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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隆隆驶过山海关，秋风萧瑟，山河壮美，大家四处张望，家事国事，涌上心头。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在长城上空飘荡，我至今还记得当时那颇带悲凉的场面。
调研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农民根本不知我们是来自何方神圣，他们的生活更与我们的举动有何干系，但当时那张大家背衬长城的留影，我保留至今。那上面有我和傅亮、姚雪、张楠楠、王健、王灿、王敏、王明、郑易生、郑小五、郑红、张小彭、张小朋、刘建、刘成、陈重、郝洁、孙夏夏，还有一些人已叫不出名字来了。
四 “黑帮”子女的故事
“*”后期，下乡的朋友们相继返京。一天，我去位于呼家楼的傅家兄弟住处，傅亮告诉我，中办专案组通知他们可去秦城探望父亲，彭真要他们带些烟酒、衬衫和一套大字本的《资本论》。
我们到新华书店去买书，被售货员介绍到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售书处，“*”前这里是为高级干部提供内部书籍的地方，一些由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所谓内部读物，没有封面设计只印有书名，被称为白皮书。当我们提出买大字本《资本论》时，售货员说，那是给首长准备的，我们心想，的确是给首长准备的。
至于衬衫，由于要有布票才能买到。但傅亮他们都在内蒙古插队，别说布票，连工资也没有。我由于在工厂上班，所以有布票，但要将全国通用布票换成北京市的布票才可以使用。我记得换布票的地方在史家胡同，距“*”后于光远、还有乔冠华和章含之的住家不远。
那是个盛夏的中午，我们绕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好像叫北京棉布花纱部门之类的地方，兑换处是一个挺高的窗口，我们把全国布票和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开的布票兑换证明信递了上去，窗口上的人好像刚从瞌睡中醒来，边揉着眼睛边看信，然后，从高向下审视着我们，在把布票递出来的同时，还递出一句话：“你们都下乡去了吧。”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0）
再后来，傅家兄弟探监回来，我记不得是听谁讲述了大致过程。
他们是从沙滩的路边被一辆汽车接走的，来人是中办专案组的。汽车向北开了好久，最后通过一片庄稼地来到了秦城监狱。顺便说一句，建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建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属于秘密工程，所以外界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援建项目。
秦城监狱的大门会自动开启，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他们多年不见的父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在相互问候后，彭真说，他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并当着专案组的人表示，他是忠于毛主席的，就是把他烧成灰，他还是忠于毛主席。拿到《资本论》后对孩子们说，他自己在监狱里面读书，你们在外面读书，咱们来个竞赛。
至于带去的酒，都被打开瓶盖检查。好不容易买来的衬衫，却被撕掉了领子，据说，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后，我有一次见到傅亮，是在北京建国门赛特大厦附近，他正倚着一辆汽车像是在等人。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他递给我的名片上面印着“中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我问是做什么业务，他说主要是进出口钢轨，并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看。在此之前，我听说他曾去福建当过兵，后又去大学读书，再后来又自己开公司，总之经历十分丰富。
2006年7月，王汉斌和彭佩云这对副委员长夫妇的儿子王健不幸车祸遇难，我和他年龄相仿又是“*”好友。在八宝山公墓为王健举办的追悼会上遇到傅洋，我问他傅亮来了没有，他说傅亮现在澳洲，不然一定会来的。
在“*”那段特殊期间的朋友中，张楠楠是特殊的一位。其父张文松是彭真之妻张洁清的弟弟，也是“*”后的*部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当时住在美术馆附近东四大街一座大杂院里，这是父母被*囚禁，全家被扫地出门后，她与姐姐和弟弟的落脚之处。姐姐张燕霞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因家庭在“*”中突然变故，精神受到刺激，我就亲眼目睹过，她突然无端把家中大衣柜的镜子打破的情形。2009年2月，在张楠楠传给我她89岁老母亲、原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记述张燕霞的：“当时二女儿张燕霞在哈工大读书，被列为‘黑五类’，她不服气。在批判会上，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不举手。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线，她就反驳说，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不承认我们是‘三反分子’，也不和我们划清界线。那些‘造反派’就揪着她的头发从三楼拽到一楼，把她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她跑回北京，我们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家也被封了，她无家可归，就到过去熟悉的叔叔阿姨家去讨饭，阿曾同志（叶剑英原夫人）看着她可怜，就把她收留在家中。这时她已经有点神志不清、疯疯癫癫了。我的二女儿是个性格很刚烈的人，敢和整她的人硬顶，和他们辩论。她被整的很惨，吃了很多苦头，后来一病不起，白发人送黑发人，留给我们全家无尽的悲痛。”
张楠楠的弟弟小红才是个小学生，我曾带他去饭铺买包子吃。而年龄不过20岁的张楠楠，不仅要为父母的事情奔波，还要照顾姐姐和弟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1）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她忍辱负重，乐观从容，依然会和朋友们相互交流读书体会，依然喜欢用自制的小木箱冲印照片。有段时间，我曾是她那间小屋的常客，我从心里佩服她。然而，“*”后的20多年间，我少有她的音讯，只听说燕霞已因病过世，小红则去了美国留学，后留在那儿工作了。
物转星移，人世全非，但该见到的人是一定会见到的。大约是个冬季，我到中国大饭店开会，在通道里，远处迎面走来两位女士，端庄而优雅。其中一位有些面熟，没等我认出，她已疾步过来，一边说着我的名字，一边和我紧紧相拥，是张楠楠。
之后，我们时有联系，还一起吃饭谈天。一次我在整理旧照片时，发现有她的个照及我们大家的合影，就用电邮发给她并写道：“不知怎的，我竟找到这些照片。它使我想起30年前在美术馆一带，一个孤独而坚强的身影，行走在深冬的街头。”
