贝里是我的老师，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能悟出最细微之处对歌曲的影响，从而使歌曲产生一种了不起的效果，而不仅仅给人一种不错的感觉。贝里身上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好像他能点石成金一般。
对我和我的哥哥们来说，在摩城公司录制唱片时的经历是激动人心的。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录音时，整个写作班子就陪在我们身边，把一首歌裁裁剪剪，精雕细刻，直到它变得十分完美。有时，为了录制某一道音轨上的一个声部，我们会一遍又一遍的反复唱上几个星期，直到他们觉得我们唱出了他们希望的效果。我也看到，他们这样做的确收效显著，尽管速度有些缓慢。他们修改词句、配器、节奏，一切的一切。贝里出于他自己那种追求至善的天性，允许他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工作。我猜想，即使他们不是这样，贝里自己也会这样做，他有这样追求至善的习惯。我们工作时，他会突然走进录音室，告诉我该怎么唱，而每次他都是正确的。这真叫人不可思议。
1969年11月份，《我要你回来》出版发行了。在六周之内，这张单曲就售出二百万张，一跃成为销售量之冠。我们的第二张单曲《ABC》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份出来的，三周时间里就卖出二百万张。直到现在我还很喜欢歌中那段独白：“你坐下，小姑娘；我想对你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爱。哦不，还是站起来吧，别让我再等待。”一九七零年六月。我们的第三张单曲《你保留的爱》（The Love You Save）再次夺得销量第一时，贝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那一年的秋季，我们的下一张单曲《我将在那里》（I'll Be There）又一次引起轰动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成功甚至已经超出了贝里的预料，我们可以拿这些成绩来报答他为我们做的一切努力了。
我和我的哥哥们——我们全家——都感到十分自豪。我们未来的十年创造出一种新的歌声；一群毛孩子能发行如此多走红的唱片，这在唱片发展史上还是一个创举。“杰克逊五兄弟”从未碰上过同等年龄的竞争对手。工作之余，我们常能看到一个名叫“五层台阶”的演唱小组的演出。他们也是一群孩子，歌唱的很好，可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使大家抱成一团，后来不幸解散了。《ABC》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使得一些唱片公司纷纷效仿起我们的做法来，我们也便看到了更多的演唱小组。我喜爱那些小组，像“帕特里奇之家“啦，”“奥斯蒙得之家”啦，还有“德弗兰科之家”。“奥斯蒙得之家”小组当时已小有名气，可他们的歌曲多是低吟轻唱，令人伤感，与我们的演唱方式相去甚远。我们的唱片一打响，他们和其他那些小组的演唱热情也立刻高涨起来。我们没有介意，谁都知道，竞争是一种健康的机制。我们的亲戚都以为《一只坏苹果》（One Bad Apple）这支歌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那么小，因为麦克风降到最低还要比我高一截。他们用一个写着我名字的苹果箱垫在我脚下，我才能够到麦克风。童年的许多时光就是这样过去的，当其他孩子还在外面嬉戏大闹时，我已经在那个苹果箱上，唱着自己的心声了。
前面说起过，在那些日子里，摩城唱片公司的“有限公司”为我们创作、修改所有的歌曲。记得有很多次，我觉得一支歌该这样唱时，他们总觉得该那样唱。很长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很顺从，从来也不愿提出不同的见解。终于有一天，我再也无法忍受别人告诉我到底该怎样去唱了。那是1972年我十四岁时，就是《临窗远眺》（Lookin' Through the Windows）那支歌出来前后的那段时间。他们希望我用某种方法演唱，而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要是你唱起歌来得心应手，对歌曲的情绪心领神会的话，哪怕你年纪再小，人们也应该听你的。我当时火冒三丈，冲着那些词曲作者发了顿脾气，又心烦意乱的给贝里打了个电话，抱怨说，他们总是告诉我该怎么怎么唱，我呢，向来也就听从了，可这会儿，他们也变得太……拘泥于条条框框了。
