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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心话，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这种体制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由此对一切国家干预，包括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对。在经济学中，我是市场经济的坚定“粉丝”，甚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自居。我也深知，凯恩斯并没有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国策，他的国家干预只是在经济遇到极大困难时的一种应急措施。问题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称为“主义者”，多半是某位伟人思想的歪曲者）把这种应急措施长期化、普遍化了。因此，要埋葬的不是凯恩斯本人的思想而是那些“主义者”的发展，即凯恩斯主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2）
就我的愿望而言也是希望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希望没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粗暴干预。又是调整财政政策，又是调整货币政策，调来调去，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我也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甚至这样说说都有点痴人说梦。决定这世界运行的既不是人民大众，也不是那些天真的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之所以不仅埋葬不了，反而还会发扬光大，就在于它迎合了某些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需要。凯恩斯本人也是官员。
国家干预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掌握国家命运的官员都是精英，尽管他们有时也自称是“小老百姓”，但骨子里他们却是以精英自居的。凯恩斯出身于贵族世家，从来没有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他的国家干预隐含的前提是“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剑桥市的一条街，这里住的都是政府官员与上层人士。哈韦路假设是指这里住的人既有为社会之心，又有治国之能力。由这样的人去干预经济，在经济危机时自然能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承认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就是承认由精英官员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所以，政府官员是不愿意承认市场机制的完善性的，即使在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之作用时，也总是强调它如何有缺陷，必须由政府官员来干预。这就是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已被证明为蠢事的干预经济勾当的深层次原因。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正是由于它迎合了某些官员这种有意无意，习惯成自然的心态。
从现实的政治来看，任何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无论哪一种政治体制下，官员都在追求业绩，希望自己在当政时期有良好的政绩，留下好官的名声。这种名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状况。所以，平时都希望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在经济危机时，就更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抢救经济，而不管长期的后果如何。这就像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病人，而不管留下什么后遗症一样。当然，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官员关心社会稳定，经济出了问题，社会动荡，官员当然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政府这种干预经济的想法和做法也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群众都希望经济繁荣，从而使自己生活富裕而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而且大多数群众也是“近视”，只管现在过得好，哪管以后洪水滔天。尤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受冲击最大的是平民百姓。他们希望早日摆脱困境，但自己又无能力，只好寄希望于政府。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在经济危机时采用各种措施，无论以后会有什么恶果，只要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欢迎。反对者只有哪些信仰自由主义的少数人。能认识到国家干预恶果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批判也只能淹没在群众叫好声的汪洋大海中。
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采取了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能说没有成就，但也留下了恶果。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了美国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格林斯潘刺激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起源。尽管如此，但国家干预由于有精英官员与无知公众的支持，仍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以后遇到经济危机时，还会不断登台亮相。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功，但主张国家干预是过。不过罪不在他。国家干预是有深刻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没有凯恩斯也会有其他“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对社会是有益的，但想埋葬凯恩斯主义就太天真了。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合理的”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正确，而是说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凯恩斯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存在的”。
经济学家要学胡适
我一向敬佩胡适先生。这不仅是由于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由于他对中国文化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且还由于他的独立人格和他对政府的态度。
胡适是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从本质上是与国民党的专制对抗的。但他绝不是革命者，企图用暴力推翻这个政权。他不反体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现存体制和政府的帮手，甚至帮凶，当“抬轿派”。他对蒋氏政权的种种专制行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化。足以体现他这种立场的是他没有组建，甚至参与任何以反政府为目的的政党、组织，也没有在政府中当官（仅当过四年驻美大使也是出于抗日的目的，至于当北大校长，当年并没有“副部级”的级别，不算什么官），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身份和独立人格。今天，经济学家受到民众批评，成为“千夫指”，根本原因还不在于他们水平低，而在于缺乏胡适的这种态度。
