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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尧、舜、禹三圣的具体差异，儒家对他们总体上是认同的，这与孔子对“圣”的界定分不开。在孔子看来，要想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圣人，至少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道德完善。按这条标准来衡量尧、舜、禹，他们三人不仅在个人德行上能让百姓心悦诚服，而且身为领袖，都能做到牺牲奉献、克己奉公，不骄、不占、不贪、不享，广纳众言而不独断专行，任人唯贤而不徇私舞弊。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5）
第二，丰功伟绩。上古时期，圣人与领袖密切相关。天下的领袖也许并不都是圣人，但圣人一定是领袖。如最早期的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和稍晚的五帝，均是“圣”、“王”一肩挑。按照这样的传统，“圣人”仅有道德还不够，还必须具备杰出的政治才能，并建立过丰功伟绩。尧、舜、禹三人显然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选贤任能，政绩赫赫；他们的功业泽被天下，并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
所以，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德才兼备”之人，并且不是一般的“德”、一般的“才”，而是同天地、配日月的“德”，博施济众、造福苍生的“才”。而尧、舜、禹三人，显然就是圣人的最佳代表。或许可以这样说，孔子及儒家通过推崇尧、舜、禹三圣，实质上确立了儒家的理想人格与政治追求，使得儒家精神不再是停留于语言和思想的抽象之物，从而具备了感人至深的生动形象。↙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第二节周初的宗法礼乐文明
尧、舜、禹之后，中国文化进入到夏、商、周三代的王朝统治时期。在这三代之中，孔子与殷商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他的祖上本为殷商的贵族，商灭之后久居宋国，较晚才迁居鲁国。但是，孔子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周代。因此，儒家文化可以看作是对周文化（尤其是西周初期文化）的直接继承。
孔子和儒家选择周文化作为直接的思想源头，有多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文化观上，孔子认为华夏文化的传递存在一个“因革损益”的过程。“因”，就是因袭、继承原有的文化与制度；“革”，就是对原有文化和制度做出变化和改革；“损”，就是删减一些不再合适的内容；“益”，就是依据新情况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因”是最主要的。具体来说，殷商文化在基本精神上继承了夏文化，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殷商时期的特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增、减、变化；周文化同样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只不过有所选择和改进。按照孔子的这种文化观，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和联系性。用他的话来说，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周文化（周礼）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夏文化（夏礼）和商文化（商礼）中的很多重要内容。
其次，与夏、商文化相比，周文化更适合作为思想源头。由于时间久远，夏、商文化的很多具体规定已经无法清晰再现了。尽管周代在建国之初，建立了保存夏文化的杞国和保存商文化的宋国，但杞、宋两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周文化所同化，并不能反映夏、商文化的全貌。与此相反，周文化在建立之初，便有意识地考察、借鉴了夏、商文化的得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6）
按照孔子的理解，在周文王最杰出的两个儿子——武王和周公——中，精神和道德气质最似文王的，乃是周公。孔子壮年时，会经常梦到周公。梦境虽然是虚幻的，但梦境中的周公却在实质意义上给了孔子极大的安慰和激励。对于孔子这样一位孤单的殉道者来说，来自于偶像周公的安慰与激励至关重要。所以，晚年预感到“道之不行”的孔子，会伤感地说道：“唉！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梦到周公了！看来我真的已经衰老了！”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孔子眼中，文王和周公正是继尧、舜、禹之后最伟大的圣人，他们所开创的礼乐盛世也成为孔子深切向往的理想国。
西周初期的礼乐文明建立在对殷商文化的吸取与克服的基础上，王国维先生的名著《殷周制度论》开篇第一句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时期最大的历史事件当然是小邦周灭天邑商，更确切的说法是“革命”。
此处的“革命”，是用它的原初意义，即“变革天命”的意思。
“命”的观念非常古老。当人们遭受到一系列的人生挫折和意外打击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于是感叹“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是人力无法左右的。可见，“命”乃是由冥冥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所操控的预先注定、不可变更的东西。
而“天命”则是神秘力量赋予人间统治者的福命，也就是现实政治的神圣性与合法性的基石。一个人间王朝只有首先获得了上天的认同，享有“天命”，才可能长治久安、赓续不绝。现在的人们经常可以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看到、听到这样一句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奉天承运”就是从上天那里获得了统治的神圣权力。
