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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后，经空军总医院化验鉴定，姚玉兰确实有喜。虽然她很不情愿，但还是留在了北京。不到两个月的“四清”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但贫穷落后的农村景象，那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场面，那些破衣烂衫、面黄肌瘦，如同囚犯的“五类”分子，都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留下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号。不仅姚玉兰留下了，俞素梅也留下了下来。回京后的当天，姚玉兰就向李副师长反映了素梅的情况，说她产后身体还未复员，农村的重体力活她吃不消，再加上吃派饭，营养也跟不上，不到两个月，掉了十多斤肉。再让她继续待下去准要落下病，很可能把她的飞行事业给毁了。根据姚玉兰反映的情况，师里研究决定，空勤人员暂不参加农村“四清”，已经参加的要尽快换回来，不能因“四清”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回京后的第三天晚上，俞素梅气冲冲地找上门儿来，进门儿便质问姚玉兰：“是不是你打的小报告？”“干吗火气这么大，要吃人呀？你的情况是我向李副师长反映的。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呀。你也不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瘦得跟电线杆子差不多了。再待几个月，恐怕就剩几根儿骨头了，你还想不想飞呀？”
1966年10月，贺铭与姚玉兰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取名贺苗壮。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蓝天四姐妹中第一个受冲击的是许雅君。
十、生死之间
1966年11月某天上午10点左右，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沙河机场营门口，被执勤哨兵拦住了。从车上下来三个穿着军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年轻军官，他们自称是“红旗造反兵团”的战士，要见机场领导。团值班员将他们领到值班室，由贺铭干事先接待他们。“同志，请问你们见我们领导有什么事？”“你是什么职务？”“团政治处干事贺铭。”“这事儿你一个小小的干事做不了主，还是让你们领导来见我们吧！”“你们不说哪方面的事，我给你们找哪位领导？”“我们要把‘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带走。”“请问你们有介绍信吗？”听他这么一问，三个人都笑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权威，你还迷信那些印把子，你的观念也太陈旧了。外面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你们军营里却还是波澜不惊、死水一潭。”其中一人指着手臂上的红卫兵袖标道：“现在这就是最好的介绍信。”贺铭心想三人来头不小，只有请季平化副政委出面。
季平化来后，三人向他说明了来意，他也向他们表明了态度：“我们不是‘四大’单位，许雅君同志是我团的飞行员，没有上级命令，我无权放人，你们更无权要人。”但三名造反派不死心，他们反复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当前的革命形势，总之是软硬兼施，然而季平化就是不同意交人。季平化的“顽固态度”使三名红卫兵恼羞成怒，他们给他下了最后通牒：“12点前你们不交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不用等到12点，我现在再一次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是决不会将许雅君交给你们的，你们可以走了！”一看季平化的态度，三人知道要人无望，只有悻悻离开，临走时他们留下话：“我们是先礼后兵，本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坚定地站在革命派一边，不曾想你们这些保皇派甘当‘三反’分子的避风港，与造反派作对。我们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踢开你们这些绊脚石。”
造反派走后，团、站领导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采取了四项应对措施：一是营门实行双岗，警卫连成立应急分队；二是由沙河镇油库派出观察哨，发现情况及时通报机场；三是加强对许雅君的保护，近期内不要回家；四是与师里建立热线联系，以便及时请示汇报。团、站领导在讨论时也有不同意见，丁副主任就极力主张将许雅君交给红卫兵，他说军队应该支持革命“左”派。但他的意见被以王英团长为首的领导否决了。会后，他们将会议决定上报师里。师党委研究后同意他们的措施。
下午3点左右，场站值班室接到沙河油库的报告，说有三卡车红卫兵已过沙河大桥，正向机场开去。接到报告后，场站参谋长命令警卫连应急分队跑步到营门守卫，但不要带武器。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人墙屹立在营门口，以防造反派冲进营区。二十多分钟后，五辆解放牌儿敞篷卡车呼啸而至，从车上下来一百多名军队系统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红旗和红宝书，气势汹汹地向营门拥来。上午来过的那三位走在最前面，他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打倒一小撮保皇派！”造反派在营门与警卫战士形成对峙。对峙期间，红卫兵有时高唱革命歌曲，有时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季平化副政委来到营门试图与红卫兵代表对话，但话不投机，越谈越谈不拢。时间一长，双方开始有肢体冲突，嘴仗也在升级。眼看局面就要失控，突见许雅君不顾贺铭、俞素梅等人的阻拦来到了营门，她冲破警卫线，站到了红卫兵面前：“你们不是要抓我吗？我跟你们走，请不要再冲击营门，影响部队的正常工作。”说完旁若无人地向远处的卡车走去。
此时，机场干部战士的一双双眼睛都睁得圆圆的，身子僵僵的，如同泥塑一般，目送着许雅君远去。队伍中有两人在偷偷拭泪，他俩是俞素梅与贺铭。红卫兵也自动闪开一条道儿，让她大步通过，像夹道欢迎英雄似的，他们都被她大义凛然的气势所折服。快上卡车时，造反派的头头们突然回过神儿来：“不能让黄晓东的小老婆这么嚣张！”他们让许雅君停了下来，给她脖子上戴上了预先做好的大木牌，上面用墨笔写着“打倒‘三反分子’黄晓东的小老婆许雅君”，并在她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两个女红卫兵还用理发推子给她理了个阴阳头。面对这些污辱人格的举动，许雅君听凭处治，没有反抗，但两只新月般的凤眼里却向外喷射着鄙视与愤怒的光芒。