胡适这种态度的基本立场是不反政府、不反体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无论它好与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这种合理的存在必将引起社会*。无论动机有多善良，社会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革命之后，由于社会基础没有变，代替旧政权的新政权，并不一定比旧政权好，也许由新贵代替旧贵，比旧政权更坏。社会进步在于渐进，革命的结果不一定是进步，有时还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体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只能在稳定中进步。这种进步才会造福于社会和民众。
中国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产生了种种问题。但这是社会进步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对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我一直心存疑虑，但仔细一想，这也是必然的。从政府完全控制的计划经济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能吗？有这个政府主导的阶段，逐渐放开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才会有以后更自由的经济。三十年的改革经济证明，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中央集权存在了几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改革，造成整个社会不适应，岂不要天下大乱吗？大乱之后并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欲速则不达”。因此，作为经济学家，不应该沉醉于那些自由主义的空谈中，还应该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政府提出的改革总体方针，我们应该持支持的态度。反对政府的总方针是无利于社会进步的。尤其是不能由于改革中的各种问题，而否认改革的总方向。
当然，支持政府的改革总方针，并不等于以“歌德”为主，对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赞歌，甘当“抬轿派”。这次经济困难中，经济学家受到指责，就是因为他们抬轿抬得太过分了。一味地歌功颂德，预言中国前途一片光明大好，会以１0％以上的增长率再持续增长二十至三十年，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而且，无视经济增长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是批评而不是歌颂。胡适的一生贯穿了对国民党专制的批评，有时甚至是很强烈的抨击。经济学家也不能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称其高明、伟大，而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进行批评。这种批评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但如果政府以诚恳的态度去听，总会得到启发，有所改进。即使他们批评的不全对，让他们说出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年蒋政权在大陆崩溃，不在于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而在于它没有听这些批评，甚至压制这种批评。文人的话不是皇帝的“金口玉言”，没有“一言兴邦，一言灭邦”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一向缺乏批评意识。这里有体制和传统的原因，但重要的一点还是知识分子有把自己的知识当商品卖，总想用知识换名利的想法。“缺钙”的原因还在于自己的“基因”。胡适20世纪50年代初流落美国，生活相当艰难，但他仍没有改变过去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没有想到用自己的知识和地位去换取荣华富贵，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何况现在的经济学家还没有穷到当年胡适的地步。
这次经济困难，国内经济学家，尤其号称“主流”的经济学家受到指责，正在于他们缺乏这种知识分子应有的批评精神。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他们坚持中国一枝独秀的观点。这就使政府失去了及时调整政策的机会。其实国外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拐点论”，预言了中国在高速增长后会有一个向下的拐点，但被国内的经济学家斥之为“中国崩溃论”，还给予驳斥。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经济危机出现了。此后，政府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政策，出台了4万亿的支出计划。对此也是一片赞扬声，而忘却了这种刺激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只要政府做好，就是好的，这似乎成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他们被大众称为“抬轿派”。抬了轿子固然可以换得名利，但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来抬轿，轿子到了悬崖边上没人提醒，危险必然发生。做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不破坏轿子，不把轿子往悬崖下推，也不抬轿子，但随时提醒轿子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破坏轿子和抬轿子，所做的事完全相反，但结果往往是相同的——使轿子颠覆。
现在的经济学家中，想把轿子推下悬崖的人不多，但他们所说话也并非不可听。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恐怕属于这一类，但他们指出的轿子行进中的许多困难，尽管有所夸大，也不完全正确，但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属于抬轿派。真正的“提醒派”现在则太少了。我提倡经济学家学胡适，就是希望经济学家当“提醒派”，而且要尖锐一些。只要不以名利为目的，学习胡适的态度还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向胡适学，关键还在于个人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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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缺钙
智库又称思想库（thinktank），是独立于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中国的决策走向科学化和*化，智库的作用不可缺。据中国自己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有两千多个，甚至超过美国的1777家；而据美国的统计，中国的智库机构仅74家。不过智库的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智库的质量。
美国的智库所起的作用是中国的智库远远赶不上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智库严重缺钙，即缺乏独立性，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缺钙首先是缺钱，不能养活自己。接受政府的拨款就要听政府的话，为政府服务；接受洋人资助的，不敢得罪洋人；靠地方政府和企业养活的，则要为它们服务。“拿人家的手短”，经济上没有独立性，学术上就没有独立性。当然，这种有人养的智库也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有自己用财政养活的智库，研究制定政策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有多大，货币乘数有多少。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智库，研究企业决策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是否与另一企业合并或是否进行某项投资。这些智库虽然也为出资者服务，但学术上坚持实事求是，不迎合部分领导的意图。研究什么是由出资者定的，但结论不是来自出资者。
一个社会要有多种声音，民间的智库同样必要。民间智库在研究的内容和结论上都要有独立性，可以与政府的智库唱对台戏。这些智库可以由各种基金会养活。现在不少人把捐助理解为扶贫，资助希望工程或帮助穷人解决一些问题。这是一种误解，比扶贫更重要的是资助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智库就是其中之一，基金会出钱，但对智库研究什么，得出什么结论并不管，智库就可以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智库之间也可以展开竞争，优者能得到基金会的资助，生存下去并求得发展，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