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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这样一个传统的革命军人家庭里，对我的成长和人生历程无疑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1964年初夏，一个阴而凉爽的早晨，父亲带着我从位于北郊北太平庄的总政宿舍（学院东路8号），辗转来到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南的“十一”学校。在学校广场北侧、一幢绿树掩映的办公楼上，通过一位中年女教师一番简单的提问之后不久，我便被这所首都数一数二的名校录取了……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军委干部子弟学校，在偌大的由几公里院墙围起的校园里，设有从小学至初三的九个年级，几十个班级。
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有可供数千人进餐的三个食堂，两个游泳池，一个礼堂兼电影院，一座小型医院。学校平时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周一至周六上午住校学习。每天，从去教室上课、自习，到吃饭、洗澡、游泳、看电影等等，均须列队前往，按时进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每星期六下午的时光是最快乐、最令人期待的。此时，各个年级的同学们都在礼堂前的广场上列队，等待三总部派来的专车回家与父母团聚，欢度短暂的周末（周日下午4∶30必须准时乘专车返校报到）。记得“*”前的入队程序很严格，1965年夏，我被批准加入少先队。金秋十月，在大礼堂庄严隆重的仪式上，随着我被一位高年级的女同学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自己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少先队队员。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
在1964年9月至1966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我在这所以管理严格和规范而着称的大学校里接受了一生中最初的正规教育。在这座草木葱茏、鸟语花香的美丽校园里，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严格的校风校纪，培养了我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观念，培养了我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优良品德。“十一”学校给予我的这一切，令我受益终生。
1964年席卷全军的大比武运动和全国大办民兵的热潮，给在总政大院长大的我留下颇为难忘的印象：军委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瞄准射击的生动场景、地方女青年“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飒爽英姿，尤其是当我用稚嫩双手第一次抚摸五四式手枪时的那种神圣感至今难以忘怀。
父亲是位重感情、有责任心、有生活情趣的儒雅军人。我在北京度过的童年生活之所以幸福、愉快，一方面是由于“*”前人民的生活氛围比较和谐，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父亲对家庭业余生活的合理安排。记得那时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父亲只要不下部队、手头没有紧要的工作，大都会带着我们全家或看电影、参加文娱活动，或有计划地游览首都的名胜古迹。从故宫到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天文台到北京动物园、军事博物馆，从泛舟北海公园到畅游颐和园、香山、八大处、万里长城……这些对当年的许多孩子来说只能从图书和电影上了解的景点，不止一次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至今，我都十分怀念“*”前在北京那近十年美好而愉快的童年生活。电影《祖国的花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经典老歌所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一代红领巾所亲身经历的幸福但却短暂的童年生活写照。如果没有后面的变化，我注定要在“十一”学校这所庞大的军干子弟学校一帆风顺地读下去。然而，1966年6月伴随国防部长对父亲的一项新任命，我们全家每个人的命运都悄然发生了关乎一生的巨变。
生长于上海的父亲，自幼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十分崇拜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他格外喜爱鲁迅针砭时弊、文笔精辟的文章，抗战爆发时已是名校上海中学的高材生之一。作为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父亲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于1941年深秋的一天，秘密离开上海奔赴苏北兴化参加了新四军（家中长子的突然失踪在家族内引起了不小的惊慌与担心，焦虑的祖父母先后在《申报》和《大晚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父亲的才干，在新四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培养和展现。由于勤奋好学、文笔精练，父亲在“皖南事变”后组建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教导大队，便被战友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鲁迅”，并且受到谭震林师长的单独接见和宴请。1953年10月，文思敏捷、已从事部队宣传教育工作多年的父亲，被军委总政秘书长、青年部首任部长王宗槐将军点名由华东军区政治部调至总政青年部青年教育处任职，从此，他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了十几年。1966年初夏，42岁的父亲因辛国治、李耀文将军等领导的器重，被正式任命为某大（济南）军区《前卫报》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
人在一个城市住久了，总希望换一个新鲜的地方去体验一下未知的生活……对于不谙世事、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记得1966年初夏时节，当父母向我们宣布不久将要举家迁至号称“泉城”的山东省会济南时，我们兄弟三人的第一反应是：兴奋和激动，甚至在左邻右舍的小伙伴面前还流露出一些“自豪”和骄傲。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
在北京生活了近十年；我对首都的生活环境、名胜古迹已经太熟悉了。如今，家将要搬到“一城山色半城湖”、颇有文化氛围的泉城那该有多好啊！……这种对未来生活美好向往的激动和兴奋，一直持续到自己第一次好奇地踏上火车走进那神秘而豪华的软卧车厢、美美地进入梦乡。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改变了我们全家人命运的日子：1966年7月31日。由北京赴济南的火车是晚上*点钟的，由于当时总政机关的小汽车较少，我清楚地记得，整装待发的全家五口人和为父亲送行的战友、邻居等了许久，姗姗来迟的是一辆送总政干部去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建军39周年联欢晚会的苏制吉普车。当汽车经新街口至西单由北向东拐上长安街驶向北京站时，我的脸紧紧地贴在车窗上，依依不舍地望着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那告别北京之时的长安街夜景，令我终生难忘。