张楠楠在回信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是我心中真正的朋友。我不知怎样表达感激之情，在我‘当年孤独而坚强的身影’后面，有像你一样真正无私帮助我的人，温暖我的心。我还记得我们一起谈屠格涅夫的小说，那些美好的回忆与情谊，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清晰、珍贵。”
我则回应说：“真正的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激’的，那段光阴其实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与情谊’，我以为，关键是如何做人及做人的价值观，尽管，当下人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姚宏是北京景山学校的高材生，有点像今天的“神童班”学生，小学的年龄已在上中学的课程。这所学校当时是北京市的教学试点，校长是着名的教育家敢峰，他写的那本《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曾风靡京城。
景山学校与我所在的六十五中隔墙相望，因此“*”中我曾和姚宏一起编辑油印小报，很聊得来。其姐姚雪是北京着名的师大女附中高中生。姐弟俩的父亲叫姚溱，是“*”前的*副部长，同胡乔木、田家英、许立群、熊复等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据说还是撰写《*》的反修小组成员和“二月提纲”的起草人之一，因此，“*”开始首当其冲被冲击，从沙滩住家被迫跳楼自杀。遗书在一只鞋子中找到，里面有200元钱和两块手表，这就是当时一位部长的全部家当。
姚雪、姚宏分别去了内蒙古牧区和农区插队。一次，姚宏患伤寒回京治病，曾在我的一机床宿舍小住，后又去了上海亲戚家继续养病。当时市面上有许多自由出版的小报，其中也有我参与编辑出版的《教育要革命》等。
顺便说一句。近年流传的，在“*”中北京知青缅甸来信的作者张育海，当时我们在一起办了张名为《只把春来报》的小报，从写稿、编辑、印刷到沿街叫卖都要亲历亲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个夏季傍晚，这位北京四中高材生蹬着平板车，我在后面推，把纸拉到东四一家街道工厂去印报的情形。
1968年秋季，毛泽东曾身着军装，亲自接见缅共领导人，《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介绍缅共的斗争业绩。不久，张育海就去了缅甸打游击，后牺牲在那里。其间，他的战友曾回过北京，向我们介绍在德钦丹东和德钦巴登顶等缅共领导人指挥下，他们的作战生活，还展示了从缅甸政府军，被他们称之为老缅那里缴获来的手表、罐头、纱笼等。那时，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心中的格瓦拉。我至今还保存着张育海写自缅甸那封信件的手抄本。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12）
听说，今天还有许多人收藏着“*”期间出版的各种小报。当年，这些小报我和姚宏经常买来看，并分别把各自在北京和上海看过的报纸寄给对方。后来，当我得知北京女二中的桑敬民被分配在京沪线上当列车员，就通过她为我和姚宏传递报纸。记得第一次请她帮忙时，我给姚宏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此人不错，可以一聊”。谁知，他们两位就真聊了起来，一直聊到谈情说爱，一直聊到成家立业。
如今，桑敬民已从北京工业大学教师的岗位退休，还时常外出讲学，继续诲人不倦，并出版了她撰写的《华夏传统文明教程》一书。而姚宏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先在着名的同仁医院任副院长、在北京卫生局医疗处当处长，后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做司长，是我国在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型领导人物。
记得“*”后不久，一次我到姚宏原先的住处史家胡同八号去玩，我见到了姚宏的母亲韩静，尽管她也曾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可看上去身体挺好，当时好像在中国社科院做干部人事局局长。
于光远也住在这个大院里，我和姚宏还去他家坐了一会儿，于老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屋子中间支放着一块小黑板，上面还有于老用粉笔写的算术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在上面信手写下。2002年，我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主持海峡两岸民营企业研讨会时，请了于老与会，我还和他聊起了此事。
工作多年来，我和姚宏各忙各的，偶尔一起携家外出郊游，或相互串串门儿。2002年，姚宏赴台湾访问途经香港，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他乡遇故知，我们俩在我的住处一直聊到深夜。“*”经历自然是我们聊的一个话题，我记得他表示，若没有“*”，若他没有下乡，他绝没想到中国老百姓生活得那么苦，做事那么难。这也是后来他在工作岗位上始终殚精竭虑，严以律己的重要缘由。
往事并不如烟，当晚他吸烟留下的烟蒂，在我的书桌上竟堆成座小山。至于姚雪，她在*中央组织部当局长，做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兢兢业业，为人师表。
五 到云南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时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三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说：“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就这样，全国总共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浩浩荡荡送到农村去。其实，当时的真实原因，却是因“*”造成国民经济停滞，城市中已不可能安排积压下来的大批学生了。
发端于这场遣散城镇剩余劳动力的运动，几乎涉及全国所有城镇家庭，一直到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举行才告结束，但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出一场人间悲剧，留下的后遗症很长时间未能消弭。
“*”后，有人将这场运动归结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它不仅加剧了“*”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大批年轻人荒废学业，失去了接受较高文化教育的黄金时光。同时，还给国家、农民和知青家长增加了负担，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为安置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