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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中，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是最好的选择。
中美两国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美两国比任何时候的关系都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约翰·奈斯比特预言：“两大强国将不再是敌人，而是在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中的合作伙伴，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他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舞台主角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所扮演的是对手的角色。苏联分崩离析后，中国则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挑战者。
他在《中国大趋势》书中分析到：美国是一个GDP高达14万亿美元的经济大国。而日本、中国和德国的GDP都在4万亿至5万亿之间。中国刚刚超越德国，GDP上升到第三位，它很可能很快超越日本，跃居第二位。德国和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明显的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萎缩。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快得多。中国和美国将成为世界两大经济巨头，把其他所有国家抛在身后。
教育和面子是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障碍
《中国大趋势》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独立思考。如果教育和其他机构依然坚持等级森严的家长制制度，那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认为，中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非常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
“创新行动”所面临的另一挑战就是要彻底改变犯错误就意味着丢面子的心态。
约翰·奈斯比特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有趣的场景：一家公司老板训斥一位工作出问题的员工。在美国，被训斥员工会把批评抛诸脑后，或者当做动力激励自己拿出更出色的表现。而在中国，被训斥员工面对批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需要的是维持自尊，也就是他的面子。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两种性格孰优孰劣，不好判断。但这两种人物将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迄今为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大胆无畏者最有可能占得上风。
《中国大趋势》强调，尊敬与服从也许在生产线上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尊敬祖先、长辈、上级和同事也许也是符合社会要求的品质，但是现代科技创新需要有人去质疑前人的观点和老板的命令。论资排辈与家长制思维是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一流创新国家的最大障碍。
约翰·奈斯比特小传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着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约翰·奈斯比特的阅历丰富，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主要代表着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着。
2009…09…07 □本报记者 李晓辉文/摄 来源：经济参考报 。 想看书来
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
*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着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 想看书来
《中国大趋势》导言（1）
任何对于中国未来的探索都离不开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分析。在这30年中，中国从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走向了新型的政府体制，并且实现了现代史中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什么其他许多*国家都没有能够实现像中国一样的经济发展呢？为什么尽管众多西方国家一直试图推动中国采纳西方*，而中国国内却鲜有此类呼声呢？
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我们还发现，中国就像一个超大企业已经实现了重组，用八大支柱牢牢支撑着自己的目标。
我们认为，这八大支柱正是支撑中国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础。
改造中国
1978年的中国：一位自信、果敢、具有远见卓识的CEO接管了一家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大公司。员工们士气低下、毫无自信，而且缺乏文化知识。这位CEO决心领导这家衰落的公司走向健康、盈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帮助员工实现小康。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有着清晰的战略：
首先，他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满足企业需要的劳动力队伍。必须把人们从盲目服从命令的思想中解放出来，释放人们的活力、增强他们的自尊。这样人们才可以主动为公司的改造献策献力。
其次，他必须动员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创造自上而下的决策和自下而上的需求共同作用的机制。他必须激励员工积极投身于公司发展之中。如果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方针与自下而上的思想、反馈和需求并不矛盾，相反能形成合力，那么公司不同等级之间的持续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第三，他必须重新塑造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制定清晰的目标并且让员工清楚地了解。只有盈利的公司才能为员工带来财富。他必须要制定指导性纲领，并且允许员工在此范围之内自主发挥，这样人才才能够拥有大展拳脚的空间、创造性才能得以展现。
第四，他还需要消除恐惧，建立信任。只要是指导方针下所进行的试验，即使失败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只有允许试验失败才可以推动创新。试验和失败、变化与适应往往如影随形。
第五，创造力将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作为新企业文化所需要的灵感和思想解放的源泉，艺术和学术的蓬勃发展必须得到鼓励和扶持。
第六，一旦企业在本土市场立住脚跟，它还需要对外开放、积极投资外部市场、不断引进新技术。
第七，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一定影响。成功会引发嫉妒，懒散也会引发抱怨。勤奋上进、有才华的员工迟早都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其他一些人则只会抱怨自己的困境。因此，公司中自由度和公平度越高，和谐程度也会越高。
第八，在制造业站稳脚跟之后，公司下一步的目标就将从模仿转变为创新。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环节都会更上一层楼：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