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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着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夏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和上海也将建立分馆。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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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只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地标之一。’”
张海花母亲的预言已经实现。天津经济开发区的GDP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天津市区。现在耗资数十亿的填海工程仍在进行中。
25年前，*就是站在这块盐碱地上宣布，“开发区蕴藏着无限希望。”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崛起与深圳和广东的其他城市都不同，它在发展的初期就强调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策略。天津这个北方大港严重缺水而且水质发咸，这对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工业发展是个严重威胁。而现在，3个污水处理厂每年可提供1亿2000多万吨的净水。
天津还正在与国家海洋局合作建造海水淡化设施。完工之后，它每天将提供10万吨的淡水，其中的80％可以供周围居民使用。天津经济开发区还有一套关于可持续能源的完整“生态工业”计划。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从原材料到工业成品，都控制了排放，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这也是3R运动的一部分：Reduce（减少）、Reuse（重复使用）与Recycle（再循环）。
过去20年中，天津经济开发区吸引了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在这里投资建设了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其中包括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日本的丰田汽车和韩国的三星电子。
新的“金饭碗“所提供的薪水不菲，天津也给人“守着金矿”的感觉，这与天津曾经非常纯粹的无产阶级氛围已经大相径庭。但所有这些在海花的母亲看来还远远不够。“你下海了吗？”人们经常这样问自己的熟人。张海花的母亲下海了，而且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但是，尽管在这个更加自由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发生了这一切，尽管政府鼓励人们建立自己的小企业，人们骨子里仍然残留着过去的意识形态。
张海花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母亲坚持开车送她进校园，当时她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其他人都是骑自行车的。她的母亲似乎也对赚钱有种负疚感，为此她甚至为司机们购买公寓、提供额外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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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太紧的困局
“大树不应参天，”当有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太多钱的时候奥地利人总会这样说。在中国，大树所触碰的不是一般的天空，而是*的意识形态天空。*曾宣布新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体系都适用的优化产品分配、提高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但是，如果这一手段违反了*主义的基本原理怎么办？在改革初期，一个叫做“傻子”的人就制造了令人头疼的麻烦。吴晓波在《中国巨变》（Emerging China）中讲述了这个“傻子”的故事。
1979年，“傻子”靠炒瓜子为生。他的瓜子非常美味，“傻子瓜子”的名声也非常响。后来，为了满足生产的需要，他雇了12名员工，这使他一下子从个体经营者变成了一个可憎的剥削者。因为*的《资本论》中说过：“雇佣8名员工以上的人就已经不是小业主，而是剥削大众的资本家。”“傻子”可不管这些。到1982年的时候，傻子每天卖出的瓜子有9000公斤，剥削着105名工人。真是傻的可以！
有哪个林务官会砍掉生长茂盛的树呢？*用一句话平息了批评的声音：“放两年再看”，并且鼓励私营企业继续发展。截至1985年，大约有1200万私营企业注册，其中的许多企业所雇佣的员工大大超过了8个。中国农民从来就不缺乏智慧，哪怕是在自己的才能被意识形态的框框束缚了30年之后。
从废铁到上市公司
在《中国巨变》一书中，哈佛大学前访问学者吴晓波还讲述了杭州市萧山区一位农民的故事。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好多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搜集废铁。1978年秋天，鲁冠球一定是想到了利用这些旧材料的好方法。考虑到当时汽车的数量还不多，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他开始利用这么多年所搜集的废铁制造易磨损的汽车备件。为了寻找客户，他在交易市场的外面设了一个小摊子，因为当时只有国营企业才能进入市场销售。他的产品定价比市场内低20％。1993年，这家小公司成为第一家在中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乡镇企业。
在一些地方，官员们还采取了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这其实也是政府有利于小商小贩发展的商业政策。小贩们乘坐渔船从特区带来布、电子产品和五金商品等。小型市场很快繁荣起来，还有一些二道贩子把这些商品卖到乡下。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秘密建立了一个生产五金件的小作坊。当有官员来检查的时候，他和其他农民就装作在田间劳动。等检查的人一转身，他们就回到作坊继续生产五金件。
接下来几十年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在德国或者肯塔基州，那么也许会被誉为创业的典范与新型社会经济模式。吴仁宝一步步把这个设在地头的秘密五金件作坊发展成为一家生产化肥喷洒剂的工厂，还利用工厂的盈利建造了一个贸易园。2005年，他的企业发展成利润高达26亿欧元的股份制公司。
他还让所有村民都成为了企业的股东，为他们提供免费的住房、福利和其他奖励。现在在华西村打工的外来人员有数千名，他们在这里的收入比在家种地要高好几倍。2006年，德国《明星》（Stern）杂志刊发了一篇关于华西村经济崛起的报道，题目就是《华西村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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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如果说*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那么*就是具体执行者。1991年，在*的推荐下他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主要负责经济。当时，经济已经开始腾飞，但是供需关系仍然不平衡，金融体系混乱，国企的改革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提高市场的自由度。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统一的税收改革，盘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他还再接再厉进行了汇率改革，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对外资也更具吸引力。接着，他还有选择地逐步对部分国企实行了私有化改造。
山东省一个县级市在国企改革方面迈出了任何人都难以企及的步子，这个市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字：卖。党中央的指示中说：“一些小型国企可以租赁或者卖给集体或个人来管理。”根据这个指示，该市市长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结果就是，这个市通过不同方式把272家国企和集体企业卖给了个人。
1997年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国企面临的是不改革就会举步维艰的局面。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产权不清晰，政府与国企之间的界限不分明，资产的所有权不明确。1997年6月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陷入破产的边缘。在4个月之内，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几乎贬值50％。韩国的货币在两个月之内贬值了50％。尽管中国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大跌，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受到很大影响。民营企业形势岌岌可危。但是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居然大大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第三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开始。“抓大放小”的方针成为修剪中国“红杉林”的新政策。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放权与收权、试验与失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曾被批判的私有经济发展到占国民经济的三分之二，一度不景气的国企重新焕发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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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的发展框架
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经济政策一直处于改进之中。2007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正式确认从过去单一关注经济发展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保护环境。
胡主席在报告中提出：“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使中国一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明星的原有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模式已经形成：“科学的发展模式。”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到环境、能源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胡主席提出的目标就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2008年，北京几乎6％的GDP都用在了研发上面。胡主席说过：“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
也就是说，中国计划进军现在主要由西方控制的领域。可以指望，这些与生物能源、污染处理技术和废物处理相关的新产业再加上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创新肯定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必须考虑到能源使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问题。就像胡主席所强调的那样，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
这只是空头支票吗？好像不是。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状况，中国政府已经发现滥用职权和*会导致人民的不满，这有悖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胡主席说过：“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关于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越来越公开的讨论正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自信心增强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