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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 泽民在中南海与奈斯比特进行了私人会谈。奈斯比特回忆道，他说他了解到的《大趋势》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包括盗版。这本书预言的未来社会的十大趋势，如今大部分已成现实，尤其是“网络社会”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若干年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25年后，79岁高龄的奈斯比特以一种极为“贴近”的方式再次来到中国——9月初，他与德国籍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了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首发式，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谈起研究中国的缘起，奈斯比特在书中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江 泽民。在1996年那次私人会晤中，二人谈到了台湾问题，时值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奈斯比特此前在台湾逗留了几日，对台湾的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似有不吐不快之感。他对江 泽民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江 泽民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由于种种原因，奈斯比特并没有着手去讲这个“大故事”。
10年后，另一个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2006年，奈斯比特在北京录制一档电视节目，节目嘉宾还有一位中国商人王巍——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王巍是奈斯比特的“粉丝”，节目后，王巍向奈斯比特建议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
王巍以如下“说辞”打动了奈斯比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大事件，如果不写中国，谈不上一个真正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纳入，则会丰富你的科学和观点。“第二，我开玩笑说，人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看，‘革命是身体的本钱’。我说你需要一个新的革命，写这本书会让你年轻十岁二十岁。”奈斯比特心动了，但是王巍说，我先在中国给你安排几场演讲，之后你再决定。
“将学科移植到天津来了”
演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共进行了五场，参加者有政界和商界人士，场场爆满。中国50岁上下的听众则人手一本当年买的盗版《大趋势》，请奈斯比特签名。最震动的一场演讲是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当场背诵了一大段《大趋势》的原文，令奈斯比特感动得热泪盈眶。”王巍说。
奈斯比特最终下定决心要书写中国。王巍帮助联系了时任天津市长的戴相龙，戴相龙与奈斯比特见面后，欢迎他到天津建立研究所。正好，接洽此事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天津财经大学校友，于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就在2006年落户到了天津财经大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奈斯比特不仅是一个个体，在大百科全书中，他还是一门学科。他退休很多年，许多事情都不做了，这相当于重新启动了这门学科，并且把它移植到了天津。”王巍说。
“中国大趋势”项目随之启动。项目团队由天津财大和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天津财大的王育琨博士和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吴帆博士作为项目组的三位中方主任，20多位来自两个学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负责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
“任何社会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
项目组需要做的就是搜集报纸信息，摘编并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周云波和吴帆则负责把关。吴帆介绍说，在奈斯比特指导下，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有的是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有的则是二三线城市。考虑到内容覆盖面的广泛性，最后选择的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对于素材的选择有明显的奈氏风格。
“首先，他不要国家级的报纸，而是用一些地方的报纸。他希望更多地了解自下而上的变化，看老百姓的想法，变化在哪里。”吴帆说，“他认为在看上去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变化中，可能蕴含着真实的趋势。”“他的思想观念是，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不同的小故事就可以拼成一个发展趋势。”
周云波说，“他当年的《大趋势》就是这么写的。”其次，奈斯比特不要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一些深度报道的媒体就没有选，因为他要的仅仅是事实性的东西。我们一开始会把点评和评价性的内容给他，但他说不需要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比如广州市政府今年承诺解决多少百姓的住房问题，他不要这种‘承诺’或‘将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年底兑现了多少。”吴帆说，“这是他能保持客观的一个基础。”
“他的独特之处是善于对碎片化的信息作出整合。报纸上的信息是比较零散的，涉及各个方面，覆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济政治改革，但他能够从碎片中找到规律性。”吴帆说。奈斯比特分析法尽管年事已高，但是在吴帆看来，奈斯比特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敏锐度。“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细节中，他能够看到趋势。”
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选取负面报道比较少的党报作为素材来源，能否保证此书的全面性？奈斯比特说，他的结论并非完全建立在报纸的报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并且也参考西方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
尽管如此，书的整个基调仍然对中国褒扬有加，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全书分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中蕴含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奈斯比特告诉记者。
他眼中的“中国大趋势”可总结如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对别的国家来说，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
定居中国想在天津买房子
奈斯比特格外重视教育，他认为未来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在这方面，他向中国提出了善意的建言。《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人的“面子问题”。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的员工乔走出老板办公室可能会嘀咕，“白痴！我会证明给你看的！”然后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作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奈斯比特说，这种场景不会发生在中国，“中国的乔不会昂首挺胸、怒气冲冲地离开，而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的观点是，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9月3日，在首发式上，奈斯比特说：“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一个综合征，就是奈斯比特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将会永远继续下去。”王巍向记者透露了另一个“秘密”：奈斯比特一直想在天津买房子，定居中国。尽管王巍对记者说，据他所知，这本书并没有特别的官方背景，但在国庆60年前夕，这无疑是这位全球顶级预言大师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来源 今晚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经济参考报：中美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
中美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
———记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新作《中国大趋势》
《大趋势》作者中国论大趋势
约翰·奈斯比特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未来学家，带着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堪称神奇的“内容跟踪分析法”创作了《中国大趋势》。9月3日，他将历经三年的这部着作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27年前，约翰·奈斯比特因《大趋势》闻名于世，目前已成为社会中坚的很多人都还记得，《大趋势》这本书当年是如何风靡世界，并席卷了中国。现任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的吴伟女士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的她，同中国的学子们一样，对《大趋势》趋之若鹜。
80岁的约翰·奈斯比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背微驼，但思维敏捷，身上透着股神秘的力量，他似乎拥有一个可以洞悉未来的水晶球。他在《大趋势》中预言了十个大趋势，大部分已成为现实，其中“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今天，约翰·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向我们揭示了他从神奇的水晶球所看到的中国的未来，由不得你不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促成《中国大趋势》的两个关键人物
促使约翰·奈斯比特下决心创作《中国大趋势》的两位人物，一位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江 泽民，一位是中国商人王巍。
1996年，国家主席江 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与约翰·奈斯比特进行了私人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约翰·奈斯比特说：“江 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的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 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由于种种原因约翰·奈斯比特并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他与中国商人王巍展开了一次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最后王巍向其建议：“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约翰·奈斯比特做好了准备，为创作《中国大趋势》他在天津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并精选出28名大学生为其搜集整理大量关于中国基层的消息。他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不带任何成见，对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感兴趣，很多中国人都熟视无睹的事情，对这个老外却很新鲜。
构成《中国大趋势》的核心是八大支柱，即“解放思想、纵向*、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中国模式正挑战西方治理方式
源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不得不反思西方特别是美国宣称的西方*是否是最好的执政方式。着名作家《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论述美国在面对绿色革命时透露出的无奈：“美国的*制度反而成为了一种障碍。”他甚至感慨“做一天中国真好”。美国投资大师罗杰斯在接受日本《呼声》采访时也表示，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而美国反而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模式？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他开始怀疑西方现代*是否是惟一可接受的*形式。进而认同中国所展示的与西方不同的、诱人的发展模式。并预言，假以时日，它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挑战。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