在殷商时间，“天命”观念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需要特别指出，此时的“天命”尚未被功利化，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当时人们真实的信仰，没有被人为的利用。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当商纣王在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时，仍然不以为意地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从商纣王的这句自信的话里，我们可以读出几重含义：第一，商朝已经有了天命观念，并且，上天之命还成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换言之，商朝之所以能行使并保有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因为商王享有天命的保护；只要天命仍然在保佑商朝，那些现实的威胁（如文王的崛起和扩张）对商朝的统治就产生不了致命的影响。第二，对于纣王而言，“天命”恐怕不仅仅是他欺骗民众、巩固统治的工具，他也不是刻意地要把自己打扮成天命的拥有者。可以说，“天命”对他而言是真实存在的，是其信心的源泉。第三，商纣王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德）会影响到天命对商朝的保佑，这表明商纣王并没有天命依德而变革的观念。
在这样的“天命”观念背景下，作为商朝的一个附庸小邦的周，似乎很难为自己的叛上作乱的行为找到合法性。这也恰恰是周文王一直没有举起反商大旗的根本原因。
当然，为了改善周族的生存处境，或者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解，至少为君王禅让提供可能性，周文王在不造反的前提下，并没有束手待毙。他高举“敬德保民”的旗号，对“天命”观念做出了新的解读。从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中不难看出，周文王开始染指原本被商王垄断的“天命”。文王能够获得“天命”的关键有两个：一是从技术手段看，文王占有了通天的能力；二是从具体操作看，文王利用了“德”作为武器。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7）
首先来看文王对通天手段的占有。从逻辑上讲，获得“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能预知“天意”。而了解天意最主要、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测天象。早在上古时期，统治者就已知道通过持续不断地观天象来预测吉凶，从而为重大的政治军事决策提供依据。鉴于“天”对于古代政治的特殊意义，现实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确保统治的神圣性不遭受挑战，就必须要在源头上垄断观测天象的权力，从而独享“天意”。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只有“圣人”（实际上也就是统治者）才有资格“仰观俯察”、了解天意。
殷商的君王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将“观天”作为一项特权牢牢地抓在手里。文王决心从这里先打破一个缺口。《诗经·大雅·灵台》篇正反映了文王出奇制胜的战略性举措：他带领周人在选定好的地方偷偷营造了灵台，动作之迅速、用时之短暂，让商纣王措手不及。为什么要修建灵台呢？这灵台可大不简单，它是古人（尤其指统治者及其属下的神职人员）观天象以晓天意的高台。§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孔子一向反对僭越，尽管建灵台是天子所独享的特权，但他对周文王以诸侯身份修建灵台的行为并没有进行谴责。这固然是商纣王的行为已经让天人共愤，但最主要的还是文王此举并不一定表明他要造反。周文王通过营造灵台，从技术手段上突破了殷商统治者对通天权力的垄断，为下一步观测天象、知晓天意，并最终获取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天命是否会降给周，文王并未强求。他所做的，是给上天多提供一个选项。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原先商获得天命好比选举中的等额选举，有一个名额，候选人也只有一个；自从文王建灵台之后，等额选举就变成了差额选举，有一个名额，但候选人却有了商和周两个。站在孔子的立场上，文王此举也为理想中的禅让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将“德”的观念引入“天命”思想，是周文王的又一大创举。“德”的原义并不具有今天所说的“道德”的涵义，而是源自于父系家长制氏族中的传习、风俗、法规。周文王巧妙地将“德”转化为具有道德性质的概念，并且将“德”作为王权统治者的行为规范，用德来管理和教化百姓。
文王德行解纠纷
相传文王时期，周国附近的两个小国虞国和芮国发生了边界纠纷，为一处田地争执不下。两国的国君听说文王有德，请想文王来裁断是非，于是两人相约来到周国。进入周国境内后，两人看到周国的百姓礼貌谦逊，彼此相让，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一派和睦的景象，不禁大为惭愧。于是，两人悄悄回去，自行和解。
“敬德”具体表现为保民、重民，关注百姓的疾苦。周公的谈话、训词与文告类文献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民”。在《康诰》中，周公要求卫康叔要像照料小孩一样保护百姓，使百姓康乐安定。西周政治家已经对人自身、对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认识。周初统治者将“敬德保民”作为立政之根本，“崇德贵民”以及重视民意的天命观成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这直接影响了后来产生的儒家。
周公继承周文王的事业，成为中华礼乐文明建构的关键人物。
第一章 儒家的渊源（8）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宋代理学家和近代疑古论者的先后两次歪曲，周公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被大大降低了。人们往往习惯“孔孟”并尊，以为这就是儒家礼乐文明的基本格局。其实，各方面的材料显示，孟子的地位在战国时期也许并没有后人想象的那样崇高。战国直至唐代，“周（公）、孔（子）并尊”要比“孔孟并尊”更流行更重要得多。
史学家杨向奎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