许雅君被造反派押到空军学院3号楼一层的一间小屋里，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两把木椅。两名女红卫兵负责审问她，审问之前，先学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许雅君，只要你彻底揭发黄晓东的罪行，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反戈一击，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你仍旧是好同志，仍旧可以飞行，可以和孩子团聚。如果你执迷不悟，仍和‘三反’分子黄晓东站在一起，你就是反革命派，就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你们不要白费口舌，黄晓东不是‘三反’分子，没有什么可揭发的。”“看来你是要顽抗下去了。那好，你今天不揭发，今天别吃饭，明天不揭发，明天不吃饭，什么时候揭发什么时候再吃饭。看谁抗过谁。”说完二人扬长而去。许雅君此时此刻并没考虑自己的处境，而是惦记丈夫的安危，他在哪里？红卫兵会怎样对待他？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他们不给她饭吃，就是给她吃她也吃不下。
当夜，除了门口轮流着守她的红卫兵外，没有人打扰她。想当年她挺着大肚子参加抗洪抢险表彰大会时是何等的风光？谁会想到三年后，当年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女英雄竟会变成群众专政的阶下囚。枪林弹雨中闯荡出来的将军，一夜之间竟成了‘三反’分子？难道真像晓东所预料的那样，那股极“左”势力要改变中国？太多太多的、硕大无比的问号在她脑海里盘旋，搅得她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上午，还是昨天来过的两位红卫兵走进了囚室：“怎么样，想吃饭了吗？”许雅君抬起朦胧的双眼，望着两位身材苗条、满身稚气的女兵，不但没有回答她俩的问题，反而问道：“你俩身段儿不错，是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吧？”“站在你面前的不是什么演员，而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士！你别耍花招儿，老实揭发黄晓东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要见我丈夫！”“现在不行，等批斗他的时候你会见到他的，你不想见都不行。”
一天过去了，许雅君粒米未进，饥饿已开始令她心慌难忍，四肢无力，头晕晕乎乎的。第二天她仍然拒绝揭发，这下红卫兵造反派们没了主意，万一她真的来个宁肯饿死也不开口可就麻烦了，还指望她提供“炮弹”呢！他们决定给她送饭送菜，所谓的饭菜也就是两个馒头、一碟咸菜。许雅君也不客气，给饭就吃，而且吃得很香，但饭菜只能延续她的生命，并不能摧毁她的意志。她是饭照吃，但态度照旧，仍不揭发问题。怎么办？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人多主意多，红卫兵终于想出了绝招儿，让许雅君去空军大院儿看揭发黄晓东的大字报，用大字报这一锐利无比的武器去摧毁她的思想防线，撬开她的嘴。空军大院儿靠近公主坟，空军首长和司、政、工机关都在大院儿内。此时大院儿的办公大楼已经是大字报的海洋，揭发黄晓东的大字报在三层，除大字报外还有实物展览，是红卫兵从黄晓东家抄来的战利品。
上午9点多，许雅君被押到了三楼，让她亲眼目睹丈夫的种种罪行。造反派揭发黄晓东的罪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三反”言行：首先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叫嚣，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明目张胆地反对“老三届”；其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旗手江青同志，他污辱江青同志的人格，不称她为同志，叫她为毛泽东的老婆；最后是反对突出政治，胡说什么军队成天突出政治不抓军事还叫什么军队，等等。第二方面是生活糜烂。这方面的内容除了大字报外，还有实物为证。一是喜新厌旧，抛弃结发妻子，找了个和自己女儿年龄一般大的小老婆，是典型的陈世美；二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迷恋舞场，喜爱西方音乐，追求时髦打扮，展出了他的一副太阳镜、一顶帽盔，许雅君的绸质睡衣、白色皮凉鞋、化妆品，以及一张24寸彩色结婚照，等等。许雅君看过这类大字报后，并没有产生心惊肉跳的恐惧感，对这些揭发她早有心理准备。但对另外一些捕风捉影、颠倒是非、胡说八道、恶意中伤、伺机报复的大字报，她是越看越气愤。例如，其中有张大字报是位女干部写的，她说黄晓东利用工作之便，找她个别谈话时有不轨行为。这事儿许雅君听晓东说过，是她想得到提升重用，主动送上门儿来，被他严词拒绝。此人一直记恨在心，现在她终于找到了发泄私愤的机会。
红卫兵让许雅君看揭发黄晓东罪行的大字报，原本是想让她认清丈夫的反动与腐朽的庐山真面目，启发她的阶级觉悟，让她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勇敢地揭发黄晓东的罪行，彻底与他划清界限。不曾想事与愿违，看过大字报后她更坚定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特别是见到那些实物后，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思念与关切，每一件实物都记载着他俩的爱，都饱含着他俩的情，都是他俩幸福岁月的见证。
初进囚室时，她还有些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看过大字报后，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这时她想起了他多次对她讲过，而且在姚玉兰与贺铭婚礼上重复过的那段话，“只有能共患难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是呀，当他有难时，当亲朋好友都与他保持距离时，他所爱的人依然守在他的身边，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他感到幸福的呢！作为她，在他有难时，能用自己的爱去温暖他那颗孤寂的心，给他战胜逆境的力量，使他在黑夜之中看到光明，体现妻子的最大价值，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在囚室里她才真正悟出了一个道理：夫妻之间的幸福不仅体现在欢娱里，也体现在苦难中。感谢苦难，给他俩提供了一个体验这种幸福的机会。想到这里，许雅君忘了自己是在囚室之中，仿佛是转身在新房之内，她的这种思想变化，红卫兵们是万万想不到的。
第二天，红卫兵将保姆和快满三岁的儿子带到了许雅君面前，儿子一见妈妈，便扑进她的怀里哭起来：“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家看我，爸爸也不回家，我想你，我想爸爸。”“好儿子，爸爸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