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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地，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地区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格局。
格局之变——西北联大触发的中国高等教育历。。
看来，在决定高校大规模内迁时，虽然冠以“临时”之名，如长沙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等，但并非临时的仓促之举，而是有着深谋远虑的。否则，从管理的角度看，将南开大学并入西安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并入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北平来的为一伙，天津来的为一伙，便于搬迁，也便于复迁，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唯有当局有意识地想把一批高校永久地留在西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做出这样初看起来有些古怪绕弯的决策。
不过，国民政府的这种深层次的目的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而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最初，仿佛是在战时凌乱的不经意中，把这批高校临时安置在西安，稍后，又好像不经意似地迁往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政府没有流露出任何异样的动机，好像这批学校将来要和西南联大等学校一样，会迁回去似的。直到1939年8月，西北联大这个架构撤销，内迁来的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建制也完全撤销，政府将它们永远置留于西北的动机才充分暴露出来。面对这个结局，当时那些内迁来的师生的心情是复杂的，2002年出版的《西北师大校史》记载了原北平师范大学师生的真实心态：“1939年8月，西北联大再次改组，由文、理、法商三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称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独立设置使师生感到亦喜亦忧，喜的是原北平师大的历史能以西北师院得到延续，忧的是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以后，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免职’、‘校印缴部’，国民政府教育部此举意味着终止了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名。过去，在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文科学生大多数是从北平师范大学迁来的，保留着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籍，因此，无论在西安临时大学时期，还是西北联合大学时期，国民党教育部都没有收缴原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也没有免去原北平师大校长的职务，并允许原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及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师范）学院学生的毕业证上加盖‘北平师范大学的校印’”。北平师范大学被彻底撤销了，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变成了西北师范学院的学生，一夜之间从“首府院校”变成“地方院校”，这种失落感，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充分地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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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当年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不再掩饰这种战略意图，他坦承，当时就是要借着抗战的机会，改变大学“地理分配不合理”的局面，他在决定各校迁移地点时，已经注意到合理分布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学只集中于京、津、沪少数地区的不合理的问题，只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完全达到其理想的目标。说明西北联大永远留在西北，完全出自当时教育部有意识的战略安排。
那么，为什么不在内迁一开始就说明白这种战略意图呢？笔者以为，主要是出于减少执行过程中阻力的考虑。事实上，早在1932年前后就有过将一部分高校内迁的动议，比如就想把北平师范大学迁出去，但招致了强烈的反对；也有过“西部大开发”的行动（如组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在西北地区推行垦荒运动等）。没有人在道理上否定将一部分高校迁往西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真落实到任何一个学校头上，无不找各种借口拒绝西迁。这种动机很容易理解，谁愿意主动放弃条件优越的大城市到偏远的西部工作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命令任何一个高校西迁，将会招致巨大的阻力。日寇的入侵使得内迁成为所有的大学的选择，为大学顺利西迁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在一开始就告诉这些西迁的学校要将他们永久置留于西北，恐怕也会招致事故，所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只是在体系配置上为其永久留于西北埋下伏笔，表面上，仍留下了战后让这些学校再回迁平津的念想，待到1939年，太原、武汉相继失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回迁的希望有些遥不可及，这时，教育部才完全揭下了这层面纱，将西北联合大学这个临时构架取消，并撤销原来各高校的建制，把这些平津地区的高校正式变成了西北地区的高校。这时，师生们虽然也有不快，但眼见故地无法回去，当年在平津招收的学生也已大半毕业，所以反弹较小，较顺利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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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反弹仍是有的。1945年抗战结束后，原来的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的一部分人吵着要同西南联大诸校一样“复迁”，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甘肃省政府甚至动用警力，阻止已迁至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原北平师范大学）的师生东返，既便如此，还是有一部分师生返回了北平、天津，分别建立起了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但回迁回去的只是一少部分人，如西北师范学院当时有1000多名师生，只回去了300来人。而留在西安的西北工学院中的原北洋工学院的人马几乎完全没动，在天津重建的北洋工学院的人员主要来自李书田在西安建立的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和从浙江并入的泰顺北洋工学院的人。所以，这三所学校的“复迁”事实上等于重建，而不是“复迁”，这些学校的主体已经以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的名称，永远地留在西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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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永久置留于西北，其意义重大且深远。
