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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大部分交易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把自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企业改造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而且，中国丝毫没有停止这种改革的迹象。
对于中国的感受和观点也许是最多样化，也最矛盾的。虽然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日益重要的地位，但是许多人的观点都还是建立在偏见与无知之上。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实事求是的争论是必要的，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对一个领导数亿人走出贫穷、得到绝大多数民众拥护、而且有着清晰前进方向的政府指手画脚。中国并不是惟一一个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保持沉默的国家，欧洲经过了几十年才消化了“二战”的梦魇并且开始公开讨论它。在条件具备的时候，中国会探讨自己过去的错误。
在本章开头，我们曾说过30年前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经过30年的“解放思想”，中国仍然是一个如饥似渴的国家，不过现在它所渴望的是保持经济增长、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谁来承担这一重任？
中国国土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是平原，剩下三分之二都是山区和沙漠。它的水资源缺乏，而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大约2000种地方方言。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但是现在仍有4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业只占到中国GDP的11％。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仅仅15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就将达到3亿。
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呢？谁能管理13亿人口并且实现小康的目标呢？
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产生与西方大不相同，他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政绩。中国的领导层有着按实际情况办事的强烈取向，相信正确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能够与时俱进，重视通过交流处理信息，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并通过人民来实施。
中国改革之父*首先证明的就是，只有思想解放的人民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谁说了算？
“解放”这个词（英文为emancipate）来源于拉丁语emancipare，意为儿子或者奴隶脱离mancipium或者他人的控制，获得自由：言论自由、决策自由以及选择自由。
当然，往往一个人的自由选择可能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正好对立。你认为的明智选择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一无是处，反之亦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决定好坏呢？在中国人看来，你们的事情你们来决定，我们的事情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是，这不是大多数西方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全世界通用的，因此希望其他国家也能遵循这一标准。西方人为什么总是想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画脚呢？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不同文化对于“真理”有两种观点。“普适论”（universalistic）文化相信有些“真理”或者价值观是不言而喻的，是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信仰的就是这种文化。另外一种叫做“特定论”的（particularistic）文化则认为适合我的就是对我而言是对的，适合你的就是对你而言是对的。也就是说，每个特定社会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大部分信仰个体主义的国家往往都是“普适论”的拥趸，大部分信仰集体主义的国家则往往倾向于“特定论”。因此，作为世界上个人自由旗帜的美国和人道主义旗帜的欧洲，都感觉自己有责任训诫那些不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普适价值的国家和社会。但是，在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人们首先忠于集体，然后再考虑个人。如果你来自这种社会，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危机时刻尤其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做法类似于企业应对危机。当处于破产边缘的时候，企业是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选举来决定对策的，管理层必须迅速做出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到长远利益。企业存亡应该是首要问题，个人的利益应该暂时放到一边。那些反对公司文化和目标的人们要么离开，要么适应。只有在企业恢复元气之后，合作伙伴才会享受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但是，一旦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所有的自由都会受到限制。就像我们在“9·11”事件后所看到的那样，连美国人的自由都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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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
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善，比如司法、环境、*问题以及言论自由等。但是危险更可能来自于经济方面。中国领导层如何抗击经济和金融危机呢？它如何保持增长、降低失业率呢？它能够打击各个层面的*吗？衡量一个企业的标准不是它的文化、管理风格和领导技巧，而是它的经济状况。
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对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凝聚力及其政治体制保持高效的原因知之甚少。”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新社会、自己的政治体制。它从借鉴*列宁主义出发，但是很快就根据自己的思想和现实需要对这些学说进行了调整。中国借鉴资本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但是政治立场没有动摇。
经历了思想解放进程的中国就像一个“混血儿”，也许这个孩子很快就会在吸取父母……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处之后，独立走出一条新路。
*把解放思想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宝，”并且向人们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他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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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的足迹
虽然上述论述在西方人看来有些生硬，但是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十分明确的。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放松控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中做到实事求是、坚持改革，不为任何风险所惧。这最后一点是我们很少能从西方政治家口中听到的。
虽然人们对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仍满怀敬意，但是已不再否认“*”中的错误。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回顾了解放思想的历程。他列举了*及其支持者们在挽救10年“*”造成的危难局面时的三大主要贡献：
1。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改革开放。
现在，中国依然在追赶西方社会。2007年《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要坚持朝前走。我们必须记住，过去30年的成就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30年。是解放思想使所有这些成就成为可能。在我们为当今令人欣喜的增长数字而感到欣慰时，我们一定不能放弃继续创新的决心。”
新风貌
中国媒体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新风貌。思想越是解放，他们就越是不接受家长式的管制与审查，哪怕是自我审查。尽管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媒体的开放性、报道的多样性和犀利程度也日益增强。2006年秋天我们在宣传约翰的新书《定见》时对此深有体会。
以往访问中国的时候，约翰偶尔会接受一些党报的采访，比如说《人民日报》。它们派出的记者都是老手，采访过程相当枯燥乏味。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约翰的出版商外文出版社在推出《亚洲大趋势》时都没让人感到兴奋。但是，2006年推广《定见》一书时，中信出版社在北京和上海都安排了多次采访活动，连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约翰每天要接受6~10次采访。多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他们大多只有20多岁，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其中不少是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报道已经能够畅所欲言了。
对于领导层来说，通往言论和媒体自由的道路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技巧，我们将在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其实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何时应该保护，何时应该压制呢？中国人对于保护和控制的理解与西方人不同。如果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拍摄一部关于中国国家主席的电影，那么肯定会超过中国人的忍受极限。中国人很注重面子，这是他们审查的关键。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写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杰夫·戴尔（Geoff Dyer）在2008年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的《市郊的悸动》（Stirring in the suburbs）一文中如是说。“如果公司高管、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始质疑政治现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就不会那么稳固了。”
他的说法有道理。但是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营造企业良好发展环境的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它也正是中产阶级壮大的推动者。“任何停止或扭转改革开放的做法都会走向死胡同，”*在*十七大上重申，“我们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政治中更多的人情味
中国这个大企业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专制经营模式。CEO、董事会成员和其他管理人员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碰也碰不得、说出话来就当法律的那么一群人。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是两回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有着自己的好恶，就像西方人喜欢红酒、讨厌海参一样。
官员与老百姓交流，包括与外国客人交流的风格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从2000年开始当我和多丽丝一同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会面都是一个模式。地点通常都是在非常宽敞的会客室，四周排满了宽大的沙发椅。首长坐在上座，其他人按照职务高低依次就坐。所有的官员胸前都戴着小小的一束花。然后，在或多或少有些呆板的气氛中，会谈开始了。
几年后的2007年，王巍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天津市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副市长崔津渡。他更像是一位忙碌的西方商人，而非人们传统观念中呆板的中国官员。从一开始会面我们就感觉非常轻松。地点也并非在一个摆上花束的官方会客室，而是一家以包子为特色的传统餐馆。
交流中我们得知，崔副市长和王巍一样，都是在1978年参加了*后第一届高考并且顺利进入大学的。4年后怀揣金融学士学位的他进入政府成为一名普通科员，经过一步步的提升后成为财政局长，并在2002年被任命为副市长。崔津渡正是天津过去30年飞速发展的见证人和先驱者。他也是解放思想释放了一代人才能与活力的最佳佐证。改革开放创造的是大环境，但是把天津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而且严重污染的重工业基地转变成为一个全球金融中心，还是得依靠无数像崔津渡一样的人们所付出的才能、热情与勤奋。
崔副市长很久以前就开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