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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民”的定义如何，它都是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在与约翰一次私人长谈中，江泽*席熟练地引用了林肯总统盖茨堡演讲中的结尾部分：“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约翰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如何理解人民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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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民治，民享”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2000年9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迈克·*（Mike Wallace）采访时，*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询问*对于*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选举自己的国家领导，但是你们却显然不愿意让中国人民选举你们的国家领导呢？”
“我也是一位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领导人，不过我们的选举制度不同，”*反驳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文化、历史传统不同，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
在回答*关于中国为什么是一党执政时，*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反对党呢？你们美国人总是试图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全世界。这种做法不太明智。坦白说，中国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有很大差异。你们美国人总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我们的确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管理经验，但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就是我们在过去20年中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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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的第一次行动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它把工作重心在一夜之间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宽松和自由。政治领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们无法理解自下而上参与的重要性，那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行动也许会被打压，我们也就不会听说那个偏远村庄里18位农民勇敢的故事了。
推动这第一次自下而上行动的正是当时的绝望与勇气。事实证明，它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经济观念的转变，是这个极度落后、偏远的小村庄中一次自下而上的反叛。“大锅饭”曾一度被看作是满足人民需要的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粮食，不管他所做的贡献有多大。但是，“大锅饭”并没有使人们丰衣足食，反而变得吃不饱、穿不暖。由于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的农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放手一搏，争取过上更好的日子。
1978年10月的一个晚上，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秘密聚在一起，蘸着红印泥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每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这一协议现在收藏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中。
这些农民决定实行大包干，把公社土地分产到户。这是一个革命性举动，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在土改时期，许多拥有土地还不到6亩的人都被*、没收土地，有些甚至被作为“地主”处死。小岗村的协议无疑违反了束缚了农民和农业生产多年的公社体制的规定。
但这一大胆的举动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的支持。后来，他们的成功引起了*的关注，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方向，决定“把当前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了农民的责任田、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并且肯定了消费。自下而上的行动和活力一旦释放出来可以有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总体目标的实施。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体系的成熟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令人震惊的和平方式完成了这次巨大转变。
在过去30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不再挣扎在生存的边缘之上。中国的变化是逐步实现的，而且也经历了起起伏伏。其中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出现在1984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迁入城市。事实上，这项政策的出台顺应了很多农民进入城市打工的现象。在这以前随便迁居是不允许的。在过去10年中，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其中三分之一为女性，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工厂、家政业、饭店、建筑工地、废品收购站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你很难找到他们没有涉足的领域。
这些进城务工人员一般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为了改变自己命运，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甚至不惜夸大自己的资历。大部分中国人都雄心勃勃、眼光长远，而且愿意付出努力。因此，从《中国日报》上得知76％的中国人都认为未来5年内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感到惊讶。
基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甚至超额取得的成就，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政府能够继续引领国家走向小康、设立进一步改善人们生活的新目标并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来没有像西方领导人一样认为领导者必须具备顶尖的专业知识和冠压群芳的思维。中国人更喜欢“宏观引导式领导方法”，也就是说由领导者设立总体目标，然后让人民去实施。进步是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的。
“我们国家的*是不可能和西方人所热衷的西方*完全一致的，”*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如是说。2007年10月，*主席在*十七大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我们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及“我们必须扩大人民在各领域各层次的有序参政。”随着时间的推移，纵向*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自下而上的力量。*总理在2008年1月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他引用了林肯的盖茨堡演讲并且进行了略微修改：“民有、民享、为民负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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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力量的日益壮大
中国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不管在哪个国家，领导权的平稳过渡都是政治稳定的体现。很多西方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中国领导人从*到*再到*的平稳交替。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的这个纵向政治体系中，进行决策的并不是某一个政治家，而是整个领导集体，这也自然而然减轻了单个领导所承受的压力。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普通老百姓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地被考虑在内。
l中国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最近，陕西省的一个小城市在网上征询市民在教育、住房、农业、旅游、环保、交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从初步的反馈来看，人们最关心的5大问题分别是住房（7938票）、民生（6924票）、教育（6745票）、医疗保险（6596票）和交通（6386票）。此外还收到了30000多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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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l在一篇题为《妇女的参与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的报道中，《佳木斯日报》公布了一项关于该市妇女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女性在该市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有了显着提高。女性最为关心的5个问题依次为：1）希望能够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2）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3）希望能够参政；4）希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希望扩大教育机会。
l2008年初，湖北省麻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共有60位女性参加。她们的宗旨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会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之后，*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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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向3000名代表做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l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