于是，贝里亲自来到了录音室。他告诉他们，让我随自己的心意来唱，我猜想，他还和他们说了些演唱上多给我们一些自由之类的话。从此之后，我在唱歌时就加入很多新花样，他们果然也很喜爱。我会在间奏的时候插入很多即兴歌词，像绕口令拉，或是尖声的喊叫什么的。
贝里在录音室听我们录音时，常在歌曲中增加很多内容，而且总是恰到好处。他跑遍一个又一个工作室，将人们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核对，往往再添加些东西，使唱片更臻完美。沃尔特·迪斯尼也是这样做的；他向形形色色的艺术家请教，然后说：“对，这个动画造型应该再活泼一些。”每当贝里对我的工作感到满意时，我总是能看出来，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心情舒畅时，他总是用舌头抵住腮帮子；要是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他会把拳头在空中用力一挥，就像他起初做职业拳击手时那样。
那些日子里唱过的歌曲中，我最喜欢《永不道别》（Never Can Say Goodbye）、《我将在那里》和《ABC》三首。第一次听到《ABC》那支歌时的情景，我终生难忘；当时我觉得它简直好得不得了。记得那会儿我朝思暮想，渴望有一天能走进录音室去演唱这支歌，让它为我们赢得声誉。
我们仍然日复一日的排练，干得很卖力——有些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我们的成功仍使我们心花怒放。有那么那么多的人在给我们鼓劲儿，我们也便打定主意，争取做到无往不胜。
《我要你回来》刚刚发行，摩城公司的每个人便替我们做好了成功的准备。黛安娜很喜爱它，并把我们介绍给好莱坞一家名声很响的夜总会，让我们在那儿演唱。那里舞会的气氛很和谐，就像在贝里家里举办的舞会一样。黛安娜介绍的事儿刚完，“美国黑人小姐”这一电视节目的邀请又接踵而至。在电视上演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们能预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唱片和我们的表演。接到邀请后，我和哥哥们都记起那次纽约之行的取消带给我们的失望心情；那是我们第一次被邀请去拍电视片，可摩城公司抢先聘用了我们。这下，我们终于要第一次在电视上表演了，而且还是于摩城公司一起。生活是如此美好。黛安娜的计划自然又把这种兴奋推向了极端。她打算去主持“好莱坞殿堂”节目，这是星期六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电视节目。作为“至高无上者”三重唱小组的一员，这是她最后一次露面，而为我们在重大场合亮相，又是她第一次。对于摩城公司来说，她的此番出场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那时摩城公司已把我们的下一本专辑定名为《黛安娜·罗斯献上“杰克逊五兄弟”》。从来没有一位超级巨星像黛安娜这样，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一帮孩子去完成。摩城公司、黛安娜和来自印第安纳州加里的五个孩子都欣喜若狂。那时，《我要你回来》那本专辑也已经开始发行了，事实又一次证明贝里是正确的——所有播放“小巧玲珑和家庭基石”乐队及“甲壳虫”乐队歌曲的电台也在同时播放我们的。
前面提到过，我们在录制专辑时，并不像录制单曲时那样卖力，但是，我们能去唱各种各样的歌儿——从能手大赛时唱过的“奇迹”演唱小组的老歌《谁爱你》到《嘘——别惊慌》（Zip…A…dee…doo…dah）应有尽有——其中也自有一番乐趣。
那本专辑里的歌曲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听众都很有吸引力。不管是儿童，少年，还是大人；我们都觉得，这也是她所以成功的原因。我们知道，“好莱坞殿堂”节目在演播时，现场有观众旁听。那些好莱坞的观众都很在行，因此我们有些紧张；可是，我们从第一个音节开始就把他们牢牢吸引住了。那天，在剧场力有一个管弦乐队为我们伴奏，因此，直到那时我才第一次听到《我要你回来》在现场表演时的全部音响效果；因为，在录制专辑中伴奏的弦乐部分那次，我没有在场。这次在电视上表演，让我们觉得自己像国王一般自豪，就像我们在加里赢得全市汇演第一名时一样。
既然我们不愿用别人唱红的歌儿来赢得听众，这时，为我们选择适当的演唱歌曲便成了一个富于挑战性的大问题。“有限公司”那帮伙计和哈尔·戴维斯被分派专门为我们创作歌曲，并负责出版事宜。贝里不希望再多插手我们的事，因此，我们前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