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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迪厚：《司徒雷登传》，原载于香港《南北极》月刊1976年6、7、8月号。
（2）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3）包贵思：《司徒雷登博士传略》（冰心译）。原载《燕大友声》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4）同上。
（5）同（1）。
（6）同（2）。
（7）（8）（9）同上。
（10）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1）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晚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2）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3）同（10）。
（14）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16）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7）同（1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1）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傅泾波（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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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历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在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李大钊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4）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5）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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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就好像专门阐释基督教义一般。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傅泾波曾经这样叙述司徒雷登给他的印象：“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了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我从未随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6）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8）
自此，傅泾波“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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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长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傅泾波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据现有的资料还不好定论，不过这个过程与傅泾波关联甚深则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傅泾波的身份颇为尴尬：他从来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职员，与其说他在为燕京大学工作，倒不如说他在为司徒雷登工作更为贴切。这大概也是关于他资料甚少的一个原因之一。。 最好的txt下载网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3）
这个问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教务长的时期还不算大，虽然“司徒雷登早就了解燕大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对傅抱有成见，不欢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务”，（9）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位置和威望，傅泾波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时候，如何安排傅泾波则成了难题：他此时更加需要傅泾波的帮助，但是根据安全守则，傅泾波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不能居身使馆之内。不过他们之间这种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谊得到了马歇尔的理解，最后还是马歇尔给傅泾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的头衔，让傅泾波可以跻身美国大使馆内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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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大使生涯让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随行他的，还有傅泾波一家人。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经有很多次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因此还受到一些人的猜疑。现在，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司徒雷登在美国中风以后，傅泾波，这个中国王公的后代，像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爷爷）’……”“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10）
至于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由司徒雷登的学生徐英关于司徒过生日的一个回忆推测出来：“过生日时，司徒本人并不紧张。他坐在一张红绒椅子上接见来宾。那时他行动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机行走，上下楼梯时，全是由傅泾波扶持。他每天食量甚微，但样数不少，而且用刀用叉也不马虎，傅泾波夫妇像侍奉亲人一样奉养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尽心尽力。他的寝室和傅泾波的相连，并有一门相通，二人同起同睡，他可以充分安适地静养。”（11）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临终之前，他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12）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嘱托，傅泾波曾多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馆陈述司徒雷登的遗愿。1986年，他找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托韩将两封信带回国转交有关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写给邓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遗愿。（13）2005年三月份，曾经在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的国仲元（国先生因为花瓶归还一事与傅泾波相识相交，并且与傅家保持联系至今）先生回国，跟我谈起他和傅泾波的交往时说到：“他对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体现，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君子之风，在现在不容易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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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一生的经历极其复杂，各个时期不同营垒的政坛重要人物，包括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中共、汪伪政权等等他都有过来往。这让他成了研究近代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1986年3月，中国社科院委托何迪前往华盛顿帮助傅泾波整理他的口述历史。傅泾波再次把司徒雷登推向了台前，他说自己的一生没什么好讲的，它已经和司徒的一生紧紧地连在一起，当叙述完司徒的历史活动后，自己也就隐没其中了。于是，何迪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把他的口述历史题名为《我与司徒雷登》。（14）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口述历史最终并没有完成。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关于傅泾波的资料保留下来的极少极少，这