首先，它改变了原来西北地区几乎没有高等教育的局面。在西北联大内迁之前，西安的西北大学已经变成了中学（陕西省立高级中学），兰州的法政学堂（今兰州大学的前身）也奄奄一息，整个西北地区事实上等于完全没有高等教育。西北联大的迁入，使得西北地区具有了师范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综合性大学这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面貌，为日后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系统坚实的基础。
其次，这些内迁的高校，代表了当时内地高校的最高水平，不仅实现了西北地区大学从无到有的目标，而且一下子就把西北地区的高校推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平，由此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东西强、中间弱的格局，至今依然如此（在执行本期选题采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曹卫东教授时，本刊记者曾问他如何看待中国高等教育东西部差距的问题，曹教授笑言，你们西部地区已经不错了，数一下你们西安和兰州就有好几所“211大学”，可是中部诸省如河南、江西甚至连一所“211大学”都没有，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中部塌陷”现象。曹教授说的是事实，这种格局是自西北联大内迁时就形成的，那时，中部地区已成为中日双方对峙的中心战场，谁也无法把学校放在动荡的战场上，只能向较为安定的西北、西南后方转移，中部地区就出现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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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长远的时间纵深上看，中国高校的“西迁运动”甚至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最为突出的事件是五十年代将上海、北京的一批高校陆续迁往西部，如将上海交通大学迁到西安变成西安交通大学，北京机械学院迁到西安变成陕西机械学院等，同时，原来西北联大留下的老底子，又逐渐分化出更多的专业学院，如从西北大学分化出西安地质学院（今长安大学）、西安师范学院（今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财贸学院（今西安交大财经学院）等等，还从全国各地抽调教师组建了不少新的大学。同时，中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发展，在发展中部高等教育时，高校集中的京、津、沪地区和在抗战中才发展起来的西部地区都做出了贡献，比如已经在天津恢复建校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就迁到了石家庄，成为后来的河北师范大学，而河南、河北、安徽等中部地区高校的不少师资也来自西北地区高校的教师和毕业生。总的来讲，从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西部地区的高校延续着自抗战内迁以来迅速扩张发展的趋势。1937年9月西安临大内迁之前，西北地区几乎没有一所像样的高校，到1949年国内战争结束，西北地区已有近十所正规的高校，而且体系完善，覆盖了各个领域；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势头继续发展，到1966年文革前夕，西北五省区（陕、甘、宁、青、新）已经发展出近四十所高校，不到三十年间高校数量增加了四倍，平均每年增设一所半的样子。这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高等教育布局方面上，推行的仍是强化西部的战略，力度更为强大。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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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格局决定小格局，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之所以在高校布局方面选择了相同的发展战略，其实是由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大格局所决定的，这种历史大格局使得无论什么人当政，只要想获得国家的独立自由和持续发展，就得选择这种战略，这种力量远远超过了阶级利益和政党政见之争，发挥着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在某种角度上，国共之争，比的就是谁更能应对这种世界历史大格局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谁的政策和方法更为有效，谁就能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
这个世界历史大格局就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列强挟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之威、进行的全球化扩张，科学技术加上资本主义极大地增加了西方列强征服和统治全世界一切地区的野心和能力，一切落后地区都成为他们掠夺和压迫的目标。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兵锋抵达了中国。
对中国而言，自十九世纪中叶后逐渐承受着帝国主义侵犯掠夺之苦，但也在顽强的抵抗中，逐渐学习着帝国主义所得以强大的那些新的东西：教育和工业。由于近代帝国主义是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所以早期的西式教育，均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如中国最早的两所大学——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建立，后来的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建立，今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都出现在沿海地区。又由于中国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一定会同时成为经济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所以，当中央政府意识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后，就总会把最大的资源投放在政治权力中心即首都附近。天津、保定的高等教育基础是晚清时形成的，当时清政府囿于成见，不愿意在京城发展太多的新式教育，所以只能由天下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在其驻节办公的这两个城市发展起了一批近代学校。辛亥革命后，北京成为首都，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高校得以发展，并迅速成为国内一流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