1966年8月1日早晨，阳光明媚，当南下的火车跨过黄河铁桥时，父亲兴奋地指着窗外说：“快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黄河，也是我对黄河之滨的济南的第一印象。
上午9时，当火车缓缓驶入济南车站时，某军区政治部前来接站的几位干部已在月台上等候良久。我们的新家，被安排在南郊英雄山附近的军区宿舍大院一栋楼房的一层。
9月1日开学后，我在某大（济南）军区大院附近的经十一路小学上了三年级。全家人的生活与在北京时相比，似乎仅仅是更换了地点和环境，并渐渐失去了初来乍到的新鲜和好奇而已。
“福兮祸所伏”，老子的名言道出了人世间最朴素的辩证法。此时此刻，一场巨大的灾难正悄然向父亲袭来，然而，对此一切，朴实善良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却全然不知。
二 十年风雨坎坷求学路
1964…1974年，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恰恰整十年。在十年之中，除了“*”前在北京的两年平静而祥和，1966年8月之后的八年都是在不平静的风风雨雨之中度过的，若加上“*”后期在苏北公社卫生院两年的学医生涯，整整十年“*”的求学，都可谓在坎坷中一路走来。
在济南的求学生涯最初似乎十分平静。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毛泽东主席自1966年8月18日起连续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很快，由北京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席卷了全国。上千万“革命小将”的狂热，迅速将神州大地搅得混乱起来。我们这些稚气未脱、不谙世事的三年级小学生，也在一夜之间颇有些自豪地当上了“毛主席的红小兵”。仅仅一年后，我们这些刚刚跨入四年级的小学生，又在糊里糊涂之中集体变成了“红卫兵”：学校统一将“红小兵”袖章收去，在红布反面印上“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小学部 第一野战兵团”的字样发给我们佩带，但却明令禁止我们参与任何校外政治运动。因此，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仅仅是当年名不副实的“红卫兵小将”（这只见证了“*”历史的红卫兵袖章，4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作为纪念）。
1966年底的泉城，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196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广播里就传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这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仅仅几天之后，风暴首先从上海刮起：在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策划和指挥下，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时称“上海一月风暴”。以此发端，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造反派“夺权”浪潮。随着混乱局势的蔓延，我所在的济南经十一路小学也开始了所谓的“停课闹革命”。 2月3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夺了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的大权（史称“山东二·三夺权”），省会济南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对于“二·三夺权”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原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很快发布了新闻报道，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然而，此时主持军区机关报《前卫报》日常工作的父亲却并未随波逐流，反倒“冷眼旁观”了多日。常年在军委总政工作的他养成了凡事讲原则、组织纪律性强的稳健作风。对于“二·三夺权”这样关乎山东政局和军区部队稳定的大事，由于以徐向前元帅为首的“军委*领导小组”起初并未明确表态支持，父亲便以等待军委指示为由，压下了待发的有关“二·三夺权”的新闻稿。由于当时的《前卫报》是每周两期出版，等到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二·三夺权”有明确表态之后，他才决定补发关于“造反派夺权胜利和山东省革委会成立”的消息。此时，已将关于“二·三夺权”的报道扣压了将近一个星期。父亲此种趋同于“保皇派”的做法，自然引起了济南、乃至山东全省“革命造反派”们的强烈不满……父亲及我们一家人的厄运便从此降临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4）
就在此时，恰逢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谭震林等老帅们进行的“二月抗争”刚刚发生，并引发了从京城开始的揪斗“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行动。刚刚走马上任仅半年的父亲作为“黑干将”之一被勒令停职审查，开始软禁在家没日没夜地写检查。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记得那是1967年3月初一个寒冷的日子，母亲已去济南口腔医院上班，我们兄弟三人和父亲刚刚吃完早饭，突然一伙彪悍的造反派以“揪斗走资派”为名破门而入，当着我的面粗暴地将瘦弱的父亲打昏在地，随即开始了野蛮的抄家；他们用铁器撬开家中所有的箱柜，将所有“疑似问题”的东西装满了整整一麻袋，方才扬长而去。当我搀扶起父亲、用毛巾擦拭他头上流出的鲜血之时，胸膛里涌动着对眼前这场名为“文化革命”、实则政治*的强烈质疑和愤怒。
从这天起，被撤职之后的父亲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游街、批斗和无休止的“深刻检查”，自1968年起，先后被送往军区下属矿山和位于黄河入海口处的军马场劳动改造。十余年后，当花甲之年的父亲看了谢晋导演的反映“*”历史的电影《牧马人》之后，不禁感慨万端地对老战友说：“当年我也当过牧马人啊！”也正是从造反派抄家那天起，我们兄弟仨的身份在一夜之间，便由令人羡慕的高干子女变为另类的“黑帮子女”。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关于血统论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统称为“狗崽子”。在1975年底父亲*之前的九年间，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不仅在学校和社会上倍遭歧视和排挤，连行走在路上也不时遭到身后一些人的诲骂，甚至石块袭扰。
1970年的春节，是在严寒和全家准备大搬迁的苦闷氛围中黯然度过的。1969年底，父亲所在单位的上级党委，竟以“反对毛主席*战略部署”为罪名，对主管报社工作仅仅几个月的父亲做出了十分严厉的处分决定：“留党察看两年，本人行政级别由13级降为17级，作复员处理。”当时；全军尚无行政13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复员”之先例，为了实施其荒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